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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變遷

2024-10-05 15:50:47 作者: 魯迅 陳獨秀 李大釗等

  政治本由理想產出。理想者為事實所感召,立之以綱維時會之遷流者也。必有新理想導之於先,乃有新政治實現於後。國人局於現象,鑒吾國政治狀況,大似歐洲十八世紀之初。凡所論列,多摭拾81十八世紀以前之學說,以津津自憙。如天賦人權、小己主義、放任主義,早為西人所唾棄者,尚嘖嘖稱道,自詡新奇。殊不知政治進化,非同機械;發達變遷,均為有意識之動作。凡他國由枉道而得之利益,吾可由直道而得之。他國幾經試驗,由失敗而始得成功者,吾為後進之國,自應採取其成功之道,不必再經其失敗之途。由此以推,則凡先進國迴環頓挫,歷數世紀始獲得之進步,後進國可尋得捷徑,而於一世紀之中追及之。然則述西人政治思想之變遷,以為吾國政治思想變遷之引導,誠為今日之急務焉。茲略舉數事如左:一、國家觀念之變遷

  古代人民思想,均以國家為人生之歸宿。故希臘羅馬及前代之倭人,莫不以國家為人類生活之最高目的。人民權利,皆極端供國家之犧牲。至唱人權、放任、小己之說者起,乃一變其說,謂國家權力,與人民權利,絕不相容;且有謂政府之存在,徒因人類之有罪惡;罪惡一去,政府斯亡,乃至十八世紀以後,新國家主義日益發明,如費舒特(Fichte)、海格爾(Hegel)、瑪志尼(Mazzini)、加奈爾(Carlyle)、駱司硜(Ruskin)、格林(Green)諸氏,均闡發國家之功能:以為人類一切障礙,惟賴國家之力,可以剷除;一切利益,惟賴國家之力,可以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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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千八百六十四年,英人之思想,以反對國家者為正教,以信賴國家者為異端;在最近數年前,則以信賴國家者為正教,以無政府主義為異端。考其所以變遷之原因,蓋一由國家觀念,大異於前,一由國家功效,昭昭在人耳目,故也。唱人權放任小己之說者,以為國家權力,與人民權利,乃兩相妨害之物;國權一伸,民權自不得不縮。近世乃知人民之權利自繇,由法律所賦予。國家權力強固一分,即人民權利強固一分,確認國家無自身之目的,惟以人類之目的為目的。猶經濟學上之富然:富非人生之究竟,乃為求達人生究竟之一途;國家亦非人生之歸宿,不過為人類憑藉,以求歸宿之所在耳。又因列強競爭,日形激烈;人民自繇,僅為此小國家主義所限制,勞勞戰備,日在惴惴戰慄之天,自繇範圍,終嫌狹隘。於是信賴民族競爭之小國家主義者,又一變而神想乎人道和平之世界國家主義。歐戰告終,國際間必發生一種類似世界國家之組織,以衝破民族國家主義之範圍。此征之於最近西人輿論而可信者也。

  二、樂利主義之變遷

  古代之政治思想,多自「損下益上」「捐萬姓以奉一人」

  之原則,演繹變化而來。自邊沁唱最大幸福之說,政治思潮,倏焉丕變,顧爾時之解樂利主義者,猶重其數量而略其性質。多數之幸福,猶為少數代表所代謀。夫幸福之所以可貴者,在引人民於政治範圍以內,俾藉群策群力,以謀公共福祉之謂也。設以他人代謀為原則,使多數人民,立於被動地位,頹廢其獨立自營之本能,所謂幸福,直欺人語耳。蓋近世所謂幸福,絕非根據他方之痛苦而來,亦不得以一階一級之人數為界限。設移此階此級之幸福,以享他階他級之人,抑或因謀最大多數之人幸福,而置少數之人幸福於不顧:皆非近世之所謂樂利主義。樂利云云,必以個人為單位。無論犧牲萬姓以奉一人者為非,即犧牲一人以奉萬姓者亦非。此方所增之幸福,絕不自他方痛苦中奪來,亦非自他方幸福中減出。設在吾國,痛苦一人,以利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猶是階級的樂利主義,多數的樂利主義,而非平等的樂利主義,全體的樂利主義也。真利所存,必其兩益。絀此伸彼,終必致兩敗俱傷。近世學說,多由主張小區選舉制度,變為主張大區選舉制度,由主張多數選舉,變為主張比例選舉。此制如行,則舊日多數專擅自營其私之弊端,可日益廓清;且可更進而行直接民政,公意全發動於人民之自身矣。

  三、民治主義之變遷

  在貴族政體初變時代,論平民政治者,猶未脫盡階級資格之觀念,限制選舉,多以教育財產為必要之條件。與其謂之為平民政治,毋寧謂優秀人民政治。乃擇其優秀者,畀以參政權,非畀以參政權,使養成優秀人民也。迨十九世紀之末,歐美學者所謂平民政治,大抵皆建築於人民權利及小己私益之上:以為平民政治雲者,小己自保其權利,自享其私益之謂。不知權利私益,皆為人生之憑藉,而非人生之歸宿。近數年來,多唾棄小己主義,主張合群主義;唾棄私益問題,主張公益問題;以為真正平民政治,乃建設於擔負社會職任之小己之上。小己私益,即自社會公益中分來。人民入群而後,皆以謀社會公共幸福之目的,謀小己之幸福。而社會利益之進化,不徒恃普通選舉制,及議院政府制,乃恃有中介的團體,使小己與一群,得以聯絡一氣。民治政府,實為責任政府。予人民以參政機會,即道人民以負責之方。

  以選舉之事,鍛鍊政才,故實行平民政治,實足以收教育之功能,選舉制度,不惟無教育資格之必要,且足以補教育之缺焉。

  吾國政治思想,偏於守舊。自表面觀之,所受世界思想變遷之影響,似乎極微。推求實際,近日政治現況,實與世界思想,一致前趨。大凡政治理想發現之初,不為破壞的革命,則為消極的反對。當新思想未能實行之先,必使與我反抗之舊思想,破壞無餘,乃有建樹新思想之餘地。哈蒲浩有言曰:「當自由主義之發端也,恆為破壞的革命的批評。取消極態度者,約數世紀。所立事業,破壞多於建設。削除人類進步之障礙,遠多於表明積極之主張。」吾意中國今日之政治思想亦然。袁氏之自私的國家主義,已經打消。段氏之負氣的武力政策,亦瞬見失敗。此後群眾放矢之的,又將轉向「騎牆」的自私詭計而發。凡憑國為祟,圖謀一部分樂利,及假賢人政治為名,以屏斥人民於政治範圍而外者,皆與此國家主義樂利主義民治主義之新思想,不能並存。不試則已,試則未有不偃旗息鼓、敗北而逃者也。

  (原載《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1918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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