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尾 聲

  書中主要人物去哪兒，後來人生命運又如何；坤泰成了抗日女英雄，文強當了國民黨將領；更多的是普通一百姓，尾聲之中逐一來揭秘……

  書稿寫到鄭佑之慷慨就義本該畫上句號，留點空白讓讀者發揮想像。然而，對於書中有關主要人物的命運走向，想來讀者又會牽掛追蹤。於是，作者便用「尾聲」作出簡要揭秘。

  從鄭家人先說起吧。鄭佑之的後媽王氏，自從鄭家分家之後，她一直守著鄭家莊園過日子，辛勞打理家務，教養培育兒子鄭自相，為兒子結婚生子但因她操勞過度，在鄭家莊園去世，埋葬在左跳子的鄭家墳山中。

  鄭佑之的三弟鄭伯衡，從小就抱給叔父鄭廷榜承嗣，一生沒有親生孩子抱養了四弟的兒子鄭光元。鄭伯衡身體一直不好，英年早逝。去世後，養子光元回到父母身邊生活。

  鄭佑之四弟鄭瑞符（自祥），生育一子鄭光元，但從小就抱給伯父鄭伯衡雙桃承嗣。之後，他生育的子女都未長大成人。鄭伯衡去世後，光元回到親生父母身邊生活，畢業於原成都金陵大學農經系本科。瑞符一直承繼家業中醫，曾帶著妻子在古羅場為人看病謀生，後又搬到宜賓城走馬街開了一個藥鋪。他們夫妻大約病逝於20世紀60年代初期。

  鄭佑之六弟鄭自相（藺如），夫妻養育多個子女，其中夭折數個。鄭自相大約病逝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

  鄭自相三子鄭光中，兩歲時過繼鄭佑之當兒子。由鄭佑之留下的40擔田租，用於光中生活讀書之用。光中於1947考入四川師範學院外語系學習年（肄業）。新中國成立後，他被政府送到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學習，1951年分配到解放軍十軍28師警衛營任文化教員。之後，調入西南軍區第一文化速成中學任語文教研組組長。這是一所當時專門培養從戰爭時期過來的軍隊中高級幹部的學校。西南軍區撤銷後即為成都軍區第一文化速成中學，之後與十三速成中學合併，改為成都軍區第一文化速成中學，在此工作約十年。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訓練部支部委員、副書記。

  在教學工作中，鄭光中年年立功受獎，獲三等功多次，二等功1次，1957年榮獲二級先進工作者稱號，參加成都軍區全區先進工作者會議。1958年調成都軍區政治部宣傳部任文教幹事。次年又曾一度調回第七文化速成中學，1960年該校停辦又調回成都軍區政治部秘書處任聯絡幹事，兩年後調聯絡部工作，直到1979年退休。於2008年3月在成都病逝。

  鄭光中與妻子趙德芬，生育了6個女兒，如今他們全部退休了，都過著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鄭自相四子鄭光植，宜賓第一中學初52級畢業，後經政府推薦考上大學，曾任原「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世界知名植物專家，曾獲國家專利3項，出版專著5部，發表論文100餘篇（其中25篇在國內發表），曾獲「中科院」科技進步獎，被收入《世界名人錄》。

  鄭光植如今健在，82歲，家住昆明，養育兩個兒子，均在國外定居生活。

  李坤傑從1931年調到四川省委機關工作，其間輾轉於成都、重慶、合川、巴縣等地。1934年重慶黨組織被破壞後，被組織調去成都。她在去成都途經家鄉時，因丈夫蕭簡青患重病在身，就向黨組織申請留下照顧丈夫，不久蕭簡青因病去世，她就留在家鄉白花及自貢一帶工作。

  1936年2月，自貢「中心市委」書記郭立常被捕叛黨後，郭帶領特務到宜賓縣白花場，抓捕了李坤傑母女2人，關押於自貢王寶善宗祠「集中營」。8月李同女兒一同出獄，返回白花家鄉閒居，從此脫離組織。

  1940年，中共宜賓觀音支部黨員鄭琢如，曾與李坤傑聯繫並接收其參加黨的外圍組織。在白花清理老農協會會員及婦女解放同盟會員，還組織群眾參加同國民政府抗糧、抗捐的鬥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李坤傑被委任川南行署監察委員。四川省政府成立後，李任省政府監察委員。繼後，被推選為宜賓市人民代表、政協委員，四川省政協委員。1969年3月，李坤傑在宜賓縣白花鎮病逝，享年78歲。

  李坤泰參加革命後，曾用「李淑寧、李一超、趙一曼」等名字。1926年考入武漢黃埔軍校（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習。1927年9月，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次年4月與湖南人陳達邦結婚。婚後不久懷孕，於1929年冬奉命回國，12月被派到宜昌工作，生下一子，取名「寧兒」。之後，她先後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1930年，李坤泰帶著孩子回到上海，把寧兒寄養在陳達邦大哥陳岳雲家。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李坤泰被調到東北，在瀋陽市領導工人鬥爭次年任滿洲總工會秘書，組織部部長。1933年任哈爾濱總工會代理書記，同年4月，參加領導了著名的哈爾濱電車工人「反日大罷工」。

  1934年春，李坤泰化名趙一曼，任中共珠河中心縣委委員、鐵北區區委書記。在珠河縣發動群眾，建立農民游擊隊，配合抗日部隊作戰。後任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第二團政治委員，率部活動於哈爾濱以東地區，帶領抗日部隊在「白山黑水」中，與日軍展開了激烈的戰爭，並狠狠地打擊了日軍的猖狂行為。她被當時的「日偽」報紙驚嘆地稱為「紅槍白馬女共匪」。

  1935年11月，在與日軍作戰中，趙一曼為掩護部隊撤離時腿部負傷，隱藏在崇山峻岭的「窩棚」中養傷時，在敵人搜山時不幸被俘。

  在獄中，日本人動用殘暴酷刑，嚴刑拷打趙一曼。但她忍著遍體鱗傷，與日軍鬥智鬥勇，怒斥日軍侵略中國以來的各種罪行。日軍在審訊中見她不肯屈服，使用殘暴的酷刑，致使多次暈死過去。但她用超人毅力，表現出了一個中國人保衛中華民族的決心和偉大女人的剛強，硬是沒有向「日偽敵特吐露出「抗聯和黨組織」的「一個字」！

  1935年12月13日，因趙一曼在「生命垂危」之時，日軍為得到「重要口供」將她送到哈爾濱市立醫院進行監視治療。在住院期間，她利用各種機會向看守她的警察董憲勛與女護士韓勇義，進行反日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受到教育的兩個年輕人決定幫助趙一曼逃出日軍魔掌。

  1936年6月28日，董憲勛與韓勇義將趙一曼背出醫院，送上了事先雇來的小汽車出逃。他們經過輾轉後，汽車無路前行改坐一輛馬拉車，向抗聯隊伍奔去。6月30日，當他們艱難地到了阿城縣境內的山林中時，不幸被日軍追上，再次落入狼窩虎口。

  趙一曼被日寇帶回哈爾濱後，日本軍警對她進行了更加殘忍的「老虎凳灌辣椒水，電刑」等酷刑。但她始終堅貞不屈，「打死也不說」。最後，日軍知道從趙一曼的口中得不到任何有用的情報，決定把她送回珠河縣「示眾處決。

  1936年8月1日，日軍將趙一曼這位偉大的抗日民族女英雄押往珠河。在車上一個日本軍官問趙一曼：「你還有什麼話要講嗎？」她回答「我要給在家鄉的兒子寫封遺書！」趙一曼寫給寧兒的遺書，成了「千古絕唱」，至今仍然感動著無數的中國人！（在2018年3月23日中央電視台播出的《信中國》節目，由著名演員劉濤含淚讀了趙一曼寫給寧兒遺書的節目，而且還「還原」了當時的情景……）

  8月2日，日軍將趙一曼綁在卡車上，在珠河縣城「遊街示眾」。在她犧牲之前，面對敵人的屠刀，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當她昂首走到小北門外的草坪中央時，幾個軍警的槍口對準了趙一曼，罪惡的子彈射進了她的身軀，英勇就義於珠河縣（今黑龍江省尚志市）小北門外，年僅31歲。

  江紹輔於1929年打入敵人軍隊中，接受劉文彩「招安」，為黨工作……1936年，偽法院以「強盜罪」將江紹輔抓進監獄。後經營救越獄，潛往成都，隱姓埋名，準備「東山再起」。1945年，在共產黨員鄭致遠的幫助下，在雷波、馬邊、屏山一帶組織武裝力量，待命起義。1949年，四川解放前夕，江紹輔按省工委指示，前往雲南鹽津縣普耳渡，策動江瀛州起義。10月16日，途經橫江，被當地反動勢力殺害。

  唐大興自從把鄭佑之買的手槍從重慶運回宜賓後，就參加宜賓縣黨組織領導的武裝鬥爭，輾轉於川南山鄉之中，與國民黨反動派和土豪劣紳作鬥爭，直到獲得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他不顧組織的挽留，毅然放棄城裡的工作，回到老家古羅鎮。從此隱居鄉下，過著「老婆孩子熱炕頭」——中國老百姓最理想、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病逝於「大災荒」的1960年。

  余宏文於1931年11月底，利用內弟唐瑞華在21軍模範師當連長的有利條件，用鄭佑之籌集的400塊大洋，從敵營武器倉庫中購買10支德國造手槍和一批子彈，親自護送到江北聯絡站交給接應的唐大興。隨後，因武器庫賣槍事件被人泄密，劉湘大為震驚，在重慶實行大戒嚴，同時逮捕了地下工作者張朗元、周世傑等人。

  余宏文也因此可能暴露了身份，根據鄭佑之指示，他撤出21軍「特委會」。一晚，余化裝成便衣巡警，混在執行逮捕任務的隊伍中，成功地離開了重慶，秘密潛回宜賓。

  余宏文剛回到宜賓後，劉湘的通緝令也送到了宜賓縣。四川省委決定立即把余轉移去成都工作，並擔任成都東城區委書記。1932年冬，余在反對軍閥巷戰中，親自送宣傳品到各支部，途經東門外街上，被軍警搜出了身上帶有反對軍閥戰爭的標語和傳單，因而遭敵逮捕。在審訊中，余宏文就講「宣傳品」是撿到的，沒有供出真情。同時，黨組織又活動了一些上層人士前去作保，敵人也就把他釋放出獄了。

  1933年夏，孟光遠在邛崍南路王店起義，建立了「川南抗捐軍」並成立司令部，由孟光遠任司令員。此時抗捐軍隊伍大約600多人。余宏文出獄後，受省委派遣，化名「陳伯南」到抗捐軍司令部擔任政治委員。

  陳伯南到了抗捐軍任職後，憑著他在長期對敵鬥爭中積累的經驗，覺察到這支隊伍雖有600餘眾，但黨組織領導的基本隊伍卻只有200人左右，大部分力量黨不能控制，如遇突發事件，很可能出現嚴重問題。果然，一次抗捐軍遭到敵人的多路圍攻，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只同敵人激戰了兩個多小時，就被迫退到鐵碑寺山上。

  陳伯南立即主持召開由孟光遠等參加的司令部緊急會議，決定分路突圍到洪雅、名山、蒲江等縣交界處的總崗山會師。抗捐軍進入總崗山後，一面休整，一面派人深入當地群眾中，開展宣傳組織等工作。除當地群眾積極要求參加抗捐軍外，名山的鄭載陽、蒲江的徐錫三等綠林隊伍也相繼要求參加抗捐軍。司令部將其收編為抗捐軍第三路。後來抗捐隊伍迅速發展到1000多人。

  抗捐軍的隊伍雖然壯大了，但在總崗山活動的範圍，仍限於地廣人稀的高山、森林，給養條件極差，連籌糧都很困難。同時，川西軍閥為了對付抗捐軍，派出特務、偵探，加緊尋找抗捐軍的蹤跡。

  在這種情況下，部隊既要深入群眾開展工作，又要準備打仗，十分艱苦於是，一些曾在綠林中生活慣了人，就產生了離開抗捐軍的念頭，他們提出與其在總崗山困難地進行活動，不如集中兵力去攻占名山、蒲江等縣城。

  針對抗捐軍內部複雜的思想狀況，陳伯南及時召集總司令部的有關負責人開會研究對策，鑑於司令部不能控制綠林隊伍的問題已十分明顯，為使其不影響基本隊伍，決定讓他們離去。陳伯南又親自找他們談話，說明是朋友好合好散，同意他們離去，待以後情況好轉時，如果他們願意回來，也歡迎回來。

  在一次行動中，抗捐軍陷入敵人設好的陷阱，混戰之後，陳伯南同王明安僅領著20多名抗捐軍戰士衝出敵陣，撤退到王泗宿營並火速派人前去省委報告情況。3天後的一個晚上，陳伯南根據省委指示，把槍彈就地埋藏起來，帶領同志們趕往成都等候組織分配工作。

  1933年12月下旬的一天，陳伯南遵照上級指示，帶著同往成都的20多名抗捐軍戰士重返王泗，把埋藏在余河灣的槍彈起出，重新拉起隊伍，成立了邛崍游擊大隊，陳伯南擔任大隊長，率隊來到邛崍展開游擊戰……

  一天，石河子支部黨員何體全向余大隊長報告：邛崍「鏟共團」大年三十放假，隊長羅成志也要回家過年，只留少數人守營。留守人員中有3人是黨組織派進去的「內線」。

  陳伯南當即決定奪取「鏟共團」的槍彈，武裝自己的隊伍，並派何體全通知「內線」，屆時做好裡應外合的準備工作。在大年三十晚，邛崍游擊大隊攻擊「鏟共團」時，沒開一槍，沒費一彈，就繳獲了敵人40多支槍，30多發子彈和一些手榴彈、大米等物資。

  1935年3月上旬，邛崍縣委書記王明安，在去成都治病途中被捕後叛變，交代了邛崍游擊大隊長陳伯南。隨即，敵人逮捕了陳伯南，並在邛崍監獄被殺害。陳在臨死之前，才告訴獄中的朋友：「陳伯南是我的化名，我的真名叫余宏文，是宜賓觀音場人。我曾任宜賓縣委委員，四川省行委、省委候補委員……」

  1931年，文強成功越獄後到成都，同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鬧翻」了，憤然離開四川去上海找組織，沒有料到又遭到上海的「拒絕」……

  文強被「開除出黨」後再次加入國民黨。後來，文強逐漸成了「軍統」中的——顯赫人物、國民黨的——高級將領，最後淪為——戰犯，經歷了26年的牢獄之災。

  文強被新中國「特赦」後，擔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後，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積極奔走呼籲，做出了較大貢獻。

  在中國現代史上，文強是一個傳奇人物。他曾在共產黨、國民黨都分別擔任過高官要職。毛澤東是他的表哥，周恩來是他的入黨介紹人，朱德是他的直接領導人，林彪曾是他的同學和部下；邵力子是他加入國民黨的介紹人，程潛對他有救命之恩，戴笠視他為心腹骨幹，蔣介石「欽點」他為中將，杜聿明點名要他做參謀長……他在中國現代史的大風大浪中度過了傳奇一生。98歲高齡去世。

  書中還有一些人物，恕不一一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