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論國民議會

  國民議會的存在首先帶來的害處是虛假的一致。由這種議會領導的公眾必須步調一致，否則議會就成為毫無價值的累贅。但這種一致是不可能真正存在的。個人組成了一個民族，他們在研究各種重要問題時肯定會有不同的想法。實際上，一切提交到議會討論的問題，都是根據多數人的表決而決定的，而少數的一方，在竭盡所能揭露所採取措施的非正義和愚蠢以後，在一定意義上又不得不幫忙把這些措施付諸實施。沒有什麼比這個東西更能夠直接敗壞人類的智力和品德的了。它不可避免地使人類裝聾作啞，變得怯懦和墮落。凡是不習慣於憑自己理性的指示來行動的人，都必然會特別缺乏人類天生的活力和質樸。一個把自己的努力或特性奉獻給自己認為不公正的事業的人，會很快地喪失準確的判斷力和公正道德的敏感性，而這些正是理性的主要光輝。

  其次，國民議會的存在，會造成這樣一種實際上的一致：即在性質上是不自然的，而在後果上是有害的。人類思想的真實健康狀態應該從枷鎖中解放出來，並按照它對真理的獨立而獨特的感受來獲得全面的發展。如果人類被除去了教育偏見的枷鎖，沒有被社會的腐敗狀態所誘惑，而習慣於無畏地服從真理的指導——雖然真理要引導我們去的地方我們可能並不熟悉，而所得出來的結論可能是出乎意料的——那麼人類智力的發展將有多偉大呢？除非我們可以完全無拘無束地暢遊在帶領我們通向幸福的溪流中，否則我們就不能在幸福的航程中前進。最初看來像是在保障我們安全的鐵錨，最後卻被發現其實是阻滯我們前進的手段。某種意見的一致是非常自由的詢問所應該引導我們達到的結果，而在一種徹底的自由狀態下，這種一致時刻都會變得越來越明顯。但是，由於人們有了協調自己想法的有形標準，那麼所產生的這種一致，則是帶有欺詐性而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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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許多集會上，數以千計的動機會毫無道理、毫無根據地影響我們的判斷。大家都希望各自所主張的見解能對自己的事業帶來良好效果。大家都同某一黨或某一教派建立聯繫，這樣，他的思想活動在每一個轉折上都戴著枷鎖，他會擔心他的同夥會摒棄他。這種影響，在目前的英國國會中表現得特別明顯，那些能力全面得幾乎空前的人，大概會被發現，他們是受了這些動機的影響的，他們在真誠地擁護著最嚴重的、最可恥的錯誤。

  第三，因為國民議會裡的各項辯論，一律必須以表決來終止，所以它們已經被曲解得脫離了合理的常規。本來，辯論和討論是很能促進智力發展的，但是一旦它們遭遇到這種不幸的條件，就會失去這個有利的特點而變得沒有意義。對通常只是對人類思想起逐漸的細微的作用的辯論進行要求，要求它在一次談話以後就顯示出它的效果，那豈不是最沒有道理的嗎？這種情況一旦出現，整個場面就就會改變其性質。經過長期的確信，演說者不再過問，而只追求短期效果。他寧可尋求我們的偏見，而不想去啟發我們的判斷力。另外，本來可以是一種耐心而慈善的討論，現在卻變成了爭吵、騷動和倉促的場面。

  從表決產生的另一種情況，是必須使用某一種措詞方式，這種措辭最符合多數人的情緒，並適合他們的先入之見。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花去好幾個小時去權衡語氣和調整逗號，難道還有比這個更加愚蠢可笑的事嗎？這種場面在俱樂部和私人團體裡是能不間斷地看到的。在議會，一般是在議案成為公開審查的問題以前就作了文字修正的。但是這種場面並不少見，而且有時它以另一種方式出現，往往在作了許多修正以迎合專橫的妄求者的腐朽興趣之後，最後還有一項巨大的工作，那就是要把一團混亂的東西變成為合乎文法的可以理解的形式。

  這一切就這樣而告結束，以不可容忍的凌辱理性和正義的方式，以計算數目來決定真理。這樣我們習慣於視之為最神聖的，這一切事情，最好也不過是為議會中那些最沒有能力的人所決定的，而且經常還是在最腐敗、最沒有名譽的意圖的影響之下所做出的決定。

  最後，如果我們回憶一下，那種把社會當成道德上的個體的謬論是如何地荒唐可笑，那麼，國民議會就更加不會得到我們積極的認可。企圖對抗自然的和必然的法則是徒勞無益的。不論我們有什麼獨創性，一大群人還是一大群人。沒有同等的能力和同樣的理解，什麼也不能使他們在精神上團結在一起。只要人類思想的多樣性依然存在，就不能用其他方法把社會力量集中起來，而只能由一個人在或長或短的時期內領導其餘的人，並以一種機械的方式來僱傭他們的勞力。這種勞力，不論是他們的物質力量或者是以他們的品德為基礎的力量，正如利用工具和機器的力量一樣。一切統治或多或少地相當於希臘人所說的暴政。不同的是，在專制的國家裡，人們的思想一貫受著民意被強姦的壓制；而在共和制國家裡，人們的思想則保留了較大的自由，而強姦民意的行為也更易於適應輿論的變化。

  在一切欺騙當中，集體智慧產生的謊話是最為露骨的。社會的行為永遠不能超出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的建議。我們不妨研究一下，如果把社會當作一個行為者，那麼社會能否真正等同於組織社會的某些個人呢？社會上最聰明的成員在社會上占實際領導地位，姑且不去追究這到底有什麼根據，但我們總會發現，有兩個明顯的理由使我們相信這一點：即不論實際領導社會的人有多高的天賦和智慧，他以社會的名義所採取的行動，和他在情況比較簡單、負擔比較輕鬆的情況下所採取的行為比起來，將不會那麼善良，也不會有那麼多的主意。這兩個理由是：第一，在知道能夠假借社會的名義來掩蓋自己責任的時候，很少有人是不會去冒這個險的，而會採取比用自己的名義所要採取的在動機上不那麼單純或在行動上不那麼保險的措施。第二，以社會名義行動的人，失去了在個人性格上所可能有的活力。有大群的追隨者跟在他們後面，他們必須考慮這些人的心情，而且必須遷就這些人的理解力。就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時常看見一些具有極高天分的人，一旦陷入繁忙的政治事務中，就會退化成為平庸的領袖。

  有了以上推理，我們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斷定，國民議會，即為了達到調整地區之間的分歧，以及討論如何抵抗外敵入侵的最好方式這個雙重目的所組織的議會，儘管在某些場合下必須依靠它，但卻應該儘可能少地採用它。或者就像古羅馬的專政者那樣，除了在非常時期，其他時候根本就不選出這種議會，或者可以讓他們定期開會，比如說每年開會一天，但是有權把會期延長到一定限度，以聽取選民的控訴和意見。這些方式中，第一種方式比較可取。過去的幾個理由都足以說明，除非是迫於形勢的需要，一般情況下選舉本身就不適合被採用。提出產生正式國民議會的辦法也許並不困難，只要有一定數目的地區提出要求，就可以舉行一次普選，這將會最適合過去的習慣和經驗。完全根據那些要求採用這種措施的地區來組成兩個乃至兩百個地區的國民議會，將會是最符合絕對便利和公正的原則的。

  很難否認，那些曾經被人大聲喊出的反對民主主義的異議，用在現在所描繪的這種統治形式上就會沒有價值。這裡我們會難於找到任何這樣的漏洞，如可以產生騷亂、多數群眾由於沉醉在不受限制的權力而形成的暴政、少數人的政治野心或者是多數人的不斷猜疑和互相防範。在這裡，煽動者也找不到任何機會，即可以使一般人成為實現自己目的的工具。我們期待，在這種社會狀態中人民會了解和珍惜他們的幸福。之所以大多數的人類如此經常被那些無賴所愚弄，其真正的原因就在於社會制度的神秘性和複雜性。一旦消滅了政治中的神秘性和複雜性，最簡單的智力也會有足夠的力量來戳穿政治騙子想要對人民加以迷惑的騙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