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辜鴻銘政治操守和政見

  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時，湖廣總督由湖北巡撫端方代理，其人品行不端，加之懼洋媚外，為辜鴻銘所惡。一日端方到湖北紗廠，見該廠所配總督起坐室有兩洋員在內，乃謂辜鴻銘說：我要與彼兩人談話，汝可為我翻譯。辜鴻銘想，彼西人者，不知其為何人，或尋常工商一流，我國堂堂總督，豈可如此屈尊交接。乃入謂外人道：這間屋子，係為我們總督預備的，請你們趕快出去。洋人乃狼狽而逃。同行者評說辜鴻銘此種舉動，真為中國存國體。

  辜鴻銘操守廉潔。在上海黃浦浚治局任上，局中洋員貪污巨金，辜鴻銘怒不可遏，拒絕來自國內外的壓力和說情風，要予懲辦。洋員大懼，乃於暮夜袖金十五萬求緩，又為其峻拒，表示了超然骨氣。

  胡思敬在其所著《國聞備乘》中記錄下一個故事：辛亥冬，張謇、唐紹儀皆聚上海，極力效忠於袁世凱，欲羅致辜鴻銘入黨，因設宴款之，還引孟子「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為寇讎」數語以動之。豈料辜鴻銘堅拒袁黨，道：「鄙人命不猶人，誠當見棄。然則汝兩人者，一為土芥尚書，一為犬馬狀元乎！」言罷擲杯不辭而去。然就是這個遭辜鴻銘罵得體無完膚的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極力推崇辜鴻銘，在辜鴻銘死後，還為其未得國葬而憾，認為系「吾輩之責也」。

  

  對辜鴻銘的政治操守和其抱負，羅振玉嘗言：「君雖位卑分疏，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生平無積蓄，國變後，貧不能自存，而救世之志不稍挫。」民國初年，美、英、俄等六國銀行團以高薪聘請辜鴻銘為翻譯，當他得知他們借錢給袁世凱以作其鎮壓南方革命經費時，憤而辭聘。李國文曾為辜鴻銘大唱讚歌：「這位老先生，對于洋人，對于洋學問，敢於睥睨一切，敢於分庭抗禮，從他身上看不出一絲奴婢氣，這一點，作為一個中國人來說，應是十分要得的。」

  辜鴻銘服官講學三十多年，師爺氣和書生意氣使他特別喜歡評論人物。晚清那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從太后、皇帝、尚書、督撫，到維新領袖，在他嘴中幾乎鮮有漏網之魚。在罵多贊少的評價中，其政治眼光亦寓於其中。

  辜鴻銘把幕主張之洞與曾國藩並推為有教養之真正政治家，視李鴻章只為利己官僚，至康有為梁啓超輩，直作藝者。他又喜歡比較，比如拿張之洞與曾國藩來說：「張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論道，此儒臣事也；計天下之安危，論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國無大臣則無政，國無儒臣則無教。政之有無，關國家之興亡；教之有無，關人類之存滅；且無教之政，終必至於無政也。」拿曾國藩與李鴻章來說，曾是大臣，李是功臣，但曾之弊在陋，李之弊在無所變更，所以國事終至不可收拾。

  辜鴻銘對曾國藩、李鴻章甚而幕主張之洞都不免貶辭，對袁世凱則更毫無假借，嘗在公開場合痛罵他是流氓、賤種、智商只能等於北京倒馬桶的老媽子云雲。供職外務部時，辜鴻銘應詔陳言，以「用小人辦外事，其禍更烈」，直指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成果後，辜鴻銘公開撰文，云：「袁世凱之行為，尚不如盜跖賊徒，其寡廉鮮恥無氣義乃爾耳。」袁世凱死，他在北京家中大宴賓客，慶祝袁氏歸天。後來馮國璋、張作霖之流欲羅其於帳下，軍閥張宗昌也以山東大學校長相委，均遭受拒絕。

  辜鴻銘所臧否的人物，當時不但大都健在，而且權勢未衰，他卻能一一指而罵之，實乃一介任氣忤物、不惜開罪於人的狂狷之士。其言，寓勸世於罵世之外，含嫵媚於辛辣之中，殊非當時一般士大夫可比。其行，較之奴顏婢膝以事權貴者，更是有天壤之別。

  辜鴻銘功名思想不深，蓋一純粹文人，而非政治家，卻有不可忽略的政治主張。形之於文的，有1898年所作《上湖廣總督張書》，有1908年的《上德宗皇帝條陳時事書》等。在後者中，辜鴻銘「位卑未敢忘憂國」，以外務部區區員外郎身份，請人代奏，條陳時事，說是改革外交必先改革內政，而改革內政必先削除李鴻章以來的北洋勢力。對於辦理外務，他認為先應統籌全局，且力言「修邦交」重於「講武備」，其意以為「庚子之禍實多因中外太隔膜，以致彼此猜忌，積嫌久而不通，遂如兩電相激，一發而不可收拾」。對於「甲午庚子以來，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為國雪恥，遂致明廷近日亦以籌餉練兵為急務」，則以為「此猶非計之得者！」「蓋彼臥薪嘗膽之論，猶是當時戰國列邦之陋習！」言人所未言，羅振玉讀後認為「探索根元，洞見癥結，予受而讀之，竊以為賈長沙（誼）復生不能過是」。

  晚年，辜鴻銘應邀兩次赴日本講學，鼓吹儒學救世論，其中不乏政治言論。他說：西洋人言性惡，因為性惡，則互相猜忌，互相攻伐，演成歐洲大戰，為人類的浩劫；中國人說「人之初，性本善」，其不善的原因，是為物慾引誘，主張四海兄弟，世界大同，是謂王道；日本今後，當致力於中國文化，講求道德，研究王道，萬不可再學習歐洲的軍國主義，擾亂東亞。

  辜鴻銘的學生兆文鈞在他那篇頗有爭議的《辜鴻銘先生對我講述的往事》一文中，曾記下辜鴻銘的一些政治觀點：

  古今時代不同，社會制度有變，水漲船高，後來居上，不能把三千多年前的湯武革命，和十年前的列寧革命等量齊觀，相提並論；但是，民主精神是始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的。帝王也罷，總統也罷，主席也罷。凡有民主精神的帝王，就是好帝王，堯舜是也；沒有民族精神的帝王，就是壞帝王，桀紂是也；有民主精神的總統，就是好總統，華盛頓、林肯是也；沒有民主精神的總統，就是壞總統，袁世凱、曹錕是也；列寧領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他具有高度的民族精神，是一位好主席，但是他的繼承人是否也能像他那樣具有高度的民主精神，克紹列寧的偉大革命事業，尚不可知。有好社會制度，又有好領導，當然再好沒有啦。有好社會制度，沒有好領導，則社會制度會變為殭屍，領導會變為惡魔——「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這兩句話是真理。

  你們教育界人士，視教育為萬能，不問政治，是錯誤的。要知，最重要的是政治。必須若干年後，世界大同的時代到來，那時，人們到處高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什麼叫做帝？古人對自然現象，自然數雷為帝，認為它具有巨大的力量，鼓動萬物之生機，主宰世界；對社會現象，把政治力量比做帝，教民勿惰，使民宜之。堯舜小康時代，人民開始見到了民主精神的光明，便歡欣鼓舞地歌唱：「帝力於我何有哉！」迨至世界大同時代，人民更要歡欣鼓舞地歌唱：「帝力於我何有哉！」不過把古老的名詞——「帝」改變為新的名詞——「政治」罷了。那時，政治服從教育——真民主教育。假民主教育比真專制教育還惡劣。現在，美國所講授的民主教育，就是假民主教育。杜威集假民主教育之大成，揚其波而助其流，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在他的心目中，哪裡還有「人民」二字。我希望你再給學生講課時，把現在美國的假民主教育，改寫成「民詛」教育。

  這些看法雖時見疏陋偏頗，但品讀之下，讀者諸君該不會把它們統統歸入可笑、不當之列吧？至於辜鴻銘把Democracy（民主）拆字成Democracy（意思為魔鬼加瘋狂），既反映了他對西方民主的討厭之情，也反映了西方民主的虛假一面。

  對辜鴻銘的思想政見，羅振玉是傾心佩服的，嘗言：「天之生君，將以為衛道之干城，警世之木鐸，其否泰通塞固不僅繫於一人一國已也。」又說：「君論事於二十年以前，而一一驗於二十年後，有如蓍龜，此孔子所謂『百世可知』，益以見其學其識洞明無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