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輯 拭目探真偽 假冒商品絕非現代人的「專利」

  奸商們為了多賺黑心錢，想盡各種辦法坑害消費者，他們在肉里注水，在糧食里灑水，在鹽里摻灰土，往雞肚子裡塞沙子，把鵝和羊的身體吹脹，把腐爛的蔬菜裝扮出新鮮的樣子，把偽造的物品假冒成正宗的品牌，真是一點兒良心都不要了。

  不過，制假售假並非現代人的「專利」，古人並非我們想像的那般淳樸，那時候也有很多奸商通過出售有危害的食品，賺取高額的利潤。

  宋朝就已經有了這種惡風陋俗。南宋大臣洪邁去金國出差，途經開封，在糧油市場上買了一袋小麥，當時感覺很乾燥，哪知沒走到張家口就發霉了。眾所周知，小麥吸水能力很強，100斤小麥中注入20斤水，摸起來還是非常乾燥的，而且籽粒飽滿，賣相極好。買家不知道真相，沒有及時曬，水分出不來，小麥自然就發霉了。

  宋朝奸商可以說滿大街都是。宋人有首曲子：「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個三升……這一瓶約迭三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稱，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華亭就是現在的上海，這首曲子唱的就是上海假酒—要價不高，一貫紙幣能買三斤酒，其實光瓶子就重一斤，摻的水又有一斤，一貫紙幣最後只能買到一斤假酒。

  不過，那時技術手段落後，假酒只是摻水，對人體沒什麼危害。事實上，宋朝風氣之壞和人心之惡並不亞於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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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秀才每年都要祭幾回文廟，祭祀完的豬肉，一般大夥分掉，可是到了盛夏，天氣炎熱，上午祭祀的豬肉，下午就臭了，誰都不願意要。為了避免「浪費」，他們就把那些豬肉兌給肉販子，肉販子用血水泡洗一番，異味兒暫時沒了，肉色還挺好看，可以一文不少地賣給不懂行的消費者。肉販子奸惡倒不奇怪，滿口聖賢大道理的秀才們竟然也把變質的豬肉轉售他人，看來孔夫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教導並不管用。

  不光秀才，有些農民也很過分。南宋戰亂之時，死傷無數，江浙的農民用人的腐屍餵豬和養魚。腐屍毒性極大，豬和魚吃了屍體，毒素必然在它們體內殘留。農民把這些豬和魚賣掉，自己只吃正常餵養的，真是既自私又奸惡。

  既然食品安全問題如此嚴峻，監管也就勢在必行了。

  當時，河南商丘有個皇家農場，出產的五穀、蔬菜和禽蛋也是專供皇室享用。此外，皇宮及附近還有「御苑」，裡面也種菜種糧，可以供應御廚。所以宋朝皇帝吃的都是「特供」。

  皇帝們還搞了一些嚴刑峻法，讓御膳房那些掂勺的和切墩兒的不敢馬虎大意。嚴峻到什麼程度呢？如果菜不新鮮，或者擇得不乾淨，相關夥計要判處一年勞改；要是御膳里出現了蒼蠅或者老鼠屎等髒東西，相關御廚就得判兩年勞改；萬一讓皇帝吃出了毛病，那御廚就得判死刑。

  如何保障平民百姓的食品安全？法律規定：出售腐爛變質的食物給他人，導致食物中毒或出現某種疾病的，勞改一年，同時賠償醫藥費；如果導致死亡，處絞刑，家產一半充公，另一半賠償給死者家屬。北宋中後期，法律進一步規定，肉販在豬牛羊肉里注水出售的，打六十大板，再犯則要判處一年勞改。

  但奸商橫行的普遍現象說明，法律條文並沒有起太大作用。為了讓自私商販憚於繼續作惡，唐宋時期產生了一大批因果報應作品，比如就有故事說賣注水肉的販子來世投生為豬；賣變質麵粉的商人來世投生為驢；某年某地晴天霹靂，八十個造假商販同時被雷劈……

  靠因果報應之說能否挽救古代的世道人心？可能會對一部分人起作用，但總體上來說恐怕不行。食品監管還得靠法律，而專制社會缺乏法治根基，所以真正有效的監管也就無從談起了。

  現在，最為讓人擔心的就是地溝油，泛指在生活中存在的各類劣質油，如回收的食用油、反覆使用的炸油等。

  地溝油最大來源為城市大型飯店下水道的隔油池。長期食用可能會引發癌症，對人體的危害極大。

  當今，在我國國家高度重視食品安全，早在1995年就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在此基礎上，2009年2月2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是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為了從制度上解決現實生活中存在的食品安全問題，更好地保證食品安全而制定的，其中確立了以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和評估為基礎的科學管理制度，明確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結果作為制定、修訂食品安全標準和對食品安全實施監督管理的科學依據。

  2011年9月13日，中國警方全環節破獲特大利用「地溝油」制售案。2011年12月衛生部向社會公開徵集「地溝油」檢測方法，並於2012年5月初步確定了4個儀器法和3個可現場使用的快速檢測法。

  不過，這地溝油也不是一點用都沒有，

  2012年8月5日，中國石化開始提煉地溝油將其轉化成航空油。你看這是不是就變廢為寶了呢？

  除了這個食品造假外，中國古代的造假術，那可謂是五花八門，形形色色。

  特別是明清兩代的中後期，人們對金錢的欲望，沒有良性意識形態引導。於是，社會行為失范，造假之風盛行；這降低了人與人的信任度，帶來社會的信任危機。結果，人情淡漠，道德滑坡，欺詐成為社會的痼疾……

  明清時期，我國由傳統的農業經濟轉向近代商品經濟的萌發階段，商品意識日漸增強，社會風氣日趨浮躁，造假欺詐層出不窮，幾乎達到了巔峰狀態。

  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江南名城錢塘(今杭州)，明中葉人田汝成在《西湖遊覽志余》中描述了其弄虛作假之風說：「杭州風，一把蔥，花簇簇，裡頭空」。

  與杭州並稱「人間天堂」的蘇州，不僅杭州的那些市井伎倆，種種皆有，而且，造假造得更加花哨。時人葉權在《賢博編》說：鮮艷燦爛的假花、染成熟紫色的楊梅，還有喬裝打扮的長毛假野雞其實是母雞插得毛，一句話騙你沒商量。

  這還不算最厲害的造假，諸如以黃泥摻紅顏料搓成丸子冒充老鼠藥，賣假藥欺騙病人等等，比比皆是。

  明朝的古董造假那也是非常盛行的。明人沈德符對當時的「假古董」是這樣描述的：「百無一用是書生」，有些文人也打造「古董」混生活。王伯榖（gu，三聲）造假古董，不料自己以巨資購買的閻立本《醉道士圖》竟也是偽作。明末名家陳繼儒所秘藏的顏真卿《朱巨川告身》，也是後人臨摹的贗品。看來名家也有打眼的時候。

  乾隆十二年（1747年），紀曉嵐在京城一家小客店中買了支蠟燭，居然點不著，原來蠟燭是泥巴做的，僅是外面敷了一層羊脂而已。

  紀曉嵐在京城還買了16塊號稱為明代制墨師傅羅小華制的墨，裝在一個舊盒子裡面，很像那麼回事，回去一用，竟然是泥巴做的，只是表面染成黑色。

  紀曉嵐就琢磨，我怎麼這麼倒霉呢，不過這聰明人就是聰明人，比較善於總結，事後紀曉嵐自嘲道，受騙的人要麼是貪便宜，要麼是圖方便，受騙有原因。

  紀曉嵐說的確實有道理，俗話說「便宜就是當」，就是這個意思。

  跟紀曉嵐同時代的文豪錢文敏說，凡是便宜事，其中必有問題，怎麼會有便宜的好事落到我們頭上來呢？

  古人，還有一種造假，跟現在也有點聯繫，那就是辦假證的。

  在中國古代，普通人是沒有身份和地位的，身份證只是對有身份者有地位者而言，所以普通老百姓是不會擁有身份證的。

  古代身份證上信息比較簡單，如在唐代，一般就是「姓名」、「官職」兩項，再細一點，將「單位」加上，不會有「出生時間」、「性別」、「身高」這些必須的內容。有的甚至連姓名也沒有，就是一個物證。

  這哪是身份證啊，簡直就是名片嗎？這得全怪古人的名片管理制度不嚴格。

  雖然說出生年月啥的沒有，但是它也有現代身份證上所沒有的信息：如果持有者有兼職的，則要在上面寫清楚。這種身份證實質是一種「官員證」，寫有姓名的，在卸職後要交出來；未刻姓名的，則傳給繼任者。

  古代和今天一樣，確有假身份證，甚至出現連皇帝都敢騙的現象。為了防止這種事情發生，有的會在身份證上特別註明偽造和出借或冒用的嚴重後果，如明朝就規定，「借者與借與者同罪」；沒有相應的身份證而去了不該去的地方（如混進後宮）、做了不該做的事情（如謊稱當大官），則要「依律論罪」。

  除了對身份證的管理、核對外，古人還有兩種辦法防偽——

  一是設置身份證的「防偽標記」。古代身份證的防偽標記，也沒有現在這麼複雜，如魚符類身份證，僅是為它配一個袋子，即所謂「魚袋」。唐高宗李治當皇帝時是給魚符配一個相對應等級的袋子，這種袋子當然是用來裝符的，皇帝召見時，你有符還得有袋子。有意思的是，到了宋代，官員的身份證竟然只用當年的「防偽標記」來識別，即只用「魚袋」，而把身份證的核心憑證——「魚符」廢棄了。

  二是製作不同質地的身份證。即，不同級別的人，製作身份證所用的材料也不一樣。仍以唐朝來說，製作魚符的材料各不相同：親王及三品以上官員的身份證，用黃金來做；五品以上官員身份證所用材料是白銀；六品以下官員的身份證，質地則是銅料。魚袋也據此使用相應的金、銀裝飾。到唐中宗的景雲年間，則改為：凡著紫衣者用金飾，凡著紅衣者用銀飾。因為這些身份證是地位的象徵，所以有的即便退休了仍能繼續使用。

  看來官做得越大，這玩意越不好偽造啊，真是冒充個親王什麼的，還給去做個金印。如果都做得起金印了，誰又去干做假證這種事啊。

  現在，這個假身份證，假學歷那是盛行於世。

  但是，造假身份證，假學歷的，要受到相應的處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處罰法》等法律規定，這種辦假證的行為，將視情節處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剝奪政治權利或者治安拘留和罰款的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