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治

  1）、緩和階級矛盾﹐發展社會生產

  清初由於長期戰亂﹐社會生產凋敝。順治年間獎勵墾荒﹐但收效甚微。玄燁十分注意恢復和發展生產﹐與民休養生息。下令停止清初圈地弊政。為招徠墾荒﹐修訂順治年間的墾荒定例﹐由原來最高限六年起科﹐改為「通計十年﹐方行起科」。又規定地方官能招徠墾荒者升﹐否則罷黜。實行「更名田」﹐將明藩王土地給與原種之人﹐改為民戶﹐承為世業﹐使耕種藩田的農民成為自耕農。實行蠲免政策﹐以鼓勵農業生產。蠲免的種類大體上有﹕免徵荒地田賦﹑災荒蠲免﹑普免錢糧等。玄燁在位期間﹐蠲免次數很多﹐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先後將河南﹑直隸﹑湖北等九省田賦普免一周﹔五十年﹐又將全國各省錢糧分三年輪免一周。這在以往的歷史朝代是罕見的。五十一年二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將全國人丁稅固定下來﹐減輕了農民負擔。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全國墾田面積由順治末年的五億五千萬畝到康熙末年超過了八億畝﹐生產發展﹐階級矛盾得以緩和﹐人口迅速增長﹐出現了所謂的「康乾盛世」。

  2）、重視對黃河的治理

  將「三藩」﹑河務﹑漕運列為三大要務。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先後六次南巡視察河工，與河臣討論治河方案。他任命靳輔為河督，識拔和重用水利技術專家陳潢協助治河，這兩人勤勞任事，治河十餘年大見成效。康熙自己究心於治河歷數十年，「凡前代有關河務之書，無不披閱」，有時親自進行試驗。他多次視察經常泛濫的永定河，通過治理永定河取得經驗。

  3）、籠絡漢族官吏﹑士大夫知識分子

  康熙對漢族官吏﹑名士及一般士子，分別採取不同措施﹐羅致了封建統治所需要的人才。清初滿漢官員職掌相同而品級懸殊，這種民族歧視使不少漢官心懷怨望，不能盡心為清廷效力。為了安撫漢官﹐康熙一再聲稱「滿漢皆朕之臣子」﹐「滿漢一體」﹐諭令「滿漢官員職掌相同﹐品級有異﹐應行畫一」。十六年﹐設置南書房﹐命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官員輪流入值﹐以籠絡漢官。十七年﹐命開「博學鴻儒科」﹐以網羅負有盛名的碩彥鴻儒﹐入史館纂修明史。又吸收大量學者編纂各種圖書﹐著名的有《古今圖書集成》﹐分訂為六千一百餘冊﹐成為中國最大的一部類書。玄燁對程朱理學尤其用力提倡﹐特別尊崇朱熹﹐在他的獎勵提拔下﹐大批信奉程朱的「理學名臣」如李光地﹑魏裔介﹑熊賜履﹑湯斌﹑張伯行等都受到重用。這些措施起到了收攬漢官和漢族士子人心的作用﹐擴大了滿漢地主階級的統治基礎。清初一些以高風亮節相砥礪﹐遁跡山林不與清統治者合作的明遺民﹐他們的子弟或學生這時都紛紛出仕﹐或參與各類書籍的編纂。滿族與漢族及其它各民族的壁壘趨向瓦解﹐直至彼此融合。

  4）、興起文字獄

  康熙一朝大小文字獄不下十餘次﹐其中牽連較廣的大案有莊廷《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文字獄是對文化思想進行嚴密控制的一種手段﹐這兩件大案都是由於著作中有眷念明朝的民族意識而引起的。康熙以後的雍正﹑干隆兩朝﹐文字獄次數之多﹐株連之廣﹐處罰之嚴﹐都超過以往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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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好學敏求﹐勤於政務

  玄燁自五歲開始讀書﹐學習勤奮﹐親政後﹐「聽政之暇﹐即在宮中披閱典籍﹐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疲」。舉凡史乘﹑諸子百家﹑呂律﹑數理﹑佛教經論﹑道書﹐無不涉獵。九年十月﹐沿襲前代由經筵講官給皇帝講解經籍的制度﹐下令舉行「經筵大典」﹐此後﹐無間寒暑﹐非有特殊情況﹐從不間斷。十四年起﹐又規定在講官進講後﹐由他復講﹐君臣互相討論﹐從儒家經籍中」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他提倡文學﹐優容文人。

  康熙對西方自然科學也有極濃厚的興趣。耶穌會傳教士南懷仁﹑白晉﹑張誠﹑安多等人應召為康熙講解自然科學。他們獻給玄燁一批儀器﹐並為他編寫了實用幾何學﹑天文學等講稿。康熙對數學特別愛好﹐對西方醫學也感到很大的興趣。

  玄燁一生勤於政務﹐「未明求衣﹐辨色視朝」﹐御門聽政成為常朝制度。每日清晨至干清門聽取各部院衙門官員分班啟奏政事﹐與大學士等集議處理折本﹐也能傾聽臣下意見﹐鼓勵各官大膽直言。有清一代封建皇權高度強化﹐皇帝「乾綱獨斷」﹐玄燁親理國政﹐遇事反覆思維﹐務期考慮周詳﹐故中年以前無大失誤。他注重實務﹐寬於御下。多次拒絕群臣疏請加上尊號。宮中用度也力崇儉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