孔子評議

  （上）

  天下論孔子者，約分兩端：一謂今日風俗、人心之壞，學問之無進化，謂孔子為之厲階83；一謂欲正人心、端風俗、勵學問，非人人崇拜孔子，無以收拾末流。此皆瞽說84也。國人為善為惡，當反求之自身，孔子未嘗設保險公司，豈能替我負此重大之責？

  國人不自樹立，一一推委孔子，祈禱大成至聖之默祐，是謂惰性；不知孔子無此權力，爭相勸進，奉為素王，是謂大愚。

  孔子當春秋季世，雖稱顯學，不過九家之一。主張君權於七十二諸侯，復非世卿，倡均富，掃清階級制度之弊，為平民所喜悅。故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此種勢力，全由學說主張，足動當時上下之聽。有與之分庭抗禮、同為天下仰望者，墨翟是也。有詆其道不足救國而沮之者，齊之晏嬰、楚之子西及陳蔡大夫是也。所以孔子只能謂之顯學，不得稱以素王。其後弟子眾多，尊崇其師，賢於堯舜。復得子夏教授西河，為魏文侯師。子貢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孔門學術，賴以發揚。然在社會，猶一部分之勢力而已。至秦始皇摧殘學術，愚弄黔首，儒宗亦在坑焚之列。孔子弟子，善於革命，魯諸儒遂持孔氏之禮器，往奔陳涉，此蓋以王者受命之符，運動陳王，堅其揭竿之志。遠孫孔鮒，且為陳涉博士，與之俱死。劉季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項羽授首，魯竟不下，薦紳先生大張弦誦之聲。漢高祖震於儒家之威，鑒秦始覆轍，不敢再溺儒冠，祠孔子以太牢，博其歡心，是為孔子身後第一次享受冷牛肉之大禮。漢武當國，擴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術，欲蔽塞天下之聰明才志，不如專崇一說，以滅他說。於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利用孔子為傀儡，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時則有趙綰、王臧、田蚡、董仲舒、胡毋生、高堂生、韓嬰、伏生、轅固生、申培公之徒，為之倡籌安會。中國一切風俗、人心、學問、過去、未來之責任，堆積孔子之兩肩。全國上下，方且日日敗壞風俗、斫喪人心、腐朽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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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三項退化，至兩漢以後，當嘆觀止矣。而曹丕之尊孔，實較漢武有加。其詔曰：

  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泗洙之上，淒淒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尊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

  更以孔羨為宗聖侯，修舊廟，置吏卒，廣宮室，以居學者。

  不知漢高帝、武帝、魏文帝，皆傀儡孔子，所謂尊孔，滑稽之尊孔也。典禮愈隆，表揚愈烈，國家之風俗、人心、學問愈見退落。孔子不可復生，安得嚴詞拒絕此崇禮報功之盛德耶？就社會心理言之，昔之丈夫、女子延頸舉踵而望者，七十子之徒尊崇發揚者，已屬過去之事。國人惟冥行於滑稽尊孔之彀中85，八股試帖，儼然衣缽，久而又久，遂成習慣。有人詆此滑稽尊孔者，且群起斥為大逆不道。公羊家接踵，讖說坌起，演成種種神秘奇談：身在泰山，目能辨吳門之馬，飲德能及百觚，手扛國門之關，足躡郊坰之虎，生則黑帝感召，葬則泗水卻流。未來之事，遺於讖書；春秋之筆，絕於獲麟；幾若天地受其指，鬼神為之使令，使人疑孔子為三頭六臂之神體！公羊家之邪說，實求合滑稽尊孔者之用心。故歷代民賊，遂皆負之而趨矣。乃憂時之士，猶思繼續演此滑稽之劇，挽救人心。豈知人心、風俗即崩離於此乎？

  中國二千餘年尊孔之大秘密，既揭破無餘，然後推論孔子以何因緣被彼野心家所利用，甘作滑稽之傀儡，是不能不歸咎孔子之自身矣。試分舉之。

  一、孔子尊君權漫無限制，易演成獨夫專制之弊。君主獨裁，若無範圍限制其行動，勢將如虎傅翼，擇人而食。故中國言君權，設有二種限制：一曰天，一曰法。人君善惡，天為賞罰，雖有強權，不敢肆虐，此墨家之說也。國君行動，以法為軌：君之賢否，無關治亂；法之有無，乃定安危。此法家之說也。前說近於宗教，後說近於法治，皆裁抑君主，使無高出國家之上。孔子之君權論，無此二種限制，「君猶天也，民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尚書·大傳》孔子對子張語）。以君象天，名曰「天王」，又曰「帝者，天稱也」，又曰「天子者，繼天理物，改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萬民」，皆以君與天為一體，較墨翟以天制君者絕異，所以不能維持天子之道德。言人治不言法治，故是堯非桀，嘆人才之難得。論舜治天下，由於五臣，武王治天下，由於十臣，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孝經》《論語》之大義微言，莫不主張人治。荀子言，有治君，無治國，有治人，無治法，即師承孔子人治之義，彰明較著以言之也，較管、商、韓非「以法制君」，又迥然不同，所以不能監督天子之行動。天子既超乎法律、道德之外，勢將行動自由，漫無限制，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諸空論，果假何種勢力，迫天子以不得不遵？孟子鑒及此弊，闡明君與國之關係，論「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於是棄孔子之君治，以言法治，謂「先王之法，猶五音之六律，方圓之規矩，雖有堯舜，舍法取人，不能平治天下」，其言「得乎丘民為天子」「舜禹踐位，亦由民之謳歌」，非孔子所敢言也。

  二、孔子講學不許問難，易演成思想專制之弊。諸子並立，各思以說易天下，孔子弟子受外界激刺，對於儒家學術不無懷疑，時起問難。孔子以先覺之聖，不為反覆辨析是非，惟峻詞拒絕其問。此不僅壅塞後學思想，即儒家自身學術，亦難闡發。蓋真理以辯論而明，學術由競爭而進也。宰我晝寢，習於道家之守靜也，則斥為朽木；樊遲請學稼圃，習於農家並耕之義也，則詆為小人；子路問鬼神與死，習於墨家明鬼之論也，則以事人與知生拒絕之；宰我以三年之喪為久，此亦習於節葬之說也，則責其不仁。宰我、樊遲、子路之被呵斥，不敢申辯，猶曰此陳述異端邪說也。乃孟懿子問孝，告以無違，孟懿子不達，不敢復問，而請於樊遲；樊遲問仁智，告以愛人知人，樊遲未達，不敢復問，而請於子夏；孔子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門人未達，不敢直接問孔子，而間接問曾子。師徒受授，几杖森嚴，至禁弟子發言，因此陳亢疑其故守秘密，詢異聞於伯魚。一門之中，有信仰而無懷疑，有教授而無質問。王充《論衡》曰：「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為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為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皋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極而深切，觸而著明也。」（見《問孔》篇）王充責七十子不能極問，不知孔子不許極問也。少正卯以大夫講學於魯，孔子之門，三盈三虛，不去者惟顏回，昔日威嚴，幾於掃地。故為大司寇僅七日，即誅少正卯，三日屍於朝，示威弟子，子貢諸人為之皇恐不安。因爭教而起殺機，是誠專制之尤者矣！至於叩原壤之脛，拒孺悲而歌，猶屬尋常之事也。

  三、孔子少絕對之主張，易為人所藉口孔子聖之時者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其立身行道，皆抱定一「時」

  字，教授門徒，亦因時因地而異。韓昌黎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夫孔墨言行大悖，豈能相用？蓋因孔子講學無絕對主張。

  言節用愛眾，頗近墨家節用兼愛之說。雖不答鬼神之問，又嘗言祭鬼祭神，頗近明鬼之說；雖與道家背馳，亦稱不言之教，無為之治；不談軍旅，又言教民即戎；主張省刑，又言重罰；提倡忠君，又言不必死節；不答農圃，又善禹稷躬稼。此講學之態度，極不明了也。門人如子夏、子游、曾子、子張、孟子、荀卿，群相非謗，各以為聖人之言。豈非態度不明之故，釀成弟子之爭端耶？至於生平行事，尤無一定目的。殺身成仁，僅有空論。桓魋一旦見陵，則微服而過宋；窮於陳、蔡，十日不食，子路享豚，褫人衣以沽酒，則不問由來而飲食之；魯哀迎饗，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沽酒不飲，從大夫之後，不敢徒行，視陳宋之時，迥若兩人。求如宗教家以身殉道，墨家赴湯蹈火，死不旋踵，商鞅、韓非殺身行學，皆不可得，美其名曰中行，其實滑頭主義耳。騎牆主義耳！胇肹見召而欲往，南子請見而不拒，此以行道為前提，小德不踰閑，大德出入可也。後世暴君假口於救國保民，污辱天下之名節，皆持是義。

  四、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謀食，易入民賊牢籠「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是為儒門安身立命第一格言。孔門之學，在於《六經》。《六經》乃先王治國政典，管子謂之「六家」，君與民所共守也（見《山權數》篇）。孔子贊《易》，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遂有儒家之六藝。孔子嘗執此考察列國風俗政教，其言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

  孔子因此明於列國政教，故陳說「六藝」，干七十二君。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六藝」者，孔子之質也，亦孔子之政見書也。孔子嘗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

  以干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見《莊子·天運》篇）是孔子雖干說諸侯，一君無所鉤用。昔言祿在其中，已失效驗，憂貧之事，其何可免？既不屑偶耕，又不能捆屨織席，不能執守圉之器以待寇，不能制飛鳶車轄以取食。

  三千弟子中，求如子貢之貨殖，顏回之躬耕，蓋不多見。然子貢常相魯衛，遊說列邦，不專心於貨殖，顏回且說齊君以堯舜、黃帝之道，而求顯達，其志亦非安於陋巷簞瓢，鼓琴自娛者矣。儒家生計，全陷入危險之地，三月無君，又焉得不皇皇耶？夫孔子或志在救民，心存利物，決非薰心祿餌，竦肩權貴，席不暇暖，尚可為之原恕。惟流弊所趨，必演成嘩世取寵、捐廉棄恥之風俗。李斯鑑於食鼠竊粟，遂惡卑賤而悲窮困，魯諸生各得五百斤金，因尊叔孫通為聖人。彼去聖人之世猶未遠也，貪鄙齷齪，已至於此，每況愈下，抑可知矣！

  以上四事，僅述野心家利用孔子之缺點，言其學術，猶待下篇。

  （下）

  中國古今學術之概括，有儒者之學，有九家之學，有域外之學。儒者，孔子集其大成。九家者，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各思以學易天下，而不相通。域外之學，則印度之佛，皙人物質及精神之科學，所以發揮增益吾學術者。三者混成，是為國學。印度、歐洲，土宇雖遠，國人一治其學，螟蛉之子，祝其類我，佛教之發揚於中國，已有明證。西土文明，吾方萌動，未來之演進，豈有窮期！以東方之古文明，與西土之新思想，行正式結婚禮，神州國學，規模愈宏。愚所祈禱，固不足為今之董仲舒道。何也？今之董仲舒，欲以孔子一家學術代表中國過去、未來之文明也。

  以孔子統一古之文明，則老、莊、楊、墨、管、晏、申、韓、長沮、桀溺、許行、吳慮，必群起否認，開會反對。以孔子網羅今之文明，則印度、歐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風馬牛不相及。閉戶時代之董仲舒，用強權手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關時代之董仲舒，用牢籠手段，附會百家，歸宗孔氏。其悖於名實，摧沮學術之進化，則一而已矣。漢武帝以來，二千有餘歲，治學術者，除王充、嵇叔夜、金正希、李卓吾數君子而外，冠圜履句，多抱孔子萬能之思想。謂孔子稱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見《列子·仲尼》篇）乃與佛教精神相往來；《禮運》言大同之世，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符於世界未來之文化。此種理論，是否合於事實，非愚所敢武斷。即令近代文物，孔子皆能前知，發為預言，遂使遠方學術，一一納諸鄒魯薦紳先生之門，漢武帝復生，亦難從事於斯矣。聖哲之心理雖同，神明之嬗進無限。孔子自有可尊崇者在，國人正無須如八股家之作截搭題，以牽引傅會今日學術，徒失儒家之本義耳。

  尊孔子者又以古代文明，創自孔子，即古文奇字，亦出諸仲尼之手。沮誦、倉頡，失其功用（近儒廖平之學說）。夫文化由人群公同煥發，睿思幽渺，靈耀精光，非一時一人之力所能備；文字為一切文化之結晶，尤難專功於一人。故西方言希臘、羅馬文字者，不詳始作之人。中國文字，亦復如是。故學者言文字起源，其說不一：有謂始於庖犧者（許慎《說文解字》序）；有謂始於容成氏、大庭氏者（《莊子》云：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有謂始於無懷氏以前者（《管子·封禪》篇）；有謂始於倉頡者（《鶡冠子》《呂氏春秋》皆言之）。而荀子則曰：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此言古人作書者眾，不過倉頡集其大成，所以獨傳。人文孟晉，決非一代一人能奏功效。文字創造，歸美倉頡，猶且不可，況倉頡二千年後之孔子乎？周之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周秦諸子皆受保氏之教，孔子因此精於《六書》。試舉許氏《說文解字》所引孔子之說證列於左：王 孔子曰：一貫三為王。

  士 孔子曰：推一合十為士。

  璠 孔子曰：美哉璠與，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

  一則理勝，二則學勝。

  羊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

  貉 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

  烏 孔子曰：烏，於呼也。

  幾 孔子曰：人在下，故詰詘。

  犬 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狗 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

  《六書》綱要，在形、聲、訓三者。孔子解字，皆能得其本原。愚謂尊孔子者，與其奉以創造文字之虛名，無寧揚其精深《六書》之實德。為政之道，先以正名。鄭氏注曰：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文字為一國文明之符號，欲政治修明，必先正其文字。孔子深於文字之學，知其關係人民甚切也。周室衰微，保氏失教，列國並起，文字錯亂，實以中國文字，本不統一。一代有一代之文，各國有各國之文，學者不便，莫甚於此。其後大儒李斯相秦，統一文字，以行孔子正名之說。中國文字統一，孔子倡之，而李斯行之，誠不能不拜儒者之嘉賜矣。

  古代學術，胚胎既早，流派亦歧。不僅創造文字，不必歸功孔子，即各家之學，亦無須定尊於一人。孔子之學只能謂為儒家一家之學，必不可稱以中國一國之學。蓋孔學與國學絕然不同，非孔學之小，實國學範圍之大也。朕即國家之思想，不可施於政治，尤不可施於學術。三代文物，炳然大觀，豈一人所能統治？

  以列國之時言之，孔子之學與諸子之學，門戶迥異。讀周秦典籍者，類能知之。班固《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

  各家發源不同，學說主張因以絕異。儒家游文於《六經》，干說諸侯，以此為質；而道家則以《六經》為先王陳跡，不合當世採用；法家亦謂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必致削亡之禍；墨家則不遵孔子刪訂之六經，而別立《六經》。此異於孔子者一也。儒家留意於仁義之際，而道家則曰大道廢，有仁義，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又曰為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法家則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此異於孔子者二也。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而法家則以為伊尹無變殷，太公無變周，則湯武不王；管仲無易齊，郭偃無更晉，則桓文不霸；墨家亦曰：所謂古者，皆嘗新矣；道家亦曰：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貴同而貴治（道家以上古之世為至德，而又不重守古，此其說似相矛盾）；保守主義終不能戰勝進化主義，故荀子亦不法先王，而法後王。此異於孔子者三也。儒家慎終追遠，厚葬久喪，而墨家則主張三月之喪、三寸之槨；道家則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螻蟻何親？烏鳶何疏？皆言薄葬短喪。此異於孔子者四也。儒家樂天順命，以法自然，此近於道家之無為，而悖於墨家之非命。

  墨家之言曰：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又曰：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法家亦言自然，其重在勢；道家之言自然，其重在理，與儒家言自然重在天者，稍有不同。此異於孔子者五也。儒家分大人之事、小人之事，不注重農圃。而道家、農家均貴自食其力，上可以逍遙物外，保全廉恥，不為卿相之祿所誘；下可以仰事俯畜，免於饑寒，不為失業之遊民。許行且倡君臣並耕，禁倉廩府庫以自養，舒其平等偉大之精神。法家亦重墾令，貴耕稼，惡談說智能。此異於孔子者六也。儒家不尚物質，重視形而上之道，賤視形而下之器；而兵家重技巧，以為攻戰守備之用；墨家長於制器，手不離規矩，刻木為鳶，飛三日而不集；斫三寸之木，以為車轄，而引五十石之重；司空之教，賴以不墜。此異於孔子者七也。以上七事，僅舉其大者。各家學術，皆有統系，綱目既殊，支派亦分，不同之點，何可勝道！莊子所謂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當時思想之盛，文教之隆，即由各派分塗，風猋雲疾，競爭紛起，應辯相持，故孔子不得稱為素王，只能謂之顯學。

  證以事實，孔子固不得稱素王。若論孔子宏願，則不在素王，而在真王。蓋孔子弟子，皆抱有帝王思想也。儒家規模宏遠，欲統一當代之學術，更思統一當代之政治。彼之學術，所以運用政治者，無乎不備。几杖之間，以南面事業推許弟子。《說苑》曰：「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鹽鐵論》曰：「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是孔子弟子，上可為天子諸侯，下可為卿相。孔子亦自言：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又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此明以文王自任，志在行道，改良政治，非若野心家之囊橐天下，故干說七十二君，而不以為卑；應公山弗擾之召，而不嫌其叛？後人處專制時代，不敢公言南面之志，或尊為素王，或許以王佐，豈非厚誣孔子？孔子以後，有二大儒：一曰孟子，一曰荀子。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又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荀子嘗自謂德若堯、禹，宜為帝王；遺言余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可見孟、荀二巨子，均以帝王自負。列國之君，因疑孔子有革命之野心，不敢鉤用。觀《史記·孔子世家》所載：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

  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王天下。孔子之志，孟子已言之。

  令尹子西有見於此，遂沮書社之封。儒家革命思想，非徒托諸空言，且行之事實。如田常篡齊，子貢、宰我頗涉謀亂之嫌疑。

  《史記·弟子列傳》：「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墨子·非儒篇》言：「孔子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則田常之謀齊，宰我、子貢均為謀主。」《莊子·盜跖篇》言：「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胠篋篇》言：「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並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察莊子之言，是孔子亦與聞其事矣。墨子又言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俚亂乎衛，陽虎亂乎齊，胇肸以中牟叛，漆雕形殘。莊子又言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由諸家所說，子貢、宰我、陽虎、胇肸、漆雕開，皆欲據土壤，以施其治平之學。此處於專制積威之下，不得已而出此。湯武革命，一以七十里，一以百里，天下稱道其仁。儒家用心，較湯武尤苦，而誅殘賊、救百姓之績，為湯武所不逮，以列國之君，罪浮於桀、紂也。

  墨翟、莊周不明此義，竟以亂黨之名詞誣孔門師弟，千載以後，遂無人敢道孔子革命之事。微言大義，湮沒不彰。愚誠冒昧，敢為闡發，使國人知獨夫民賊利用孔子。實大悖孔子之精神。孔子宏願，誠欲統一學術，統一政治，不料為獨夫民賊作百世之傀儡，惜哉！

  （原載《新青年》第一卷第六號、第二卷第一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