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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來到勝利鎮約一個月的一天中午，我剛上床準備稍事休息，窗外遙遙地傳來了一陣鞭炮聲，隨後又傳來了一陣陣的號樂聲。開始，我還以為是誰家的新郎娶新娘，待推開窗戶看後，才知是一隊送葬的人群。

  正在看時，隊伍中不知是誰吆喝一聲，那八個抬著黑漆棺材的男人，齊刷刷地跑將起來，道路起伏不平，那黑棺材竟像一艘艦艇一樣在海濤中豪邁挺進，腳下踏起的塵土亦如那蒙蒙的水煙。

  

  在那一刻里，我的靈魂受到了強烈的震撼。直到他們跑過小鎮，消失在鎮子外面的原野上，我仍於窗邊作久久的佇立。

  在那一刻里，我實在不明白這究竟是不是一個生命的葬禮，在我看來它儼然是一種展示生命的慶典。舊的生命在新的生命的肩上不正是繼續在作一種強大的延長嗎？

  然而，畢竟有一個生命無可挽回地失去了，對於某個個體來說，這是一萬種悲劇中最悲的一種。

  因為，世界上惟有生命不可替代，不可作偽，不可被人擺布。

  那天黃昏，我一個人爬上鎮子後面的小山，山上有一紀念碑，那是為悼念在本世紀上半葉那場改變了中華民族命運的血與肉的洗禮中，鎮上死去的那些人而樹立的。在我繞著紀念碑穿行在沒膝深的荒草中時，我不能不又一次想到死亡。

  不管我們想還是不想，死亡每時每刻都在身邊窺視著那種有機可乘的破綻，隨時都有可能突襲我們。令人想不通的是，如今的人特別是那些養尊處優的年輕人，竟如此地不將生命當作一回事，且不說動不動用刀砍殺別人，就連對自己也那般的刻薄，甚至僅因大腿不好看不能穿超短裙就可以去尋短見，仿佛真的如此便能再活第二回。

  我至今只目睹過爺爺的死亡。那是一個深秋，爺爺已有半個月不能進食了。那晚，一家人都聚在爺爺的床前，此時的爺爺，除眼皮能眨，其餘一切都已先行死去了。父親替爺爺穿上壽衣、壽鞋，然後坐在床邊，做父子倆最後的相望。就在這時，爺爺嘴唇忽然動了一下，像是要說什麼，猜測了一陣，父親拿起壽帽問爺爺是不是要將它戴上，爺爺的眼皮眨了一下，下巴也像點了一下。父親給爺爺戴上壽帽後，爺爺便永遠地將眼皮閉上，可臉上分明是一派無奈的神情。只是心知死亡的不可挽回，才只好隨它去了。

  我想起爺爺的死，那時我已過了而立之年，可那一刻里，我才發覺自己並沒有完全成熟起來。我像小孩一樣，害怕去碰一下爺爺那正在發僵的軀體，甚至害怕去停放爺爺的屋子，害怕送爺爺去火化！我不明白，生命你為何這麼脆弱，為何只有這僅有的一次呢？

  在荒坡上徘徊時，四周安靜極了，只有山風偶爾來做一回短短的光顧。我佇望著那條剛有送葬隊伍跑過的小街，心裡突然明白，為何那些送葬的人群要如此張揚。它實在是要告訴眾人，一個生命消失了，哪怕它活得再長，也還是要死的，那麼趁著還活著，我們要萬般珍惜。所以，送葬只是一種形式，它的真正意義是在警示我們：

  對於每一個人來說，只要沒有死亡，活著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只是怎麼個活法。有的人用智慧和思想，有的人用靈魂和血肉。這一點於作家也不例外，而我由於智慧的匱乏、思想的淺薄，便只能選擇用靈魂和血肉來寫文章了！惟有此，我流浪的精神與情感，才能找到筆尖那麼大小的家園！

  1993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