磕磕絆絆走向新世界

  鴉片戰爭的失敗，讓天朝上國一下子蒙了。之後的二十年時間裡（1840—1860年），清朝始終不能接受戰敗的事實，更不知道應該如何與西方列強打交道。簽訂割地賠款的條約，道光皇帝內心痛苦萬分。據記載：「傳聞和局既定……一日夜未嘗暫息。使者但聞太息聲，漏下五鼓，上忽頓足長嘆。」江蘇布政使李星沅看到《南京條約》，頓時胸悶氣短，驚呼：「我朝金甌無缺，忽有此蹉跌，至夷婦與大皇帝並書，且約中如贖城、給煙價、官員平行、漢奸免罪，公然大書特書，千秋萬世何以善後！」蠻夷女子和皇上在一張紙上共署名諱，皇上還要公開承認道歉賠款，怎不讓自居天朝上國的大小臣工義憤填膺呢？在心底，清朝君臣壓根沒轉過彎來，還想恢復朝貢體系。

  但是，失敗之後的清朝又沒有能力與列強再起戰端。國內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等，讓清朝傾注全力去鎮壓。歐洲列強本以為鴉片戰爭的勝利能讓清朝打開門戶，結果發現事事磕磕絆絆。清朝官府設置了種種障礙，阻礙外國商品進入中國，就連外國人在中國居留，到中國城鎮遊覽，也成了奢望。後來，首任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以「居住方便」為由，從上海道台那撥了八百三十畝地作為英國居留地——當時在上海的英國商人和傳教士總共只有二十五人。到1848年擴大到二千八百二十畝，此時上海的英國人雖有增加但總數還不足一百。此後1849年，僅有的兩個法國商人得到了九百八十六畝的「法租界」，1863年七千八百九十五畝的遼闊地區成為「美租界」。租界讓中國喪權辱國，但當時的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相反還相當配合。因為當時中國官民也不願意外國人和自己住在一起，很願意在郊區劃一塊地把外國人「關」起來。於是，各大口岸城市的郊區就出現了一個個「國中之國」——租界。

  歷史學家蔣廷黻說：「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鴉片戰爭讓西方列強看清了中國虛弱的本質，之後遇到溝通困難或者利益難以滿足時，列強不會首先想到和平解決，而是傾向於訴諸武力了。於是，就有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有了火燒圓明園，有了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在一次次的慘敗面前，清朝一回回地重複虛弱的本質，直到跌入半殖民深淵。既然中國都如此悲慘了，東亞的朝貢體系很自然被西方國際體系所取代。

  清王朝無力與列強硬碰硬，而且內憂外患不斷的統治者還需要藉助列強的支持來維護統治。比如，需要洋人軍官和兵器來「助剿」國內造反者，需要引入西方近代工商業來發展國內經濟。「中外和好」是定局，但清王朝又不甘心無條件地、立刻接受西方的外交遊戲規則，而是磕磕絆絆地走向西方設定的新世界。

  開眼看世界較早的恭親王奕?等於1861年初上奏「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負責對外交涉事宜，朝廷頒諭同意「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比奕等人的奏請多了「通商」二字，可見朝廷還想限制在通商上。奕?於是再次奏請在鑄造關防時，略去「通商」二字，遂改名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奕也好，列強駐華代表也好，都希望總理衙門能成為總攬對外事務的衙門。不想，總理衙門雖然設立了，朝廷還是不願意蠻夷直接與皇上打交道，不願意採納西方外交規則，讓中外平起平坐。

  比如，中外條約簽訂地都是天津而不是首都北京，有些國家原派代表到了北京，清政府仍堅持要他們到天津。清政府堅持與各國的交涉只能在國門天津而不能在國都北京進行。若想進京交涉，必須先在天津等候，由三口通商大臣先向總理衙門呈報，獲得批准後方可進京，如果不經三口通商大臣同意而直接進京投謁總理衙門大臣，則肯定被拒。三口通商大臣就分了總理衙門的權力。這一職務後來改為北洋大臣。

  同治九年（1870年），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所轄洋務劃歸直隸總督兼管，稱「北洋大臣」。北洋南洋，本來是中國近海的劃分俗語。以長江入海口為界，中國南北方近海差異明顯，北方稱北洋，南方稱南洋。北洋大臣管轄當時山東、天津、遼寧等地通商和對外交涉，而江蘇及其以南通商和對外交涉事務，則新設南洋大臣負責。這樣，被迫打開國內的清朝，還是把外交降低為「地方事務」。南北洋大臣尤其是北洋大臣在事實上代替總理衙門，成為國家外交的總代表。

  北洋大臣設置之年，恰好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此後他占據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位長達二十八年之久。李鴻章大辦外交，興建北洋海陸軍，並大力創建近代事業，致使北洋大臣地位不斷提高，職權不斷擴大，把南洋大臣遠遠甩到了後面。在李的努力經營下，其活動範圍迅速擴大，總理衙門反過來要向北洋大臣通報外交事務，聽取他的意見和建議，許多駐外外交人員更是經常向他匯報，聽取他的指示，李已儼然成為國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外國人與他打交道越來越多，一位英國外交官說：北洋大臣李鴻章「甚至不想掩蓋他實際上是中國的外交大臣這一事實」，「像現在這樣組成、這樣管理的總理衙門，只不過是李鴻章大學士在天津的衙門的一個分支機關」。李鴻章之後，又有袁世凱占據北洋大臣職務，把握外交實權。

  至於在北京的總理衙門始終不是清朝的正式機構，而是一個臨時的「衙門」。裡面的辦事人員，都是其他部門抽調過來的官員，全部是兼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本職。因為在中國傳統政治體制中，根本就沒有「外交部」。天下都是皇帝的，哪來外交？直到《辛丑條約》，列強要求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位列各部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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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機構如此，外交禮儀更是如此反覆。外國使節嚷嚷著要常駐北京，清朝頂了幾十年，最後沒扛住，只好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答應使節入京常駐。使節又要求覲見皇帝，這就引發了天朝尊嚴、覲見禮節等諸多問題。同治朝，外國使節要求大批大批地進紫禁城、見小皇帝。總理衙門大臣文祥和使節們商議禮節，外交手腕相當「高明」。外國公使要帶很多隨從入覲，文祥就帶著外國人經過很多宮殿，穿過很多門，每經過一道宮門，就安排官員殷勤招待或者找些事情。外國使團每經過皇宮一道門就留下幾個人應付。結果到了紫光閣，公使們發現身邊只剩下翻譯了。

  列強鑑於清朝痴迷「天朝上國」的心理，不願平等對外各國駐華公使，特地在附件中帶上了「覲見禮節說帖」。說帖規定清朝皇帝要在乾清宮正殿接見諸國使臣；諸國使臣呈遞敕書或國書時，清朝皇帝必須以親王乘轎的規格將使臣迎入大內，禮成後送回，來往都要派兵隊前往使館迎送；外國使臣所遞敕書或國書，皇帝必須親手接收；清朝皇帝宴請諸國使臣，應在大內之殿設備，皇帝要在座。上述內容既然是「要求」，就說明在實際交往中沒有實現。清朝想方設法避免外國公使和皇帝直接見面，不願意中外平等相待。

  外國政府從鴉片戰爭前後就開始爭取平等權益，一直到1901年八國聯軍入侵之後和談，各國公使挾戰勝餘威用條約附件形式固定了下來。原本小事一樁的禮節問題拖延半個多世紀才得以解決。

  《辛丑條約》規定，總理衙門改為專門的外務部，位列各部之首；各國公使常駐北京，劃東交民巷為「國中之國」；公使可以直見光緒、慈禧，不用跪拜……清王朝最終還是採納了西方外交規則，完全融入了西方體系。至於朝貢體系中的藩屬國（除日本外），早就先中國一步被西方列強殖民了。

  | 擴展思考：近代之殤 |

  1.西方列強憑藉強大的軍事與政治力量強迫朝貢體系中的各國接受西方政治思想與實踐，憑藉強大的資本主義工業成果將各國納入近代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經濟體系，納入了正在形成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體系。你如何看待這個過程中的主觀目的與客觀結果問題、對與錯問題？

  2.「天下觀念」是古代中國看世界、對外交往的指導思想，也是中國近代外交彷徨反覆、接連遭難的緣由之一。天下觀念至今存在於一些國人心中。請問如何評價這一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