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前言

  （舊稿）

  托爾斯泰用了十年時間(一八八九—一八九九年)寫完了他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復活》，這部小說是他晚年創作的高峰。他創作這部小說的過程正是俄國一九O五年革命前社會急劇轉變的過程。這一時期，俄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得到迅猛發展；這一時期，俄國的產業工人已開始登上歷史舞台；這一時期，農民已陷入極端貧困的狀態，他們再不能按老樣子生活下去了；這一時期，各種政治力量已在社會上出現，他們在探索和尋求消除沙皇的黑暗統治、消除貧困、消除社會不平等、不公正的途徑。《復活》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寫成的，《復活》集中體現了托爾斯泰晚年的思想。這部小說是為舊社會的滅亡和新社會的誕生而吶喊的。

  小說所描寫的故事很簡單，它說的是一個叫聶赫留道夫的貴族地主作為陪審員，參加了瑪斯洛娃案件的審理。瑪斯洛娃年輕時的名字叫卡秋莎，在一個地主家當侍女，聶赫留道夫年輕時誘姦了這個姑娘，後來把她拋棄了，卡秋莎後來被生活和社會逼迫為娼。瑪斯洛娃現在坐在被告席上，她被誣陷用砒霜毒死富商斯梅利科夫。而誘姦過卡秋莎的聶赫留道夫卻坐在陪審席上。《復活》中講述的故事一開始就告訴我們，這個社會是顛倒的，無罪的變成有罪，有罪的變成無罪，也就是有罪的人審判無罪的人。

  後來，瑪斯洛娃被法庭判處到西伯利亞服苦役。這時，聶赫留道夫良心發現，他認為瑪斯洛娃的沉淪和自己有關，他為了贖罪，決定追隨瑪斯洛娃到西伯利亞去，並和瑪斯洛娃結婚。

  

  聶赫留道夫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社會地位，利用他和很多上層人士的關係，為了為瑪斯洛娃申冤，接觸了不少司法部門的官吏，了解了很多監獄的內幕。托爾斯泰通過聶赫留道夫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徹底揭露了沙俄司法制度的虛偽，司法部門和執法人員的腐敗。

  《復活》給讀者造成的印象是，整個俄國就是一座壓迫人民、迫害人民、鎮壓人民的大監獄。在這座大監獄裡，瑪斯洛娃處在最低層。所以整部《復活》就是瑪斯洛娃對這座大監獄的控訴書，也是對沙皇專制制度的控訴書。

  瑪斯洛娃的命運和遭遇在讀者心中引起的絕不僅僅是憐憫和同情，瑪斯洛娃的命運和遭遇太悲慘了，太不幸了，以致使讀者在情感上達到難以承受的地步，它們會喚起讀者對沙皇專制政體的嫉惡如仇，對扼殺了瑪斯洛娃青春年華的人們的深惡痛絕。這正是托爾斯泰創作這部小說的初衷。

  一個社會，如果司法不健全，這個社會就不是一個健全的社會，如果司法不公正，這個社會就不是一個公正的社會，如果司法腐敗，這個社會必然是一個腐敗的社會。

  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托爾斯泰把司法作為解剖和鞭笞這個社會的切入點，可以說是他抓住了這個社會反動的要害。托爾斯泰在小說中告訴我們，沙皇俄國的司法是支撐現行制度的一種手段，它是極其虛偽的，它是為有錢階級服務的。司法腐敗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就是，無論什麼官司，有錢的人只要花錢買通官府，官司就能打贏。

  小說詳細描寫了莊稼漢梅尼紹夫的遭遇。梅尼紹夫是一個「老實巴交、純樸善良的農民」，他結婚後不久，妻子就被一個酒店老闆所霸占，梅尼紹夫到處去告狀，可是他告到哪裡也沒有用，他無論告到哪裡，酒店老闆就花錢買通哪裡的官府，所以所有的官府都袒護酒店老闆。最後，酒店老闆施以手段，把梅尼紹夫送進監牢。不該坐牢的坐了牢，該坐牢的卻逍遙法外，在那樣的社會裡，哪裡還有什麼公理可言。當然，梅尼紹夫也可以用錢去疏通官府，可是他到哪裡弄錢呢，所以在那種社會，吃虧的、倒霉的、受害的都是窮人。

  托爾斯泰在小說中無情地揭露了在沙皇卵翼下形成的一幫貪官污吏。他們執掌著國家大大小小的權力，他們有的是總督，有的是將軍，有的是省長，有的是法官，有的是檢察長，有的是參政員，有的是律師。在托爾斯泰的筆下，這些官僚們有幾個共同的特點。

  首先，他們為了實現自己升官發財的美夢，想盡辦法討好上司，尤其是討好皇親國戚，在上司和皇親國戚面前表現得奴性十足。關於這個特點，托爾斯泰有一段絕妙的、形象的描寫。托爾斯泰說，他們「比如一隻溫順的狗，主人愛撫地拍一拍它，在耳根處撓撓它，它就欣喜若狂起來，它又是搖尾巴，又是縮身子，又是抿耳朵，發瘋似的轉起圈兒來。」在沙皇統治的社會裡，這就是所有當官的往上爬所採用的有效伎倆。

  其次，他們都是沙皇所豢養的打手，他們個個心狠手毒，殘忍無比，只要主子一聲令下，他們就向「獵物」猛撲過去。他們不折不扣地執行上面的指示和命令，他們把這看做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本錢。比如那個彼得保羅要塞的司令，「他曾經率領駐高加索的軍隊打死了一千多捍衛自由和家園的抵抗者」，他曾經指揮駐波蘭軍隊鎮壓那裡的人民。他現在雖然老朽昏聵了，仍然擔任著彼得保羅要塞的司令。彼得保羅要塞是一座關押政治犯的監獄，在他任職期間，大批政治犯被迫害死。他由於功勳卓著，得到沙皇的賞識，他獲得許多獎章和綬帶。但是正如托爾斯泰在小說中說的：「富豪們誇耀他們的財富，也就是暴取豪奪，將領們誇耀他們的勝利，也就是屠殺無辜，統治者誇耀他們的權勢，也就是蹂躪百姓。」

  再其次，在沙皇的統治下，大大小小的官員都把他們的職務當做撈地位、撈錢財、撈榮譽的手段。他們貪贓枉法，營私舞弊。托爾斯泰揭露說，一些政府的高級官員侵吞捐款，可是他們不僅沒有被關進監牢，至今仍然坐在各機關的第一把交椅上。

  他們都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比如那位朝廷大臣伊萬伯爵就頤指氣使地說，他從青年時代就相信，他生來就是要吃名廚烹調的山珍海味，他生來就是要穿舒適、名貴的衣服，他生來就是要坐舒適、快捷的馬車。

  《復活》嚴厲地鞭撻了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大大小小的官吏，撕下了他們的假面具，把他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讀者認清了他們的醜惡嘴臉和罪惡，使讀者認識到，他們是舊制度頑固的維護者，是消滅舊制度道路上的最大障礙。

  托爾斯泰在《復活》中反覆強調一個道理，在沙皇統治下的封建社會，真正的罪犯是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應該審判的是他們，應該關進監獄的是他們。

  托爾斯泰在《復活》中一方面無情地揭露了由科爾恰金們構成的「遊手好閒、窮奢極欲、渺小鄙俗」的醜惡世界；另一方面，又向讀者展現了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由二十多個挖泥炭的工人構成的。他們在泥炭沼澤田裡，在沒漆的水中，幹著艱苦的活兒，從早干到晚，只有吃飯時才能休息兩個鐘頭。產業工人的成長，始終伴隨著資本對他們的殘酷剝削。他們一個個骨瘦如柴，身上穿的是家造土布衣，拖著疲憊的身軀，列車員叫他們是「一群髒鬼」，老爺太太們罵他們是「臭鄉巴佬」，可是托爾斯泰卻說，他們是「全新的人」，「他們有自己的喜怒哀樂，他們過著真正的勞動生活」。

  在俄國十九世紀的文學中，這是第一次出現產業工人的形象。十九世紀末的托爾斯泰已經認識到了，這些工人雖然人數尚少，雖然被人瞧不起，但是他們代表著社會的未來，他們是未來新社會的創造者。

  托爾斯泰從創作《戰爭與和平》的那天起就渴望社會能夠進步，農民能夠得到解放。但是誰來推動社會的進步，誰來解放農民，托爾斯泰始終沒有找到這種力量。過去他只是把社會的進步，農民的解放，寄托在一些開明的貴族身上。托爾斯泰求他們發發善心，求他們犧牲自己一定的利益，求他們把土地還給農民。這樣的開明貴族有沒有？有！如《戰爭與和平》中的安德烈，《安娜·卡列寧娜》中的列文，《復活》中的聶赫留道夫。但是事實說明，單單靠這些貴族的施捨，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社會照樣一片黑暗，統治階級照樣巧取豪奪，農民照樣受苦受難。

  托爾斯泰寫《復活》時，不一定已經認識到這些工人就是未來解放社會的力量。但是從托爾斯泰描寫這些工人的字裡行間，使人感覺到，這些工人都是些道德高尚的人，他們互相之間都很團結，任何困難都嚇不倒他們。所以托爾斯泰說，這些工人是「全新的人」，他們構成的世界是「全新的、美麗的世界」。

  托爾斯泰在《復活》中用濃墨重彩描繪了一群政治犯，也就是一群革命者。在托爾斯泰的筆下，他們是當時的先進分子，他們代表社會的進步力量。他們獻身革命，不怕吃苦，不怕犧牲，不怕坐牢，不怕流放，和沙皇專制政體做堅決的鬥爭。如小說中所描寫的納巴托夫就是這樣的革命者。他曾多次被捕，多次坐牢，多次被流放，他成年後的一半歲月都是在監獄和流放地度過的，但他無犯無悔，從不氣餒，他的鬥志反而更旺盛了。「他總是那麼精力充沛，總是那麼樂觀，總是那麼精神飽滿」。他從不猜測遙遠的未來，他總是牢牢地把握住現在，腳踏實地從事實際工作。

  他們背叛了剝削階級的家庭，拋棄了優越的生活條件，甘願和老百姓打成一片，過著清貧的生活。如瑪麗亞·帕夫洛夫娜，她的父親是個將軍，但她從小就厭惡貴族生活，喜歡普通人的生活。她說，她跟廚娘們在一起，跟車夫們在一起，覺得很愉快，而跟她家的那些老爺太太們在一起，就覺得乏味，覺得無聊。後來她懂事了，她才知道她家過得是寄生生活，於是她就離開家，進了工廠，當了工人。

  當瑪斯洛娃正在彷徨，正在猶豫不決，正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臨著重大選擇的時候，她遇到了這群革命者，這是她的幸運。

  瑪斯洛娃一接觸到這些革命者，就覺得他們都是極好的人，他們從不考慮自己，總是考慮如何幫助別人。他們有的人雖然也是老爺，可是他們放棄了自己的特權，放棄了優越的生活，他們都是為老百姓著想。他們對她特別友好，從來沒有看不起她。

  瑪斯洛娃感動了，她的心和他們的心貼在一起了，她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他們的觀點，不由自主地在各方面效仿他們。

  聶赫留道夫曾賭神發誓說，他要跟著瑪斯洛娃到西伯利亞去，他要和瑪斯洛娃結婚，因為他曾對瑪斯洛娃犯下了罪，他要贖罪。但是他的思想只停留在對瑪斯洛娃的憐憫和同情上，他的寬宏和大度並沒有在瑪斯洛娃的心中點燃新生的火花。她一想到他過去對她的凌辱，她怎麼能再投入他的懷抱呢！

  只有這些革命者才真正把她從苦海中救出來，使她徹底擺脫了過去那段生活籠罩在她頭上的陰影，她現在可以昂著頭，挺起胸，邁開大步向前走了，她前邊的路還長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