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父親領著他的外甥來到了景德鎮，這是他們行程的終點。

  爺兒倆住在珠山的一座廟內。父親在給我講述這段經歷時曾提起過廟的名字，可惜被我忘記了，或許叫白雲寺，或許叫臨江寺。2008年底我尋訪父親的蹤跡來到景德鎮，無論是「白雲」還是「臨江」則一概沒了蹤影。當地朋友說，景德鎮醫院的前身就是一座寺廟，你父親曾經在那裡居住過也未可知。我說在哪裡居住現在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這裡是父親和小連的人生岔口，是他們分道揚鑣的地方。

  之所以落腳寺廟，是因為寺院住持一明是父親在日本留學時的師弟。一明本來是學化學的，不知怎的回來當了和尚，晨鐘暮鼓，念佛燒香，把個氫氧結合，酸鹼變化全扔進昌江水，讓它們回歸自然，隨波逐流了。廟有兩進院落，後頭有僧房。除了住持一明之外還有一個叫廣智的小頭陀，廣智還沒有受戒，頂著一腦袋硬扎扎的頭髮，在廟裡充當打雜的角色。因為是附近鄧家嶺人，家裡還開著三座窯場，當和尚不是自願，是替他祖母還願。原來他們家沒兒子，老太太到廟裡燒香許願，說佛爺若給家裡送來倆孫子，她便把其中一個送到廟裡伺候佛爺。結果他們家一連生了四個男孩，老太太不能食言，挑了一個老三給佛門捐獻了，就是廣智。廣智把個和尚當得有一搭沒一搭，時不常地往家跑，他對燒窯比當和尚興趣更大。

  我父親和小連住在東配殿，廣智和廚房的李居士住在西配殿，一明單獨住在大殿的西套間。景德鎮的窯場近百個，父親每天到瓷器街和窯場上轉悠，體味「陶陽十三里」的繁華和「火光燭天」、「四時雷電」的壯觀。陰天下雨不出門，就跟一明聊他們在日本學校的事情，說到高興處還要唱，唱日本歌《荒城之月》和《櫻花》什麼的。中國的和尚用木魚打著拍子唱外國歌，成為珠山的風景。好在日本的歌曲多和念經差不多，別人聽了也覺得很好。

  

  一明自有他的一幫信徒，信徒們隔三岔五就送來東西，說是供奉佛祖，其實是送給和尚的。所謂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大概就是指的這種情景。廟雖小名聲卻很大，留過學的和尚自然比一般土著道行更深，特別是一明唇上留的兩撇小胡，更讓女信徒們傾倒。你細看大殿後頭的文殊和普賢，嘴上都有蚯蚓一樣的兩撇胡。所以一明嘴上的鬍子便顯得自然而地道，十分的正宗了。

  李居士的廚藝一般，把給廟裡做飯看作了一種功德，一種修行。清素的飯食簡單素樸，除了米飯便是米粥，菜是罈子里的醃小紅蘿蔔，偶有滴幾滴菜油的炒洋芋也要等到某位佛爺的生日才能操作。

  我那位美食家的父親自然受不了這清苦，常常下山到街上去尋覓好吃的。七拐八拐竟找到了一個小館，店主是杭州人，做滷肉的。在父親的要求下竟也能將「西湖醋魚」、「杭州醬鴨」做成「昌江醋魚」、「景德醬鴨」，並且味道還不錯。父親像魯智深一樣將魚和鴨用荷葉包了帶進廟門，一明對此並不反感，夜晚還要與老同學對飲於庭院的菩提樹下，閒聊至月上中天的時候，達到了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的境界。用一明自己的話說他是「修心不修嘴」。

  如同來時途中的水牛、古廟、鴨群、野草，景德鎮的一切在父親眼裡也皆是優美。閒暇中畫了院裡的葫蘆架，畫了來送豆腐的邱二姐。畫被廣智拿回家去，讓人臨摹了，燒在了瓷器上；釉下青花葫蘆筆筒、粉彩二姐美人梅瓶，給了父親一個大大的驚喜。於是知道，他的畫原來還會以這種方式出現，與原作相比，更精彩，更鮮活，更具生命力。由此父親日日要畫，不是在紙上畫是在瓷坯上直接畫。在廣智家的瓷窯里，我父親光著膀子畫畫，然後燒成一件件美瓷，這過程簡直是不可言說的美妙，窯變的意外讓畫作增添了空靈和神奇，讓他沉迷其中。景德鎮實在是他鍾情的，樂不思蜀的地方。

  後來經一明介紹，父親和鎮上的瓷畫名流「珠山八友」有了來往。八友中有前清秀才鄧碧珊，有不與政府合作的徐仲南，有擅長畫江南小景的金農和以人物畫著稱的王琦，等等。大家都知道金四爺在畫界的名聲，知道他與徐悲鴻在北平大學藝術學院任教的事情，彼此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父親在景德鎮如魚得水，有吃有喝有朋友有事干，日子過得充實而不寂寞。至於家裡擱置的新太太，至於那場娶親引起的風波，早已忘得一乾二淨。

  一晃數月過去。

  小連跟廣智自然成了一對搭檔，小連在廣智的引導下鑽遍了景德鎮的角角落落，什麼三角井、鬥富弄、蓮花塘、十八橋，對各處很快門兒清。如同熟悉故里的東四牌樓、西四大街，閉著眼睛也走不丟。江南的清秀和暖，江南的滋潤富饒，江南女子的俊秀可人，讓小連快樂極了。那個不久前因他而懸樑的小瑛子只是偶爾地在他的夢中掠過，模糊又含混，不是浪花，連波紋也不是了。他母親的話真是至理名言，「走幾個月一切都淡了」。

  父親對我說他在景德鎮遇到過紅軍，我認為是父親記錯了。我們學過黨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紅軍大多在井岡山，在江西的南部和福建北部一帶活動，跟景德鎮關係似乎不大。但是父親明確地告訴我他的確在景德鎮和紅軍有過接觸，並且說紅軍的官長姓孫，人稱孫團副，團副的獨立團指揮部就設在廟的前院。

  每天進出廟宇的軍人很多，男的女的都有，年齡都與小連和廣智相仿。沒一個禮拜小連就戀上了部隊的女兵吳貞，跟在吳貞的後頭，狗一樣地追著跑。吳貞比小瑛子有意思多了，痛快果敢，颯爽漂亮，像京戲裡的樊梨花。跟樊梨花比，小瑛子頂多像個秦香蓮。

  小連是個情種，無論什麼時候他都得有個人愛，情感不能有空缺。我想這大概也是他後來頻頻地變換夫人的原因。不算死了的小瑛子，小連先後有過四任妻子，有的是離了，有的是犧牲了，四任妻子給他生了一大幫孩子，個個都是鼻孔朝天的「革命幹部子弟」，到我們家來看我父親都帶著降貴紆尊的范兒。到了「文革」初期，有兩個還來造過反，說我父親在江西阻擋他爸爸參加革命，罪大惡極。後來他們的爸爸被關了，「幹部子弟」便再不來了，一個個都老實了。

  我對父親與革命的失之交臂十分的不理解。父親對此卻很坦然，說即便當時知道紅軍後來要坐掌江山，他也不會跟著紅軍走。我說那就是對紅軍有看法，對紅軍有看法就是對革命有看法，就是落後，就是反動，可悲極了。父親說他對紅軍沒有反感，都是些很執著的年輕人罷了。父親把打仗看作了小孩子過家家，就像我的哥哥們院裡院外地跑，玩「官兵抓賊」，不同的是紅軍「官兵抓賊」的場地擴大了，人數增加了。我問父親誰是官兵誰是賊，父親說「調換著來」，誰抓誰是看運氣，角色是隨時轉換著的。

  我說人家小連怎地就義無反顧地參加了紅軍？父親說小連是沒有退路了，小連不敢回北平，小瑛子的命案在等著他，那個狐狸精一樣的吳貞緊緊地勾著他，他的魂魄早隨著吳貞走了。

  這樣說小連參加革命的動機一點兒也不純，非但不純，讓人看著還有點兒那個……我是沒有機會問小連，若有想必他的回答一定是「建立蘇維埃，解放全人類」一類的冠冕堂皇，他會將許多細節抹去，使他的革命變得神聖化，籠統化，這是他後來一貫的把戲。

  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見過吳貞，她到我們家來是了解小連參加革命前的一些情況，就是了解小連和小瑛子的情況，那時候她正準備和小連復婚。吳貞長得像電影演員，像《渡江偵察記》裡頭的地下黨江四姐。我一直懷疑電影裡的那個南方女船工就是照著她的模樣選的，抑或就是她演的，儘管她說她從來沒當過演員。

  吳貞跟我的父母說話使用的是「你」，不是「您」。我看見母親背過臉去悄悄地皺眉，父親卻不動聲色地應對。為了報復，我對這位幹部表嫂也不客氣地稱呼了幾聲「你」，立即遭到母親的呵斥。母親說我在表嫂跟前不能這樣你我他仨的沒規矩，得將表嫂稱為「您」。我反駁說表嫂也不是長輩，她跟我的幾個姐姐沒有區別。母親和我的話是說給吳貞聽的，可惜的是她竟然沒聽懂，一張嘴還是「你、你」的。吳貞走了以後父親說，你們在客人跟前敲邊鼓，這樣不好。吳貞是南方人，南方人不講這個，他們即便見了八代以前的老祖宗也只會說「你」。

  母親說，也就是碰上我罷了，要是遇上老姑奶奶，挑禮兒的地方多著呢，這婆媳倆有戲唱。

  我說，姑爸爸娶了這麼一個兒媳婦還不如娶小瑛子。

  吳貞跟人說話的口氣是命令式的，沒有商量的餘地，這是她在隊伍里多年養成的習慣。就像當年她提著一桶墨汁到廟裡來找小連，命令小連到街上去給紅軍刷標語一樣，也不管小連願不願意，就把任務派給他了。小連對往牆上刷標語沒有信心，我父親也認為小連幹不了這差事，以小連那狗爬一樣的字，絕上不了景德鎮的牆面。父親不知道小連往牆上刷標語是當之無愧的，吳貞為什麼不刷呢，因為吳貞根本就不認字，她的出身是南塘灣的童養媳。

  事實上，景德鎮當年那些「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紅軍是窮人的隊伍」、「要吃飯當紅軍」的標語都是父親替他的外甥寫的。精於書畫的父親將標語寫成了工整的柳體正楷，構體嚴謹，剛勁有力，體現出他多年臨《玄秘塔碑》的功力。

  父親在寫標語的時候，圍觀者甚眾，老百姓不懂什麼《玄秘塔碑》，可是看得出好壞。大約也是初次見識如此精湛的書法，人群中不時有喝彩者，「好手藝」、「好刷溜」、「好筆力」的誇讚在父親的背後此起彼伏，讓父親的虛榮心得到極大滿足。在京城之地，在各種場合，他當眾揮毫的機會不少，卻從沒有過如此酣暢淋漓，如此氣勢磅礴，如此唱大戲一樣地被人叫好。父親的感覺好極了！

  晚上，孫團副端著自己的碗加入了父親和一明的飯桌，一碗稀粥，兩塊鹹菜，團副的伙食跟和尚的不相上下。父親跟前的荷葉包里有飯鋪「金滿樓」送來的滷肉和紅燒魚，是白天「金滿樓」老闆見了父親的字，十分仰慕，特意送來的，想讓父親給「金滿樓」換個名兒，寫塊匾。

  本來一明跟父親吃得正香，一見孫團副上了飯桌，筷子便再不往肉上伸了。孫團副很自覺，也不吃包里的菜。父親知道他饞，把包往他跟前推了推，又被他推回來。父親說，你們有紀律，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這也不是針線。

  孫團副想了想說也是，便不客氣地夾了肉擱自己碗裡了。

  外面窯場爐火正旺，有火龍之地稱謂的景德鎮夜晚一片紅光。在紅光中孫團副正式提出讓我父親跟著他干，說隊伍中特別需要我父親這樣的文化人；說紅軍的不少領導都是留學外洋的有識之士，不是反動派宣傳的「烏合之眾」，更不是土匪。

  我問父親當時是什麼態度，父親說他被一根魚刺卡住喉嚨，喀喀地說不出話，難受極了。我認為父親絕對是裝的，當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勢向他襲來的時候，他的表現竟是「魚鯁在喉」……父親太軟弱！

  孫團副是聰明人，說我父親閒著也是閒著，不如臨時辦個教寫字的美術班，將來部隊再寫標語也不愁沒人。父親想起在北平大學藝術學院的事，都是教美術，教誰也是教，就答應了。孫團副很高興，拉著父親的手連聲叫同志，說父親以後就是革命隊伍的一員了。我父親很矜持，說臨時幫幫忙罷了，他離革命還差得遠。

  父親的美術班不像在北平大學藝術學院那樣有教學計劃，那樣正規；依了孫團副的要求是實用性質的，學員從連隊裡挑選，全是文肓，大字不識一個。父親教這些目不識丁的兵寫美術字，也算開創了教學史上的先河。我想，景德鎮地區是沒有紅軍標語留下來，若有，一定是工整的柳體和精緻的美術字，有別於其他任何蘇區的標語。這當與父親和他的美術班有關。

  父親回憶，三十年代初紅軍在這一地區待過大半年。大半年中，父親為這支部隊培養了不少美術骨幹。可惜，到後來存活下來的竟無一人。這段歷史除了小連以外幾乎沒人能給他證明，可就是小連也早對這件事「記不清」了，沒能給我父親寫出一份完整的證明材料來。

  紅軍的撤退是突然的。傍晚，吃過飯，鎮上的人都聚集在昌江邊的場子上看戲，是外地來的班子演的《竇娥冤》。正戲開演之前加了武打的《三岔口》，當地人看《三岔口》比看《竇娥冤》上勁，主要是欣賞那場精湛默契的打鬥。我父親和孫團副也坐在人群中看戲，台上穿白衣裳的武生任堂惠和穿黑衣的武丑劉利華憑藉一張小桌打得出神人化，難解難分，博得眾人一陣陣驚呼。

  父親對身邊的孫團副說，你的仗要是打得這般天衣無縫就好了。

  孫團副說，台上這場打，都是在下頭比劃好了的，一招一式都是固定的。現實的仗不是這種打法。

  父親說，打仗也有種藝術性在裡邊。

  《三岔口》演到最後，開黑店的劉利華被任堂惠殺死。孫團副高興地對父親說，光明終歸要戰勝黑暗，革命終歸要戰勝反革命，沒有中間道路可走。

  我父親說，這戲得改，誰光明誰黑暗不能從衣裳上分，劉利華未必是壞人。任堂惠是稟了楊延昭之命暗中保護髮配的焦贊，在三岔口遇到劉利華，才有此一打。假如把戲改成劉利華也是楊家將這邊的人，雙方一場誤會，最後握手言和豈不更絕妙！

  孫團副說，打仗是你死我活的殘酷事情，沒有那麼多的「假如」和「絕妙」。當然也有「絕妙」，那是把對方打死了，自己還活著……

  孫團副有孫團副的戰爭邏輯，父親有父親的藝術規律。若干年後，京劇率先將《三岔口》中劉利華的身份改為了「自己人」，以皆大歡喜的結尾閉幕。孫團副的那場「戰爭」也與起始有了很大改變，讓人感慨萬千。

  《三岔口》剛剛演完，江對面的曠野就響起了槍聲，呼啦啦隊伍就開始集合往東南撤了。小連匆匆跑來，幫著我父親收拾行李。父親說他不走，他還要喝一明和尚的粥。小連說部隊轉移是刻不容緩的事，沒有喝粥的工夫。父親說廣智家窯里還在燒著他的粉彩花蝶八角薄胎碗，那碗是他傾了很大精力畫的，燒成了將是件舉世無雙的藝術珍品……

  父親勸小連不要跟著瞎起鬨，說紅軍是干正事的，是把打仗當職業的，小連裹在裡頭只能給人家添亂。小連說，我怎麼是瞎起鬨，我也是有理想，有抱負的。

  父親說，你那不是理想，是想法，你是想跟吳貞摞在一塊兒，不分開。我告訴你，你要是像糊弄小瑛子一樣糊弄吳貞，紅軍一準得把你斃了。

  小連說，您在景德鎮這些日子竟然沒悟出些中國進步的大道理，虧了人家還管您叫同志呢！

  父親說，同志是什麼，同志就是朋友。我跟孫團副是同志，跟一明也是同志，跟鎮上的「珠山八友」還是同志，不跟著紅軍走就不是同志了？

  小連說，不管您走不走，反正我要走。

  父親說，下月就回北平，你得跟我走，要不我回去沒法跟你娘交代……

  正說著，勾魂的吳貞來了，一把扯住小連就往外拽，小連說還得帶上舅舅。吳貞說，革命的同路人好做，革命的分子難當。組織正在考驗你，你不要讓大家失望！

  父親才知道他的外甥加入了「組織」，他真後悔淨顧著畫畫，對小連疏於管理了。

  小連被吳貞拉走了，父親追出廟門，任是怎麼喊，小連也沒有回頭。父親急得直跺腳說，這孩子……這孩子……不聽話！

  一明在父親身後念了句：阿彌陀佛。

  父親急赤白臉地說，你說，廣智沒走，李居士沒走，你沒走，我沒走，偏偏地他走！

  一明說，這就是緣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