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溥儀一生中的數個「第一次」

  末代皇帝溥儀的事跡，很多已為人所周知的事情，本文記敘的只是溥儀一生中所經歷過的「第一次」事情。

  1）、偽滿皇帝第一次訪日

  1935年4月2日晨溥儀離開長春，乘專車赴大連，並於當晚登上專程前來迎接的日本軍艦「比睿號」，4月6日在橫濱登陸。

  溥儀在日本期間，在東京呆了4天，又先後訪問了京都、奈良和大阪等地，除了應酬就是遊覽觀光，對於一個地位尊貴而又沒有實權的人，自然只有禮儀方面的作用。

  後來，溥儀在撫順改造期間回憶這段歷史時，用這樣一段話揭露了這次訪日的實質和目的：「不問可知，還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積極地要利用我這漢奸頭子當時的地位，好使我這個傀儡更能發揮出偶像的作用來，藉以轉移一下東北人民對於日寇的疑慮和憎恨的眼光，同時還可以更進一步地把這個既是傀儡又被偶像化了的我，用來麻痹人心，讓他們暫時在『日滿一家』和『一心同德』的騙人煙幕下，迷失民族應走的方向。這樣便可以逐步把敵偽的罪惡統治基礎鞏固下來，等到相當鞏固以後，日寇便可以放心大膽地摘下偽善的假面具，露出侵略者本來的兇狠面貌，來作他那『鯨吞虎噬』的如意打算。」（引自溥儀：《我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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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共和國公民第一次見總理

  1959年12月14日下午2時20分。一輛黑色的國產轎車，戛然停在前井胡同六號黑漆大門階前，一位幹部模樣的人從車上下來，直奔院內的北房。

  「我是國務院派來接溥儀先生的，時間不多了，請先生這就上車吧！」

  「好！好！」

  溥儀答應著，隨手帶上一本粉色硬殼的《北京日記》，又在上衣小兜上別了一支鋼筆，就隨著來人上車去了。直到這時，溥儀仍然不知道將被哪位首長接見。汽車駛入中南海，又沿著穿越樓閣亭台的汽車路，把溥儀送到西花廳前。

  當他被引進西花廳內接見室時驚呆了！迎面走來的這位劍眉凝重而高聳的首長是多麼熟悉啊！他曾千百次從刊登於報紙的照片上，從懸掛於會議室或禮堂的領袖肖像中，從新聞影片的形象里見過。這時，首長早已伸過手來，並和溥儀的手緊緊握在一起了，溥儀似乎恍然大悟：「呀！周總理！」這幾天他就惦記著見見總理，現在突然見到……嗣後，溥儀在一封私人通信中記述當時的心情說：「我心裡是如何的感激、激動，我緊握總理的手……滿肚子想說的話，激動得反而說不出來了。」

  周恩來親自向溥儀一一介紹了參加這次接見的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副總理習仲勛、全國人大暨全國政協常委張治中和邵力子、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國務院水利電力部部長傅作義和全國政協常委屈武等。陪見人員中還有兩位是溥儀很熟悉的，一位是他的七叔載濤，還有一位就是當時擔任全國政協常委的民主人士章士釗。

  3）、自由平民的第一次戀愛

  1961年農曆正月初七下午3點鐘，男方「大媒」、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周振強陪著溥儀，女方「大媒」、人民出版社編輯沙曾熙陪同李淑賢，在政協文化俱樂部初次見面。如果說他們是一見傾心，也許有點誇張，但雙方一見就產生了好感，確是事實。

  周、沙二人為溥儀介紹的對象是當時在北京市朝陽區關廂醫院當護士的李淑賢，一個性格溫柔、心地善良而遭際不幸的女性。那年，李淑賢才37歲，但卻嘗盡了人間的辛酸冷暖。她是杭州人，自幼喪母，在上海生活的9年中，受盡了繼母的虐待和役使。當她14歲那年，在中國銀行當職員的父親去世了。之後三年的日子，過得就更加悲慘。1941年她忍受不了繼母的欺凌，隻身到北京投奔一個守寡的遠房表姐。寄人籬下的日子自然也是不好過的。好不容易熬到了北平和平解放，李淑賢先進了一家文化補習學校，隨後又到護士專修班學習護理業務，就這樣她終於走上了獨立生活的道路。

  溥儀對李淑賢早年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當李淑賢在和溥儀的接觸中間，發現眼前的這位末代皇帝和原來想像中的「萬歲爺」大不相同的時候，就產生一種進一步了解、探索對方心靈的要求。李淑賢通過觀察，認為這個「皇上」除去和氣、熱情以外，還是個誠實、樸素的好心人。對於溥儀的天真，李淑賢尤有好感。更何況，在兩人心靈之間還有一條類似的同病相憐的感情紐帶：溥儀認為李淑賢經歷很苦，讓人同情；李淑賢則覺得溥儀背負著那麼沉重的歷史包袱，怪可憐的。於是由思想上的共鳴開始，兩人的愛慕之情就油然而生，並且迅猛發展起來了。也正是在一種平等諒解、互敬互愛的感情基礎上，溥儀和李淑賢結成了生活旅途上的忠實伴侶，從而補償了他們過去婚姻生活上的遺憾。

  4）、第一次行使共和國的公民權

  北京市的滿族公民愛新覺羅·溥儀，第一次行使公民的選舉權，是在1960年11月26日。那時距離溥儀獲得特赦回到北京，只不過11個月又17天。

  溥儀從未接觸選舉，更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資格在工作單位所在地——香山人民公社當選民。他希望擁有這一份光榮，又擔心把他漏掉，遂預先向植物園領導請示詢問。然而，面對當過皇帝的特殊職工，他們誰都說不清溥儀是否可以當選民。溥儀那顆心則因此而被懸了起來，他又生活在焦灼不安之中了。

  植物園領導馬上請示中國科學院院部，院部領導又請示國務院，層層報告，直到把問題擺在總理面前。周恩來當即指示工作人員打電話答覆說：溥儀特赦後就是公民了，怎麼能沒有公民權呢？有選舉權，也有被選舉權，這是不言而喻的嘛！不久，溥儀就在張貼於南辛村大牆上的選民名單中，高興地看見了自己的名字。

  後來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記述了1960年11月26日作為公民參加選舉人民代表的投票那一時刻的喜悅心情。在他看來，那張得來非易的選民證，比自己見過的一切珍寶都貴重，一張每位公民都擁有的小紙片，竟使他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