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少年時我對革命嚮往異常。

  成天想的是若能趕上紅軍長征，趕上八路打日本，趕上三大戰役解放全中國，我一定是紅軍，是八路，是解放軍。只可惜，生不逢時，解放軍們在東北、在淮海、在平津地區浴血奮戰的時候我穿的開襠褲剛封上口，沒有參戰的資格。

  我讀小學三年級時，暑假學校組織讀書會，每人發一本小冊子，讓大家在樹底下圍成一圈，輪流朗讀。冊子上說的是山西文水縣雲周西村女英雄劉胡蘭的故事。冊子封面的劉胡蘭昂首挺胸，目光炯炯，嘴唇緊緊地抿著，短頭髮被風吹得揚起，英俊而瀟灑。扉頁里有毛主席的題字「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那字寫得比我們終日描紅的字體漂亮多了，流暢而疏朗，跟劉胡蘭的頭髮一樣，髙髙地飛揚著。畫面上劉胡蘭的脖子硬硬地梗著，很長，很美。我想，敵人用鍘刀把這個美麗的脖子切斷了，從那斷脖子流出的血把周圍皚皚白雪都染紅了。劉胡蘭一定很疼很疼，明明知道疼還在堅持，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子。若換了我大概不會如此鎮定，至少我不會把脖子亮得這樣開，因為那是「數九寒天下大雪」的日子。我的讀後發言是反思我打預防針，怕疼，把同學一個一個往前讓，自己到最後不得已，沒有退路了才伸出胳膊，讓人往肉里扎。跟偉大的劉胡蘭比，差得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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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同學們都敬佩劉胡蘭，認為她是天下最堅強最勇敢的女性。她是烈士，不是凡人，她離我們很遙遠，可望而不可即。我的特點是喜歡把我崇拜的人隨時向人介紹推薦，比如花木蘭，比如諸葛亮，比如孫悟空和武松。但他們都不能和劉胡蘭比，因為他們都不是被敵人殺害的。劉胡蘭是被「勾子軍」當眾殺死在村口的，臨死還怒斥敵人，問敵人「我是怎個死法」，所以劉胡蘭是我的崇拜之最。

  崇拜的具體表現是將封面的劉胡蘭在圖畫紙上臨摹放大，然後拿到老七那兒去上顏色。老七是畫家，他有這個本事。但是我的要求遭到老七拒絕，老七說這是版畫，版畫是要套色的，不是用顏料往畫上塗的。道理說了不少，反正就是不給上色。他不給上色我自己上，我自信上色的本事不比他差，我們家裡的很多照片都被我描成了彩色的。

  那時候還沒有「彩照」一說，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想要彩色照片嗎？照相館有專門上色的師傅，也賣塗抹照片專用的顏料。我曾經用那些顏料將父親工作證上的照片塗成了藍臉，父親看了說他成了《西遊記》里的妖怪「奔波兒霸」了。我也給穿著婚紗的老二媳婦照片做了塗抹，給新娘子塗上了紅嘴唇，使新媳婦像剛吃完人肉的夜叉。那種顏料是洗不掉的，氣得老二媳婦再也不跟我說話了。

  那天我拿著畫像到母親那兒去告老七的狀，母親看著劉胡蘭的畫像說，這不是你三姐嘛！

  我說這是劉胡蘭。母親說，我以為是你三姐呢，你三姐就這個模樣。

  我這才想起自己的三姐也是被反動派殺害的。與劉胡蘭不同，不是鍘死是活埋，就埋在北京德勝門外的城牆根底下。敵人沒用鍘刀，連子彈也省了，挖個淺坑，把人綁緊堵上嘴推到坑裡，蓋上土就完了。後來聽說行刑的時候是在黎明，天將亮，非常的秘密，不像電影裡演的，周圍有鄉親，還有大狼狗。他們四周什麼也沒有，只有黑沉沉的城牆和寒冷的北風，他們沒能喊口號，連點兒聲息也沒有，靜悄悄地死了。他們被殺沒幾個月北平就和平解放了，用書上的話說是他們「已經見到了黎明的曙光」……

  解放以後政府通知我們家去收屍，是母親和老七去的。兩人回來一身土，兩腳泥，眼睛通紅，連廚子給熬的小米粥也沒喝一口。母親對父親說，地上停放著十幾具遺骸，都用草蓆蓋著，屍骨已經腐爛，鼻子眼睛爛成了黑窟窿，無法辨認。後來母親是從一隻沒有爛完的鞋上認出三姐的。那是一隻千層底的黑布鞋，鞋上繡了一朵小梅花，是故去的二娘的手工，三姐離家的時候穿的就是這雙鞋。走的時候跟母親說是上西山郊遊，特意脫下皮鞋換了布鞋。一走就再沒有回來……

  烈士們的遺體由國家統一安葬了。三姐沒有跟她的同志一起埋在烈士陵園，而是被父母提出，埋在了自家的墳地里。小小的一個土堆，連墓碑也沒有。

  金家的墳地在北京東壩河太陽宮附近，記得小時候第一次跟著父親去上墳，出了東直門要走很遠的路。我們在東直門門臉驢窩子雇頭驢，我和父親騎，哥姐們在後頭跟著，熱熱鬧鬧一大幫，不像上墳像春遊。

  金家的墳地是傳統的滿族樣式，當中是老祖，兩邊八字排開，依次是他的兒孫，絕對的長幼有序。哪個後死，他的穴位便給空著，從排行來說一點不會亂八」字的兩頭排滿了就往中間埋，叫做「懷抱孫」，好像老祖用他的子孫們組成的兩條大胳膊把後代牢牢地擁入懷抱中。

  私家的墳地是不立碑的，立碑的是亂葬崗，怕找不到才立。自家的墳地都是立在後代的心裡的，一個一個，一代一代，口口相傳，永不會錯。最高最大的冢前頭有石頭桌子，兩邊跪著兩隻石頭羊，還有石頭的馬。從家裡帶來的祭品在石頭桌上擺了，都是好吃的東西。天福號的醬肘子，稻香村的薩其馬，廚子老王給做的各樣精緻鹵品，胡同口老劉打的芝麻燒餅和通州大順齋的糖火燒，擺在石頭桌子上香陣沖天。甭說我們的老祖在裡頭躺不住，就是站在外頭的我們也光想著吃食想不起祖宗了。

  奠酒之後燒一大堆紙，紙錢中有黃表紙、金錁子、銀錁子。最有意思的是還有我們各人值得給祖宗看的文字，其中包括我的作業本和考試卷子，滿分也燒，不及格也燒。這是父親的別出心裁，他要讓祖宗們隨時掌握後代們的工作、學業情況。把對子女的教育交給祖宗，是父親很不負責任的表現。

  在老祖墳前表現完了，對其他的墳冢就只磕頭不燒紙了。我問為什麼不給其他的祖宗送吃的和錢，父親說，都是一家人，老祖有了，他們自然也就有了。

  清明上墳那天我不知磕了多少頭，一條新上身的夾褲，膝蓋處磕成了兩塊厚厚的泥片，鎧甲一樣地墜在腿上。我發現，只有我磕頭最認真，連同父親在內，大家磕得都很草率，很心不在焉，他們好像隨時等待著什麼，窺探著什麼。給圈子內最後一個土堆磕完頭，我才知道此行的目的才真正開始。

  此時的父親會像一個大孩子一樣，喊叫著率先奔向祖宗的供桌，他的身後緊跟著我的哥哥姐姐們，看墳的老劉和他的兒子們也絕不落後。什麼內外有別，長幼有序，全不在計較之列，往日那種威嚴冷漠的等級觀念突然消失，人的天真快樂的本性孩童般地得到充分的釋放。一群人瞬息將桌子上的美食哄搶殆盡，全不顧失態於祖宗跟前，跌份於光天化日之下。

  後來我才知道，祭奠後分吃供品據說能得到先祖的庇佑，祛病消災。難怪他們蜂擁而上爭搶爭吃、嘻哈打鬧。上墳不過是個藉口，歡樂的野餐才是真心。我人小，擠不進去，只從老七的手裡分到半塊棗兒糕，氣得哇哇大哭，沒人理我，大家都自顧自地吃。

  太陽已過正午，眾人收拾東西回家。走到地邊一座不起眼的小土堆前，父親對我說，這是你姐姐，不用磕了，給添把土吧。大概父親的心裡有點不受用，所以說話的聲音很輕，還有點兒啞，只有離他最近的我和老七聽到了。我和老七用鐵鍬往那個微不足道的土堆上堆土，老三用他的135相機給我們拍了一張照片。

  堆完土我才知道，那個小土堆就是三姐的墳。三姐的墳，埋在地邊上，沒有進入那個大「八」字的序列，遠遠地離開金家的祖宗們，很是孤單寂寞。我覺得三姐很可憐，將半塊棗兒糕擺在她的墳前頭。老二說我擺錯了地方，應該擺在西南邊，那樣三姐才看得到。原來三姐不像我的那些正南正北的祖宗們一樣，她是頭朝東北腳朝西南，斜葬在金家之外的。

  我回來問母親，母親說，三姐是個未出閣的姑娘，姑娘死後是不能埋在正穴上的，按禮兒說，她應該埋在婆家的墳地里，她既然沒有婆家，就只好靠邊了。

  「文革」我燒毀金家家譜時，見到我們家那本裱著黃綾子的折頁里，沒有三姐，當然也沒有我。最後一次續家譜時，三姐還沒有出生，就更甭說我了。老三信手照的那張照片至今我還留著，荒郊曠野，我圍著花頭巾和老七在往地上揚土，我們的鍬下，根本沒有什麼「小土堆」。我們的父親，一個瘦高的白鬍子老頭，面無表情地站在我們的身後，看著他的孩子們，死了的和活著的……

  現在的東壩河是寬展的大馬路，太陽宮附近是地鐵站和超市，每回我坐車路過那裡，都要朝外張望，以圖看到昔日上墳那場熱鬧的畫面。可惜，曠野和三姐和祖宗們以及爭搶祭食的人一塊兒消逝了，唯一留下的就是那張照片。

  除了東壩河那個羞怯的小土堆和家門口門框上釘著的「革命烈屬」那塊藍底白字的搪瓷牌子，我的三姐沒有給這個家庭留下任何痕跡。父母親在處理三姐的事情上相當低調，他們退回了那一筆相當可觀的撫恤金，說這錢是閨女用命換來的，花著傷心……不要。

  我跟同學們說我的三姐和劉胡蘭一樣，也是為革命犧牲了的。同學們不以為然，尤其是那些「革命的後代」們，他們認為劉胡蘭就是劉胡蘭，誰與劉胡蘭比誰就是不自量！我心裡不禁暗暗為我的姐姐叫屈了，都是死了的，怎的就沒人知道她，毛主席怎的就不給我的三姐題字呢？

  我上的是方家胡同小學，我們學校的隔壁是某機關大院，同學中不乏幹部子弟，他們自成圈子，做派和我們不一樣，玩的遊戲，談論的事情也和我們不一樣；他們視我們玩的「跳間」、「拽包」、「抓子兒」為不屑，稱我們為「胡同串子」。胡同串子是不能和幹部子弟相提並論的，子弟們的優越感顯而易見，連老師跟他們說話也特別的輕柔，特別的小心。胡同串子們動輒便被班主任高玉玲「請家長」。我們的家長也很不值錢，老師一叫，趕緊屁顛兒屁顛兒地來了，孫子一樣地聽訓，回家對「串子們」便是一頓臭揍。老師不敢請幹部子弟的家長，他們的父母都是如雷貫耳的人物。我敢說，哪一個都比校長級別高，更別說我們那個班主任高玉玲了。

  有一回到北海過隊日，雷小蕾提出她的爸爸也要參加。雷小蕾的爸爸是大官，大官參加女兒的隊日，本身有點兒怪，這事擱「胡同串子」身上是絕無可能的。甭說我們的爸爸想不起參加我們的隊日，就是想起來了也不會跟著一群孩子瞎起鬨，白耽誤工夫。對雷小蕾爸爸的要求高玉玲老師竟然答應了，還有點兒受寵若驚，還給校長匯報。這讓我很看不起她，她對「子弟們」的要求從來不敢拒絕。

  第二天我們舉著中隊隊旗步行到北海後門，雷小蕾的爸爸已經在門口等著了。雷小蕾的爸爸隔著馬路向我們招手，雷小蕾自豪地說她爸爸是坐專車來的。我說我父親過去也有專車，大馬拉的專車，帶絲絨座玻璃窗，是從外國進口的。雷小蕾想也沒想就說，你爸爸原來是趕大車的呀！

  正巧，過來一輛騾子拉的大車，車上裝滿煤炭，趕車的人和拉車的騾子都是眉目不清，黑頭黑腦的。「子弟們」便指著車說那是我爸爸，更有多事的大聲喊，是趕車的還是拉車的呀？

  眾人一陣鬨笑。

  掏盡三江水，難洗一面羞。其實都怪自己少不更事，自討沒趣。類似這樣的事情發生過幾次以後，我便明白了自己在人眾中屬於另類，得隨時收斂著，蜷縮著，不能逞強。明明是把「全聚德」烤鴨店的師傅叫到家裡做烤鴨子，也得說「壓根兒沒見過熟鴨子是什麼模樣」。明明老張是看門的，莫姜是做飯的，劉媽是打掃屋子的，跟同學們也要把他們說成是「院裡鄰居」。在性格和心靈上都有些扭曲，這種扭曲一直延續了我的大半生，鑄就了我內向、不合群的性情。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雷小蕾的爸爸穿著一身將校呢，背著一架照相機，笑眯眯地加入了我們的隊伍。有誰問雷小蕾她爸為什麼沒戴肩章領章武裝帶，雷小蕾說，大官不用戴人家也知道是大官。

  雷小蕾爸爸參加隊日的目的是照相，他的大照相機上了弦一樣，咔嚓咔嚓在我們周圍響個不停。慢慢地我便窺出了端倪，大官的相機專門對著的是他的女兒及個別幹部子弟，根本沒我們這些「胡同串子」什麼事兒，當然我也就不必上趕著往前湊了。我自小就是敏感的，我知道我是誰。

  這個隊日過得心裡有點兒彆扭。

  幾天後雷小蕾把過隊日的照片拿到班上來顯擺，有划船的，有盪鞦韆的，有吃冰棍的……大家傳著看。照片裡，雷小蕾絕對是「女一號」，我們則是芸芸眾生，是陪襯。班主任更慘，照了半張臉。就這，高玉玲老師還一個勁兒地說，照得好，可以留作紀念，過五十年你們再看，有意思得很呢。

  可惜，還沒過十年，高玉玲就死了。

  我想如若我的三姐活著，我自然也屬於幹部子弟了。我的三姐即便不是大官也得是個國家幹部，這樣我和我的那一幫芸芸眾生的「胡同串子」們也就不至於淪落到跟假山、大樹、九龍壁一樣，充當背景的地步了。

  三姐身後的冷寂，「胡同串子」的低賤，班主任的巴結，讓我失落，在一個小學生的心裡擰成了一個結。現在看，微不足道，但在當時卻是鬱悶得厲害，覺得自己卑微極了。回來便跟父親哭鬧，問他怎的不當紅軍去長征，在那轟轟烈烈的革命時代，人家的爸爸都去革命了，他非要泡在家裡，接二連三地生一堆孩子，簡直是莫名其妙。

  父親被我糾纏不過，就說他也當過大官，而且是中央級別的，比雷小蕾爸爸的官大多了。我問什麼官，父親說是鎮國將軍。

  母親一聽趕緊把我拉開，說不要聽父親胡說，那都是父親瞎編的。並且告訴我，這樣的話千萬不要到外面去說，萬一人家較起真來，咱們可擔待不了。

  其實父親沒有胡說，他還真是個「鎮國將軍」，不過這個將軍不是共產黨任命的，是清朝皇上封賞的。我祖父是鎮國公，到了父親這輩就成了鎮國將軍。我說，有這個將軍比沒有還讓人噁心，寒磣也把人寒磣死了，我哪裡會出去說！

  父親從來是不急不惱的，對我這個老閨女絕對有耐心，揪著我的小辮子說，阿瑪也是當過紅軍的……

  我眼睛一亮，撲在父親懷裡，揪著他的鬍子說，真的呀？

  母親對父親嚷嚷，越說越離譜了啊！

  母親將我從父親的房間拉出來，帶到廚房，給了我一塊大糖瓜。這糖瓜本來是準備過年給灶王爺上供的，讓灶王爺的嘴被糖粘上，在玉皇大帝跟前說不了壞話。現在母親把糖瓜給了我，想的是把我的嘴也粘上，再說不了「鎮國將軍」一類的是非。為了解開我心裡的結，母親安慰我說，誰說咱們不是幹部子弟，誰說咱家沒大官，你表兄小連那不是大官又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