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撥浪鼓」奏出的樂章

  義烏地處浙江中部，古稱烏傷。有關它的地名，還與一則美麗動人的傳說相聯著：傳言有一個叫顏烏的孝子，此人出身貧寒，卻深知禮義和孝敬之道。那時中原戰亂頻繁，為避戰禍，顏烏和他相依為命的父親都來到江都義烏地域居住，不久父親病重而逝，悲痛欲絕的顏烏因家中一貧如洗，為了埋葬父親，他用雙手刨坑，手指破了，鮮血和著泥土，一群烏鴉被他的孝行所感動，紛紛幫他銜土葬父，烏鴉的嘴傷痕累累，顏烏也因此悲痛欲絕地倒在了父親墳旁……烏傷的地名便取自「顏烏葬父」之說。

  義烏當頭，反映了義烏人的傳統美德。然而，為了能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顏氏的後代用自己勤勞的雙手開山耕地，培育和種植出了大批棗樹和甘蔗，從此義烏因盛行製糖業和出產金絲琥珀棗而名揚天下。地處浙中的義烏，舊時山窮水稀，交通閉塞，雖說有錢經商者不願長此駐足，卻也留住了一批歷代官府貶謫的人眾和一撥撥戰亂中的敗將傷卒。漸漸地，義烏成了一個人多地少更窮得出奇的地方。窮則思變，於是，就有人想法將地里的甘蔗製成糖塊，然後到異鄉以糖換物，再將換來的物品分類，或賣掉變現錢，或做肥料種植糧食。據《義烏縣誌》記載：早在清乾隆時，本縣就有農民於每年冬春農閒季節，肩挑糖擔，手搖撥浪鼓，用本縣土產紅糖熬製成糖塊或生薑糖粒，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門換取禽畜毛骨、舊衣破鞋、廢銅爛鐵等，博取微利，清咸豐同治年間，糖擔貨倉增至婦女所需針線脂粉、髻網木梳等小商品。抗日戰爭前夕，本縣操此業人數增至數萬，發展成為獨特性行業——「敲糖幫」。

  也許北方人誰也沒有見過「敲糖幫」是個什麼樣，但在南方，30歲出頭的人幾乎都見過那些手持撥浪鼓、肩挑貨郎擔的換糖人。在我小時候的記憶中，一到農閒，特別是正月過年的那些日子裡，換糖人來得就特別多，幾乎天天能見著。此次到義烏採訪，方使我明白兒時天天盼的換糖人原來竟是今天的寫作對象，這不免讓我記憶起小時候的一幕幕情景。那時，家居鄉下的人過年過節時，總要殺雞宰豬，而餘下的雞毛豬骨頭常常被扔在一邊，老人和小孩則喜歡把這東西撿起來收拾好，一等搖撥浪鼓的貨郎擔來，便可以換一塊甜甜嘴的棒糖、卷糖。如果東西多一些呢，家裡的大人就要從貨郎擔那兒換回些針頭線腦的日用品。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奶奶每次梳頭時總要把梳子上的一縷縷掉下的頭髮卷好後積存起來，等貨郎擔來後就拿出一卷卷頭髮給我這個大孫子換上一兩塊糖吃。那時我多麼希望奶奶每次梳頭都掉下些頭髮。而我奶奶呢，雖然已是90高齡、風燭殘年的老人，可她至今仍保留著積存殘脫頭髮的習慣。說來也巧，1999年的春節，當我從義烏採訪完畢順道回老家時，我的奶奶竟又從她的床底下拿出一大卷頭髮，說阿明（我的小名），你看我一直把頭髮給你留著呢，可現在的換糖人怎麼再也不來了？我趕忙接過那一縷縷花白的頭髮，忍不住告訴奶奶，說過去那些換糖人早已不出來了，他們現在做大生意，都富了。奶奶一聽，兩眼一亮道：真是世道變了，過去的換糖人是最苦、最可憐的人哪！

  我奶奶的話沒錯，但她老人家不像我這樣有福氣，親眼目睹過去的換糖人現今個個都富得快要流油的景象！

  

  「敲糖幫」？撥浪鼓？如今我還能見得到你們嗎？

  當我知道兒時看到的換糖人貨郎擔都是義烏人時，來到義烏的第一件事就想再見一見那二三十年前常常盼望在村頭出現的「敲糖幫」，以及他們手中咚咚響的撥浪鼓。然而我尋覓了多少天后，一直沒有見過一把撥浪鼓（遺憾之際，我特意向當地幹部建議應當將傳統的撥浪鼓當做一個特色產品大為開發。），於是說到了挑貨郎擔的「敲糖幫」。義烏人都笑了起來：現在哪有呀！我們都在擺攤開店辦工廠，誰還干那行當嘛！其實這一點我也能猜到，只是因為到了義烏，到了撥浪鼓的故鄉，它勾起了我兒時對「換糖人」的那份特殊感情，在今天日日嘗慣了冰淇淋和雀巢咖啡之餘，很想再嘗一次闊別了幾十年的正宗的義烏青糖塊。義烏人又笑了，說我們現在可以給你搬來很多很多糖，卻還實在沒有哪家能一下給你拿出一塊當年換雞毛的那種糖塊了。我聽後雖然多少有些遺憾，但在看到當年的換糖人如今家家富裕、戶戶小康的新景象，心中仍然興奮為多。

  但我還是有一個要求，就是要親自到一趟廿三里，看一看這個曾經是撥浪鼓和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發源地。

  廿三里在義烏一帶名氣很大，由於它同周圍5個集鎮的距離在舊時均為23里路，故而得名。眼前的撥浪鼓發源地，與我想像中的小鎮差距實在太大。你看那數公里長的寬闊大道，主人說最寬處有36米；再看大道兩邊全是清一色的嶄新樓宇，均有四五層高。「從路面到樓房，都是農民自己花錢修建的。」主人不無自豪地告訴我。

  就是這個以往只有一條小街的撥浪鼓故鄉的小鎮，如今僅集鎮面積就達四五平方公里，本地城鎮居民人數達兩萬多。加上1萬多外地打工者，集鎮人口已超過3萬人。近千個大中小私人企業密布全鎮，組成了已具現代化規模的浙中名鎮。據說，小鎮上的一塊四五十平方米的地基，現今售價在30萬元以上。如果在好地段還不止此數。當我跨進鎮政府的大院，抬頭仰望正面聳立的辦公大樓時，我馬上為京城的「部委樓」叫屈，因為廿三里的鎮政府大樓好氣派！

  「這是托改革開放政策和義烏市場紅火的福。」接待我的幾位鎮幹部連聲謙虛，等中午就餐時我才知道他們說的全是實情，與我同桌的5個鎮幹部中，有3個是當年搖撥浪鼓出身的「敲糖幫」。主人們介紹說，在他們這兒近幾百年以來，幾乎每家每戶都是搖撥浪鼓的。那時，男人挑著貨郎擔走南闖北去「雞毛換糖」，家裡的女人則把男人們換回來的貨物分類處置，或製糖扎花，做些小工藝品，為當家人再次出門備貨。廿三里的那條不足兩百米的小街，便是遠近「敲糖幫」們進行自由交易的唯一場所，也就是後來發展成整個義烏小商品大市場的「始發站」。

  「舊街現在還有？」

  「有，鎮裡保留了它。」

  這是個喜訊，我情不自禁讓主人帶著前往。

  眼前的這條一線型小街，是那種我兒時熟悉的江南小鎮街道。它的街道僅有兩根扁擔那麼寬，弧形的石子馬路，左右兩邊的鋪面依然是舊時的內容：雜貨鋪、小麵館、剃頭店，而這街景註定現在不會再顧客盈門了。在一個字畫店鋪里，見一位斯文的老者正在寫春聯，我便過去招呼。

  老伯姓趙名偉懋，今年66歲，以前是位教書匠，退休後在自家的臨街小屋裡開了個書畫鋪面。「現在大家都富裕了，逢年過節，大利大吉什麼的都愛添點喜色，所以我的小生意一月也能掙上幾百元。」老伯樂滋滋地說。

  「這條小街有多少年頭了？」

  「遠的說不上，但現在這條街，據說太平天國時就這個模樣。」

  「那……你記憶中什麼時候來這條街上做生意的人最多？」

  「割尾巴的時候呀！」老伯脫口而出，我卻一下未解此意，他忙又說一句，「就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那時我們義烏這一帶的人沒得好日子過了，所以外出『雞毛換糖』的人最多，那時這條街也就最熱鬧了！」

  老人的「黑色幽默」使我們忍俊不禁。可不是林彪、「四人幫」在農村大割「資本主義尾巴」，把中國老百姓割得苦不堪言！「狡黠」的義烏人有這「雞毛換糖」的高招，故而廿三里這條小街上長著的「資本主義尾巴」竟異常粗壯，這不正是一則義烏人創造的絕佳「政治幽默」嗎？

  但義烏人自己清楚，為了這則「黑色幽默」，他們所付出的卻是滴滴血淚……

  在義烏幾十萬經商大軍里，施文建是第一批從廿三里走出的「紅色地主」……因為他不僅當過村支書，還是現在的「中國小商品市場」的勞協第一任黨支書。1985年時，正值義烏市場大發展，施文建已經是當地從商人員中的「大哥大」了，但這位「14950」攤主卻放著滾滾而來的鈔票不賺，當起了為別人賺錢做鋪路石的個體協會副主任。施文建不是傻人，他做生意時的精明是出了名的，但他義無反顧地放棄了當億萬富翁的機會。現今已65歲的老施告訴我，他願犧牲個人的賺錢機會而讓更多的父老鄉親富起來，就因為他有太多的搖「撥浪鼓」的苦難經歷，他太知道他的眾多搖「撥浪鼓」的鄉親們渴望擺脫貧困。

  「我是土生土長的廿三里人，我那個如甫村在義烏是出名的窮村。1956年我就是村上的黨支部書記，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我們農村受『左』的思潮影響太重太深，特別是『十年動亂』期間，幹啥都不行，你想帶領大夥弄點好日子過，就得挨批挨斗。我們村所在地土質瘠薄，播種水稻如果沒有家禽家畜的毛貨做基肥，水稻就會發棵分櫱不良，產量也就上不去了。為了肥料，我們的祖先就利用當地產青糖的優勢，很早就有了『雞毛換糖』的經商傳統。其實義烏人最早的『雞毛換糖』並不是為賺錢，而是為改良土壤不得已之舉。後來在『雞毛換糖』過程中發現它不僅能解決用家禽家畜的毛充作肥料，從而達到改良土壤的目的，還能贏得一些可以改善生活的薄利，於是『雞毛換糖』從此成了義烏人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賴以生存繁衍的一種基本手段。」

  施老先生向我講述了一般義烏人講不出的「雞毛換糖」的道道來。然後他用充滿滄桑的語調，以自己的經歷，向我訴說了義烏人「雞毛換糖」的那些不堪回首的苦難：「咱這兒的人本來就窮，哪有什麼本錢出去做買賣？不是靠家裡的老母雞生下幾個蛋不捨得吃或者等圈裡的豬仔大了後賣掉湊上幾個錢，添一些小百貨，再挑上一副貨郎擔，搖著撥浪鼓就出門了。以前我當村支書時不能帶頭外出『雞毛換糖』，造反派把我打倒了，使我也有了搖撥浪鼓的機會。1967年我第一次出門到的是一個大山區，因為只有那些沒有人去的地方，才可能用我們的義烏青糖和小百貨換得些農家人閒置的家禽獸毛。我至今還記得第一次出門走的那趟路，那真叫『吃的六穀糊，走的上腳路』。雪大風大，出門時我挑著擔子沒敢穿衣，這一路喲，進不能進，退沒處退，而風尖子雪花兒照常直往我心口上鑽。眼看天快黑了，我心頭急，腳想抬得快些，結果不小心一攛，連人帶擔跌倒在路邊的潭子中……那一瞬間我只有一個念頭：不能這樣白白淹死在他鄉異地！我到現在都不明白自己當初是怎樣從刺骨的潭水中爬到岸頭的。等到上岸後，我又最先想到了擔子裡換來的貨物，於是顧不得透濕的全身，挑起擔子直奔當地的供銷社，待到把貨賣掉時，我的衣褲全成了冰碴碴，身子上下沒一處不是通紅浮腫……可要說最受苦的還不是這。我們搖撥浪鼓的，最怕的是被人無端地懷疑或誤解。那年我看到一些地方的農民兄弟很喜歡毒鼠藥，於是也在貨郎擔裡帶了幾包。哪知有個村的一位婦女因同丈夫不和，歹心用毒藥害她男人。幸好那男人聞得飯中有味，當即倒給家犬吃掉，那可憐的家犬當場倒地而死。我並不知其前因後果，所以路過那地仍然吆喝著『有雞毛換老鼠藥的嗎？』我的話剛落音，一隊臂套紅袖標的『紅衛兵』不由分說就把我揪住，並一頓圍攻……好在事後有群知情的老太太爭先恐後地一邊來買老鼠藥，一邊取笑地對那些紅衛兵們說：『我們買藥可不會去毒死丈夫的，再說我們的男人早就入土了！』一陣嘲笑聲中，我方才被『解放』，可那受驚的心幾天都沒平靜下來。」

  駱有華，廿三鎮的副鎮長。他並不是我預先定下的採訪對象，但我們一坐下來，這位曾有6年軍齡的漢子忍不住揮淚與我訴說他的「撥浪鼓」生涯。駱鎮長說他1975年從部隊回鄉時，在生產隊干一天只能得兩毛錢，最好的年成也就5毛一天。那時一斤大米4毛錢，一個壯勞力一天怎麼也得吃一斤大米，出力流汗干一天，卻還不夠一天吃的，日子自然無法過下去。他駱有華在外從軍6年，也算見過世面的人，但生活所逼，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的頭，手持撥浪鼓，遠離家門去「雞毛換糖」。「我當時是生產隊幹部，又是部隊入了黨的人，上面規定是不能帶頭出去搞啥『資本主義』的呀！可當幹部的也得過日子嘛！無奈，我托人從外生產大隊開出了一張證明。那時沒有證明外出可要吃苦頭的。我們義烏就有人因為半途身上帶的證明丟了，結果到江西『雞毛換糖』的路上，不僅被沒收了全部貨物，而且整整關了幾個月，當家人幾經周折將其救出來時，早已成了半人半鬼。我現在還清楚記得第一次出去時的40元本錢是怎麼來的：那是全家3口人省下的四丈五尺布票換來13塊5毛錢……那時每尺布票能賣3毛錢，另外自留地里的菜賣了兩塊，加上生產隊分的9斤黃豆賣掉後換來的一些錢，加上我退伍剩下的24元，這總共40塊錢的來源已時過30多年了，我還一筆筆都記得清楚。這說明啥？說明那時我們義烏人太窮，不出去做點小副業就別想過日子。可我們義烏人『雞毛換糖』也不是啥好生意呀！除了義烏人，沒聽說誰幹過『雞毛換糖』的事嘛。為啥？還不因為那是又苦又沒利可圖的生意嘛！但我們義烏人比別人不一樣之處也在這裡：敢吃苦，不怕利小，再小的利只要是利就去做，這興許是我們今天義烏的大市場能形成的精神內涵所在吧。你問我『雞毛換糖』的生意怎麼做下來的？我告訴你是這樣：譬如我開始出去就40塊本錢，先得把這40塊本錢換成貨，那些所謂的貨都是些針頭線腦，以及女人用的頭花發卡什麼的。到一地你先得找好落腳點，在那裡花1塊3毛錢住一宿吃兩頓飯，早一頓，晚一頓，中間十幾個小時就是你搖撥浪鼓的時間。『雞毛換糖』的生意說簡單也簡單，比如我用本錢一毛錢買上一包納鞋底的針，一毛錢一包的針有25根，我們出去可以用兩根針換一把雞毛，一毛錢一包的25根針，通常可以換一兩斤雞毛，一兩斤雞毛是可以賣好幾塊錢哪！所以一般我們從秋後的11月份開始外出『雞毛換糖』，一直到春節過後的2月底3月初才往回走。三四個月奔波下來，除了每天交一塊錢給生產隊記工分外，也能積下三四百元。那時一個冬里攢下三四百塊錢可不是個小數目。所以我們義烏人雖然自知吃的苦可以用擔子挑，但從不願輕易放棄撥浪鼓。」

  「你最遠的地方到過哪裡？」我問。

  「江西。是搭火車去的。」駱鎮長說。

  「一天最多走過多少路？」

  「嗯……反正記得有一次連爬山走路，過了兩個縣城，足有百十多里路吧！」他說，「我記憶中最慘的一次是自己兩天沒好好進一口食。」

  「為什麼？」

  「那次本來計劃是當天返回落腳點的，後來見生意不錯，只管往山里走，不想一進去就出不來了，整整兩天兩宿不見人煙，雖說早已肚皮貼著後背，可肩頭的擔子不敢丟呀，那兩天的路就像當年紅軍走了兩萬五千里……我們現今四五十歲的人，很多人有胃病，十有八九都是搖撥浪鼓弄出來的毛病……」

  駱先生的話使我陷入了一個久遠的回憶：我記得那時我才剛上小學，這一年春節我的一個小姑姑結婚，家裡來了很多親戚。中午時分，村邊來了位「雞毛換糖」的「野人」——我們蘇南那一帶這樣統稱養蜂換糖的外鄉人。在當時，我當然不知道那個搖撥浪鼓的「野人」是義烏人，更不知道他們為了生計所承受的苦楚。那「野人」進村後突然倒在了地上，參加婚禮的我家親戚們慌忙將那人扶起，給口水喝後，那搖撥浪鼓的人慢慢醒來，隨後我和在場的人都看到了他的口角流淌著一絲鮮紅的血痕。我嚇壞了，聽到大人們在不安地說：「不好不好，今天觸霉頭了！觸霉頭了！」於是有人搖來一隻擺渡船要送那換糖人到鎮上的醫院，可那「野人」搖搖手，就是不願去。我看著那人擔著擔子，搖搖晃晃地走出村子，手中的那隻撥浪鼓後來也掉在了路邊的水溝里。我和村上的孩子雖然很喜歡撥浪鼓，可誰也沒敢去撿，因為聽大人說第二天人們發現這個丟撥浪鼓的換糖人就死在半道上……這件事是我小時候幾個有限的記憶中始終沒有忘卻的其中之一，如果不是30多年後有幸與義烏人相識，恐也漸漸淡漠了，然而當我再度在撥浪鼓的故鄉重新回憶起這個孩提時的片斷，更增幾分對換糖人的憐憫之心，同時也想藉機糾正一下我們蘇南人不該對外鄉人的那種明顯有歧視成分的稱謂。

  「哎——有雞毛豬骨舊衣破帽換糖喲——撥啷，撥啷……」義烏之行，我沒有想到自己的情感竟然始終難以棄捨那童年時耳邊常常迴蕩的吆喝聲。這吆喝聲中，使我不禁無數遍地體味著昨天的義烏人是在怎樣地生存與奮爭！也許正是我從小就有過對撥浪鼓旋律的特別情感，因此現在似乎更能容易傾聽和接受義烏人從原始生命中所奏出的那種旋律。

  在義烏，我聽人講了很多有關撥浪鼓手們的故事：

  ——有一位撥浪鼓手到江西「雞毛換糖」，因為當地人認定他是搞「資本主義」，而這位義烏人又半途丟了生產大隊開出允許出外經商的證明，結果人家把他當做流竄犯對待，在一個石場被迫幹了近一年的苦役。而在這期間，家人以為他餓死在外，結果當他從石場放出回到家時，妻子和獨生女都成為別家的人了。

  ——有一位撥浪鼓手剛出門就遇上倒霉事，夜行山路，不慎雙腿摔斷，留下終身殘疾。80多歲的老母親把兒子伺候了一輩子，最後還是老母親為其兒送了葬……

  ——有一位現在仍經常流浪在小商品市場的瘋女人，她的丈夫就是在三四十年前的一次「雞毛換糖」途中得病後身亡在異鄉。那個亡夫與這位妻子當時是新婚，新娘子日盼夜盼郎君回家，可她盼枯了眼窩，哭幹了淚水，幾年後一次突然的哈哈大笑，從此便變成了瘋婆子……

  在廿三里鎮的廿三里村黨支部書記朱有富家，主人告訴我，拿他們廿三里村為例，過去一到農閒季節，村上就見不到十五六歲至60歲的男人了，哪一家男人不出門「雞毛換糖」是不正常的事。朱有富的名字起得實在稱奇，他家的四層樓房可以眺望廿三里新鎮的全景，風水之好遠非一般。但與周圍新樓迭起的左鄰右舍相比，朱有富家已經是幾分寒酸了。這也許更證明了他大堂內3塊由市政府頒發的「富民書記」金匾為什麼一直閃閃發光，也由此可見這位當年的撥浪鼓手是位名副其實造福於民的好帶頭人。

  談起今天的廿三里，朱有富激情異常，從他的嘴裡我知道了現今像個現代化城市的廿三里鎮，十幾年前還是個僅有一條不足兩百米長的小街，以及僅有幾戶城鎮居民不拿工分的「小碼頭」而已。如今的廿三里，僅鎮區面積就達4平方公里，寬闊的馬路，成行的樓宇，處處都是繁榮的景象和通達八方的商品市場。在農民心目中視為「上層社會」和身份象徵的城鎮居民戶口已達到3萬多人。朱有富說，他的村現在全都是「城裡人」了，2000多號人個個都變成了「居民戶口」。他說你們城裡人不太明白，可對我們農民來說，這「居民戶口」那真是了不得的事。有人說百萬元千萬元的錢好掙，但誰能把農民的戶口變成「居民戶口」才叫真本事哩！看，現在我們全村人家家戶戶都成城裡人了，這對農民來說可是最大、最實際的變化呀！還有兩個現象也可以說明我們廿三里人的今非昔比。你看到咱新鎮區了吧，幾平方公里全是新街新樓，而這些新街新樓不是政府出錢拿經費蓋的、鋪的，而全是我們個人拿錢蓋的樓鋪的路，政府只是進行了規劃布局。可能你已經聽說了我們廿三里鎮的一塊40多平方米的商業用地已經賣到21萬元了！過去都說大城市裡的黃金地段寸土如金，現今我們偏遠的農民土地也值錢了，這難道不是最大的變化嗎？還有一件事可以說明同樣道理，僅拿我們村來說，本村人口僅為2400多，而現在常住的外地人口卻已超過了5000多，是本地人口的兩倍以上。他們中間不僅有打工的，而且已有不少人落腳在這兒做生意了。你問為什麼一個小鎮留得住這麼多外地「鳳凰」？當然是因為這兒有經商的市場唄！

  「廿三里自古是塊經商寶地，也是義烏人『雞毛換糖』的撥浪鼓故鄉，可以說，義烏有今天，就是因為先有了我們廿三里至今仍留在新城區邊的那條老街，作家同志你不是已經去過那條老街了嗎？它可是我們義烏人從被人看不起的『雞毛換糖』的貨郎叫花子，到今天成了讓全中國人都羨慕的經商驕子的見證。」朱有富有理由這樣理直氣壯地說，因為他個人的成長經歷也就是義烏整個社會的變化過程。他在我臨別時說的一句話叫人刻骨銘心：「咱廿三里對義烏市場的貢獻是用血與淚鑄造出的……」

  當我深入採訪那些當年從廿三里小街上每天一分錢一毛錢起步，到今天每年創造一個「百萬富翁」的義烏商賈們時，對朱有富的話便有了更深切的體味。是的，這是一個任何時候都否定不了的事實：如果沒有昨天在廿三里小街頭的那種為了一根雞毛一根豬骨而不惜搖斷撥浪鼓的精神，那麼今天的義烏人自然不可能有「華夏第一市」的大市場，更不可能富得流油，說不定會有更多的撥浪鼓手依然背井離鄉。

  歷史的任何巨變，總是鍛造著一種深刻的民族精神。義烏人也不例外。

  第一次來到義烏時，我隨的是中國作家代表團參加在這裡舉辦的「1998中國小商品市場博覽會」。在那隆重、熱烈和想像不到的商業氣氛中，我的那顆難以平靜的心時刻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義烏既沒有廣州、深圳那樣的「資本前沿」的好風水，更沒有上海、蘇州那樣具有數百年沉積的經商韻律，可為什麼偏偏在這兒創造了本世紀中國農民的經典？

  我終於弄明白了，那便是只有義烏人才有的「撥浪鼓」精神。這種「撥浪鼓」精神便是勤勞、敢闖和不懈地努力向上。

  「撥浪鼓」是一種經商附用樂器，它的每一聲旋律都用來為「雞毛換糖」服務的，因而它的全部魅力也在於鼓手的搖力上。幾乎每一個義烏的經商者都懂得這一點。

  何海美是我見到的眾多的經商者中很不一般的佼佼者之一，如今年近50的她依然風采不減。何海美年輕時沒奔上好時光，聰明伶俐的她因為「文革」只好過早地做了「初中畢業生」。由於個頭矮小，與別人一樣干一天重活，她只能得四五個工分，到年底分紅連件衣料都扯不起。1976年她嫁給了城裡做工的小金，丈夫一個月33塊工資，那時也算「富裕」人家了。但第二年等兒子生下後，由於戶口只能隨母親，何海美家的日子依然不好過。更讓何海美難上加難的是她母子倆所掛的戶口所在地竟以何海美嫁給了城裡人為由，連其兒子的口糧一起吊銷了。家在城裡的何海美在城裡又找不到一份可以餬口的活，於是就憑著自己手巧開了個成衣店。這可是個「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尾巴」呀，突然有一天「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的人闖進何海美的成衣店，不由分說地抬走了她的縫紉機，並嚴厲地責令道：「出路只有一條：關店別干！」何海美天性倔強，可為了兒子和丈夫，她含淚低下了頭。俗話說：置之死地而後生。就在何海美欲生無路時，她的哥哥在部隊回家探親時帶了幾張劇照，令左鄰右舍的年輕人愛不釋手。對啊，這是個來錢的好買賣哩！何海美心靈手更靈，她知道照片製作並不太難，於是就花了35元本錢，買了一套簡易的洗相設備。當時義烏電影院正在放《紅樓夢》戲劇片，看厭了樣板戲的人們對這種古裝戲異常有興致，幾乎場場爆滿。何海美似乎有種特殊的商業敏感，她拿了一台借來的舊照相機坐在電影院的第一排，看準年輕人喜愛的幾個鏡頭連連「咔嚓」，又回家連夜將照片沖洗出來，第二天當她帶著自製的照片在影院門口的石板上擺起小攤時，圍觀者竟然里三層外三層的。一場電影下來，她所洗的幾十張照片全都出手，許多小年青連價都不問一聲便買走了。一二……五六……」何海美偷偷一點，淨利十幾塊錢！那一天她樂得嘴都合不攏。生意就這麼做開了，但那時城裡根本不允許有生意人出現，何海美只好到鄉下的廿三里鎮，據說那兒每逢農曆一四七集市時可以擺攤設點。頭一回到廿三里，何海美看到的所謂能做買賣的也就是有那麼百十來個人，分坐在那條老街兩邊，擺上些各式各樣的小百貨小雜品而已。何海美對當年到廿三里擺攤的情景記憶猶新：頭天晚上夫妻倆先把照片洗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得出發，那時從城裡到廿三里鎮不通汽車，就是通了汽車也沒人乘——做小本生意時的義烏人從來不會輕易花一分錢。廿三里的做生意光景，何海美一回憶起來就想笑：「那時既沒有攤位，也沒有桌椅，我就在胸前掛一隻哥哥給的軍用挎包，站在供銷社門口把一大把照片樣張往一張白紙上一粘，就開始吆喝起來。我當時做的生意對一直做『雞毛換糖』的本地人來說是個新鮮事兒，開始沒有人買我的貨。我便一邊招呼顧客，一邊對他們說，你們只管放心拿去轉賣，賣得好我們雙方賺錢，賣不掉可以退回，反正我天天在這兒，放心好了！這一吆喝還真靈，三三兩兩地就有人從我手中把照片買走了，因為有人真的把我洗的照片帶到南昌、合肥等地賺了錢，他們把一兩毛錢的照片賣到一塊錢一張，所以後來好多人從我手裡進貨，我便成了廿三里市場上唯一一個經銷照片的業主了，生意自然超出了想像。不誇張地說，後來我們義烏出現聞名全國的印刷品市場，最早就是由我賣小照片成功後引發的。」

  關於義烏的印刷品市場幾年前就有所聞，不想它的發源竟是一位普通農家女的幾張照片引來的，這真讓人感到市場經濟的魔力之大。如今已經發展有幾萬種熱銷全國乃至全球市場的每一個義烏小商品，毫不例外地都有像何海美那樣一個個感人肺腑的傳奇故事。

  我第一次走進義烏中國小商品城內的繁花般的世界裡，一眼就被市場裡頭那望不到邊際的花類攤商所吸引。記得在京城有一次「誤闖」小商品市場，我的女兒竟然再也不捨得挪動腳步，無奈中我也耐住性子細細觀賞起這些據說來自義烏的頭花小商品，不想我完全被義烏人創造的這些奇妙的手工藝品制伏了，一方面不僅它有巧奪天工之奇，另一方面它的品種之多讓人難以想像，更重要的是義烏農民們所擁有的那種叫城裡人都感到超前的意識，令人由衷地欽佩。那天我女兒趁機大撈了一把，回家的路上要不是我幫著提溜那一大包「玩意」，她一個人無論如何是回不了家的。更叫我稱絕的是一向對商品異常挑剔的妻子，這一次卻格外喜愛女兒買回的義烏頭花產品。來到義烏的收穫之一是使我有機會直接認識開發頭花商品的這些撥浪鼓手。

  義烏人告訴我，他們的頭花產品源於廿三里的鄭山頭村。現在這個小村子已經成了頭花專業村和全國的頭花生產基地，每年出產的各種頭花、插花、禮品花及其他花類商品已有上千種、萬餘噸，除供給全國幾百個小商品批發市場外，還銷往香港、美國和南非等十幾個地區與國家。「其實頭花產品只是我們義烏人在『雞毛換糖』過程中所創造的無數商品中的一個小品種而已。」鄭山頭村的百姓回憶說，1982年，廿三里派塘李樟弟從廣州帶回一朵頭花，是用紗綢製作的，老李買來是給他媳婦戴的。偏巧被我村搖撥浪鼓路過的金正海看到了，他當即想仿製。但李樟弟給媳婦買的頭花用的紗綢只有廣州才有貨，有心計的金正海想了想能不能改用他平時「雞毛換糖」從湖州紅旗綢廠買的紗綢替代？一試果真行，金正海把自製的頭花往市場上一投，姑娘、媳婦們愛不釋手，銷路旺盛，而且每隻頭花可淨賺利潤5至8毛。金正海也是好樣的，見頭花生意好，毫無保留地向村上人傳授開了，於是鄭山頭村在短短的時間裡，家家戶戶都做起了頭花生意。鄭禮龍和鄭朱龍、鄭以楓、金益平4人還率先在這一年辦起了頭花專業廠。雖然當時這4戶的廠不算大，但卻是義烏農民從手工作坊式的加工業向機械工業邁出的具有歷史性的關鍵一步。鄭山頭村離城鎮較遠，開始大夥用自行車馱著貨上街賣，可供不應求；他們再改三輪車馱，還是供不應求；於是就同城裡的汽車站商議開通一趟客車送貨，然而依舊滿足不了要貨的客戶。乾脆，再加租一輛行李車！幾位頭花生產的大戶一商量，事情這麼簡單地定了下來。稀罕事，「農民進城經商買月票！」鄭山頭村人的頭花生意，惹得《人民日報》等都發表文章稱道。

  現今有「頭花大王」之稱的鄭禮龍，忘不了當年鄭山頭村從事頭花生意的初期，他為了留住進城送貨的汽車司機們，親自出錢修建了駕駛員停車場和宿舍。冬天，他怕司機冷，便每人供給一條電熱毯；夏天熱，只要司機一進村頭，他便送上冰過的紅棗綠豆湯。有個夏季，光紅棗他鄭禮龍就買了100多斤。「那時其實我不是怕送貨的司機跑了，而是怕咱們鄭山頭村的頭花生意給別人搶走了。這不，後來我們的生產發展了，生意越做越大，自己都有了汽車，村上也有了四通八達的商業專線，頭花的生意更是做遍了全國、全世界……」鄭禮龍不無感慨。

  在廿三里的街頭，我還聽說了這樣一個故事：當年有位婦女叫金惠明，她丈夫在廿三里的街頭聽人說有種鐵皮五角星很走俏，她聽後暗喜，因為金惠明的遠房親戚在辦鐵皮加工廠，自然每天有不少邊角料白白處理掉。金惠明心一動，連夜從親戚那兒拉回一車邊角鐵皮，又和丈夫一把剪刀一把尺子地干開了。丈夫軍人出身，對五角星有特殊感情，他把鐵皮五角星認認真真地漆上了紅顏色，於是一個個閃閃發光的紅五星就這樣出現在廿三里市場上。令金惠明沒有想到的是她的貨一上市就被人「一口吃掉」，而且賣了個好價錢。她回家把喜訊告訴丈夫，倆人興頭上決定：咱就做這紅五星！這一干就收不住了：每天上午金惠明蹬著車到親戚的鐵皮廠把邊角料運回家，下午就動手幹起來，一直到晚上十一二點停工。第二天天蒙蒙亮再到街上賣掉，如此一陣子干下來，她金惠明竟成了市場上銷售鐵皮五星的專業戶，本地商外地商都找她要貨。於是金惠明由手工加工改為機械化生產，她的紅五星後來竟然走遍了江蘇、湖南等大半個中國。幾年之後，販鐵皮生意的金惠明成了義烏市場上的家電銷售大戶，而且直接能在自己的家庭工廠里生產出熱銷的產品。

  仿佛還是昨天的事：20年前，在城市裡的姑娘們突然對一種摺疊傘如醉如痴。誰要是手中有把花色小摺疊傘，便是一種可以在別人面前顯耀的本錢。記得有一次我從雲南邊境花了20多元買了一把帶給了在北京的女朋友，她單位的小姐妹們見後嫉妒死了。但之後沒幾年，中國大陸的市場上便到處有了各式各樣色彩鮮艷的小花布摺疊傘。而給中國人創造這美麗世界的竟是我們的義烏農民，這就是在義烏無人不曉的九聯村制傘專業戶們。九聯村龔姓居多，十幾年前，村民龔益民、龔昌金等龔氏兄弟看到南方一帶的城市姑娘愛隨身帶一把花布摺疊傘，雨天晴天都能用得上，便回村一商議，辦起了一個制傘廠。不多日，小花布摺疊傘就在廿三里一帶市場上賣開了，客商像瘋了似的搶著要貨。於是小制傘廠變成了大制傘廠，一個廠變成了5個10個廠。不到兩年，全村80多家農戶在農閒時一半以上參與加工摺疊傘。由於九聯村的花布摺疊傘在市場上銷路好，自1994年起，全村人全部投入了制傘業，即使這樣，他們的生意仍供不應求，因為每年市場需要他們500多萬把傘的生產量。現今的九聯村不僅自己成了制傘基地，周圍的幾個村子也成了他們的聯營戶。有人曾計算過：中國現在每年的摺疊傘，市場銷量在1000萬把左右，而從義烏出品的則達95％，從九聯村一帶出品的占了其中的90％以上。你看，常常是義烏人的一個小小的動作，竟給中國這麼大的市場帶來某種革命性的衝擊！以花布摺疊傘為例，十幾年前的每一把這樣的小傘市場價在20多元，現今在義烏市場上三四元錢一把就可以成千成萬地批發到，這不是革命性的變化又是什麼呢？

  真不要小看了義烏人的「雞毛換糖」精神。

  在中國乃至世界的商業史書中，專家們幾乎通病般喜歡記述昨天的徽商和今天的比爾·蓋茨式的傳奇與業績，但我以為應該在今後的世界商學史中加進搖「撥浪鼓」的義烏人的「雞毛換糖」經商精神。在我看來，影響中國封建經濟的徽商和影響今日世界的比爾·蓋茨固然值得我們作為座右銘來推進未來的市場經濟革命，但在中國這樣的一個發展中國家，發揚「雞毛換糖」的經商精神似乎更顯得重要，更顯得有中國特色與符合中國國情。

  千千萬萬義烏人前赴後繼地搖動撥浪鼓，不懈地進行著「雞毛換糖」，其市場意義的理論價值非同小可。它可以視為中國的一種固有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國人樸素勤勞的美德遺風。「雞毛換糖」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人類最原始的交易取值方式，同時又是現實時代人們渴望倡導的敬業體現。有一種簡單的理解：先不論我們已經比較富裕的今天，即使是在我們誰的手頭都比較拮据時，有人可以厚著臉皮去討飯，或者乾脆冒著膽子去偷去搶，但很少有人願意學著義烏人的樣，挑著貨郎挑，搖著撥浪鼓，專在別人歡聲笑語的喜慶節日裡出遠門、走長路；每每論說生意，有人總會誇口要賺大把大把的錢，卻從不願像義烏人走百里、上高坡地去依靠「雞毛換糖」掙回那一分兩分的腳力錢。許多專家在考證義烏小商品市場之後常常感嘆：為什麼一無地理優勢、二無產業特色的義烏人能創下震驚世界的奇蹟？左說右說的論點很多，但沒有哪一條叫板叫到點子上，原因就在於我們的理論家們無法深刻地理解和感受義烏人在「雞毛換糖」中所磨鑄的本質東西。一句話，沒幹過撥浪鼓手，焉能懂得「雞毛換糖」之奧秘和甘苦所在。不懂得這一點，自然也就無法真正弄得清義烏市場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什麼。

  「雞毛換糖」有著深刻和無限的商業奧秘與精神實質，只有在久搖撥浪鼓的旋律中才能細細品出它的獨特性與深刻性。

  對義烏人和義烏市場來說，廿三里是一個特殊而又不可抹去的里程碑，它不僅締造了撥浪鼓和「雞毛換糖」，更重要的是它在新的歷史時期為形成義烏中國小商品城奠定了基礎。如果我們把義烏農民在20世紀末所進行的偉大實踐，看做是中國農民運用鄧小平理論，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進行的市場經濟的成功實踐，那麼，廿三里走過的路則是這種偉大實踐的縮影。

  廿三里，當我著意再一次滿懷情感邁步在那條百米老街時，我仿佛聽到腳下無數塊青磚都在隆隆發響。啊，那是千千萬萬個撥浪鼓手在向苦難的歷史告別發出的鏗鏘步履和嚮往新生活的怦怦心跳聲。啊，當我的腳步輕輕移動在那每一塊青磚石塊時，分明再一次清晰地感受到，那一條條縫隙間流淌的，正是義烏人幾百年來向命運奮爭所付出的成噸成噸的血與淚；而踏步在老街盡頭那小橋頭的級級台階時，我分明意識到義烏人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奔小康過程中所肩負的沉重。

  我忘不了有人告訴我：在那割「尾巴」的年代，有一婦女想上街用自己的長辮去換幾盒「蛤蜊油」途中，一群造反派喪心病狂地搶走了她心愛的長辮後向她扔下一堆唾沫，並罵道：「見鬼去吧，臭資產階級分子！」

  我忘不了有人告訴我：當有個農民第一次提著自家的母雞上街想為新出生的兒子換幾塊稍稍柔軟的尿布時，突然一群「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人員將他拉進一間黑屋責問，而膽小的他竟然嚇得當場小便失禁……

  我忘不了有人告訴我：那年的一個風雪之夜，有位「地富反壞右」子女剛把幾盤「義烏青」糖塊和貨郎擔備好，幾個打砸搶分子帶著棍棒和手電不由分說地橫衝直撞進門，將那副未挪窩的貨郎擔和青竹做成的撥浪鼓，連同其主人一起砸得皮開肉綻……

  我更忘不了馮愛倩說的：「有一次上蘇州沒有進到貨，我就改道到上海，終於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將貨進到後，老天下起了大雨。為趕路，我便冒雨挑著擔子上火車站。哪知車上人很多，車廂擠得水泄不通。車門進不去，我便想扒窗子。可當時衣服濕，手也濕，車身也濕，我攀著車窗剛往上掙扎，手突然一滑，我的整個身子像小泥袋一樣重重地摔在鐵軌上，頭也摔破了一層皮，疼得怎麼也動彈不得。可眼看火車快要開了，我不顧一切地跳起來伸出雙手再一次扒住車窗，但我還是鉤不住，因為我的手是滑的，車也是滑的，可火車則在隆隆啟動，我當時真的眼淚嘩嘩往外流，就在這時，是車上的好心人伸手將我拉了上去……等火車到了嘉興，我透過車窗見也是經商在外的我們義烏的樓香雲等4個婦女，正在站台上焦急萬分地一邊嚷一邊跺著腳，個個全身淋得像落湯雞。我心頭一陣酸痛，忙伸出雙手招呼她們。我一手接過她們的貨擔，一手抓住她們的胸前衣襟，拼著全身力氣將她們一個個拉進車廂。樓香雲她們上氣不接下氣地倒在車廂內臉色蒼白，剛開口就哇地嚎啕大哭起來，那情景我至今想起便想哭……」

  我更忘不了朱關龍說的：「那是1985年正月，我同堂弟樓桂賢和樓華明一起到溫州進貨。由於春節剛過，在溫州一時找不到貨源，於是我們又回到以往落腳的永嘉一帶尋找貨源。我們搭乘的是一輛機動三輪車。那三輪車剛開出不到十分鐘，突然與迎面駛來的一輛大客車頂頭相撞，我當時只聽耳邊一聲巨響，隨後是身子翻了個個兒，便不省人事了……當我清醒過來、從倒地的車廂爬出時，第一眼便看到我的堂弟一動不動地倒在一邊，他的嘴上和鼻子邊直冒鮮血。壞了，堂弟他死了！我的最初反應就是這個。還有樓華明呢？我轉頭一看：樓華明正痛苦地呻吟著指指他的腿：快快，我的右腿不行了！我一看，他的腳不多不少，被扭了個180度。我想起了自己曾在部隊學過醫的，便迅速上前抱住他的腿，來了個扭正動作。老天有眼，還真的成功了！當我再回頭時，發現堂弟的身子輕輕地扭動了一下，啊，他還活著！還活著！我悲喜交加地一邊告訴樓華明，一邊開始上路招呼過路的車子，請他們幫忙搭救我奄奄一息的堂弟。可……可我太失望太痛苦了，從我身邊至少駛過了十多輛車子，他們沒有一個人願意搭救我們，我眼看著倒在血泊中的堂弟帶著對生命的無限眷戀痛苦地離開了人間。當時我的堂弟年僅25歲，原定正月十五完婚，可為了生意而被意外的事故奪去了生命。多少年來，每每想起那一幕，我的心總難平靜，因為春節，我求了好多人想把堂弟的遺體運回義烏，卻在很長時間裡找不到願意拉屍體的人，我為此傷心了好久好久……」

  我更忘不了盧浩說的：「我父親原在國民黨軍隊當過中校教官，1949年在杭州投誠，經過黨和政府教育，被留在人民解放軍南京軍事院校任教。在極『左』年代，我父親陰差陽錯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於1965年病逝。他老人家一死了事，而我卻從此成了『罪人』。『反革命狗崽子』成了我兒時的別名。長大了，沒人願意嫁給我這樣的『壞蛋』，無奈我跟自己的表妹結婚，對此我從沒後悔過，然而有人卻連生活的權利都要從我這兒剝奪。村上的人可以出去搖撥浪鼓，我卻不能，似乎放我一出去就會跑台灣去。『十年浩劫』結束了，我也由『狗崽子』變成了與別人一樣的可以行使正當權利的公民了。可在最初的開放年份里，一切變化都在非常非常的沉重之中。村上的人都開始經商做小買賣，我學著也搗鼓起來，可剛一動手，背後的『槍手』就來了。那年，隊上分給我1200元的政府征地費。苦了快半輩子的人了，我也想學著大夥的樣做起買賣。於是我到杭州邊的一個地方進了1200雙襪子，下午坐火車回義烏。那時車站上的『打擊投機倒把』的便衣檢查人員到處隱伏。我剛把200雙一包的襪子從車窗遞給妻子，突然幾個彪形大漢從我妻子的背後衝上前來，扭住我妻子的胳膊。我一看嚇壞了，慌忙將頭縮回車廂內，隨即脫下外衣，又轉換了一個座位。我知道不這樣做的話，馬上就會面臨厄運。果不其然，幾個便衣檢查人員迅速登上車廂，逐一搜查，好在我若無其事地裝著與一位乘客聊天，才未被認出。可等檢查人員下車時，我摸摸自己的衣襟，早已濕了一片——那是冷汗呀！我好怕好怕，怕得不知如何處置：是下車還是怎麼著？我心頭只有一個念頭：絕不能讓我全家的1200元貨物泡湯！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車開了，開到了另一個地方，我又急又怕，這時一個好心的乘客幫了我，使我在半途跳車逃下了火車。我終身難忘的是那個再不能黑的夜晚。當我一腳高一腳低地摸著回到家門時，妻子『哇』的一聲哭得差點背過氣。她告訴我：來搜家的人剛走十幾分鐘……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叫到車站候車室一個房子內受審。他們的第一句話就是：把你棄農經商搞資本主義的罪行交代出來！瞧，那時候做點小買賣有多難、多心悸啊！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小屋子出來後，我的後背就像多長了兩隻眼睛，時不時地要往後看看有沒有人在後面盯著。妻子勸我說有什麼怕的，咱一沒偷二沒搶，讓我再去街上賣襪。我就是不願去，她偏讓我去。最後我只好去，當我戰戰兢兢提著一包襪子上到街頭剛放下正準備吆喝，我又一下目瞪口呆：幾個『打擊投機倒把』人員像鐵麵包公似的站在了面前……我怕，我真的想如果不是後來黨的政策開放，我現在恐怕早已得神經病了，咱義烏人做買賣的開始時期，沒有幾個不像這樣天天是在心驚肉跳的情況下出外搖撥浪鼓，做小買賣的……」

  在我去撥浪鼓故鄉的那一天，廿三里鎮正在舉行一個特殊的表彰會，幾十名自動出資捐助政府修路的農民披紅戴綠、手持鏡框，從嶄新的鎮政府大樓里走出。當我得知此情況時很想上前採訪一下這些無私為公益事業作貢獻的農民兄弟。但我始終未上前打擾哪一位，原因是廿三里鎮女黨委書記告訴我，她這兒的大多數公路都是農民自己集資興建的。開始我心頭有些疙瘩，想是不是這裡「坑害」農民的現象很嚴重？女書記大笑起來，說這可是你們太不了解咱義烏人了。她說我們義烏在處理農民利益問題上在全國也是做得比較好的，從不在利益問題上坑害農民，恰恰因為在政策和制度上這麼多年來始終堅持了正確的方向，農民才真正富裕了起來。而富裕了的農民今天他們又主動自願地出錢出力來支持政府搞基礎建設和公益事業。比如像最近鎮政府為了進一步加強當地的投資環境，決定修建一條新交通要道，由於政府一下拿不出那麼多錢，當農民們知道後，主動組織起來進行捐獻，300多萬元沒幾天就集齊了。女書記自豪地說：「在義烏，農民們在做生意上一分一厘會算，但對支持公益事業上也是最大方的，幾千元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幾百萬地拿出來不眨一下眼，而且是作為一種榮耀。我相信，因為在去年的那場大洪水過後的捐助活動中，義烏農民的捐款數額在全省是最高的，如果人均計算恐怕在全國農民中也是最多的。有位農民一個人就捐了10萬元。」

  這就是義烏人。他們的每一次舉手投足都叫人心服口服，都叫人難以置信，然而我們更多的是缺少了解他們每一次舉手投足時所經歷的非凡。這是最重要的。

  「廿三里市場後來因為人越來越多，再加上由於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影響，我們義烏的多數出外做小生意的撥浪鼓手，此時已經感到傳統的『雞毛換糖』遠不如直接做其他的生意收益好了，特別是那些經常跑廣州、上海方向的人，更感到搖幾個月撥浪鼓，不如走兩趟廣州、上海販點小商品賺得多。再就感到廿三里畢竟是小鎮，離火車站、離縣城又遠，很不適合做買賣，於是搖了幾百年撥浪鼓的義烏人，從此放下「雞毛換糖」的活計，把注意力放在了做各類小商品買賣上。在告別廿三里老街的舊市場時，我們小鎮上曾經出現了齊山村的一戶農民用了兩台拖拉機把全家積存的1噸多重『雞毛換糖』而賺來的硬幣，拉到信用社儲蓄。銀行為此發動了全體工作人員整整數了5天，才把這兩拖拉機的硬幣數清，總共是43439元！」

  在我臨別廿三里時，村支書朱有富別有一番感觸地向我透露了當地的這一傳聞。這個真實的傳聞，雖然是在無意間聽說的，但它在我心頭卻占了很大的空間，因為我不止一次在品味擁有1噸多重硬幣的主人在平時是如何積存它的，而當這些辛辛苦苦積存下來的硬幣被滿滿地裝上兩台拖拉機駛向信用社的路上時，其主人該是怎樣的一種心態呢？雖然因為時間關係我沒能採訪到這位存硬幣的農民，但從他一家一戶所擁有的如此多的硬幣以及他最終毫不猶豫地將其存入銀行的那一瞬間，我們似乎可以感受到義烏人獨特的積財方式和從商的決斷行為，那是十分叫人欽佩和深思的。

  許多精神是可以學習得到的，而許多精神又是無法學習得到的。義烏過去創造的「雞毛換糖」從商方式流傳了幾百年，使在一方貧瘠土地上繁衍生息的駱氏後代得以傳宗接代。今天他們繼承和發揚「雞毛換糖」的精神，在建立農村市場經濟中譜寫新的樂章，具有深刻而不朽的寶貴精神財富。

  就在被如今的義烏人視為「中國小商品市場」奠基者的謝高華書記到任義烏前夕，義烏縣城所在的稠城街頭便開始有了一群群做小買賣的生意人。這中間有上面提到的馮愛倩、何海美、金蓮珠等人，他們都是義烏市場的第一代經商者。這些人中間我們不得不提到另一位人物，他便是黃昌根——現今義烏市場裡絕對的大亨。

  黃昌根也幹過「雞毛換糖」的事，而且是廿三里市場上最早的客戶之一。但因為黃昌根是「地主狗崽子」，生產隊不發他外出從商的證明，於是他只好在家搖他的撥浪鼓。而正是這種非人性的壓迫使這位具有經商天才的農家漢子飽受痛楚。在今天千千萬萬個義烏經商者中，上一點年歲的都知道和了解黃昌根這個人，因為在義烏所有經商者的眼裡，早期的黃昌根是受苦最多的一個。他母親是解放前的「地主小老婆」——解放後改嫁了還當了「好人」，所以這就決定了黃昌根要比別人更往下低頭；他黃昌根多才多藝、聰明過人，因而也就決定了在那個特定年代裡他要比別人更多地碰上倒霉的事。那年他實在腳癢也想偷著出去「雞毛換糖」，可老天不作美，在經過一條山溪時，滂沱的大雨喚來咆哮的山洪，挑著貨郎擔的黃昌根只覺腳底一滑，連人帶擔掉進了滔滔而去的山洪激流之中，當時他唯一的知覺是：這次是死定了。但上帝沒有讓其過早地結束苦難，一位賣山貨的人路過時搭救了他……黃昌根因此認定「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可哪來福呀？他聽說廿三里市場上能做小買賣，於是手巧心靈的他便在自個兒家裡辦起一個小作坊——其實就是在家門前挪出一塊空地，做黃泥哨子。這種不用任何本錢的事正好適合他黃昌根做。黃泥哨在當時對小朋友們來說是很受歡迎的一種玩藝，只要有力氣和手巧就能製作，經黃昌根十個指頭來回掐掐捏捏，一把把小哨子就成了，而且他一天竟能做500個這樣的小哨。「快來買啊，一分錢一個！」黃昌根哪敢在市上把這些泥巴做的小玩意賣高價？他把自己的勞動與智慧壓到了最低點，沒想到這些小玩意大受歡迎，畢竟一分錢能買到一樣東西，再窮的人也不會在乎這麼便宜的買賣。黃昌根呢，回家一點錢，整整5塊哪！他想我在家掙工分一天也就幾毛錢，這幾毛錢與5塊錢之間的差異可非同一般呀！黃昌根望著門前的一堆黃泥巴樂得合不攏嘴，而就在這一瞬間，他的心靈深處從此牢牢根植下了要出去做生意的堅定信念。但黃昌根想不到他的生意越興旺自己的命運就會越倒霉。「地主狗崽子」搞「資本主義」肯定是罪加一等。一天，「革命領導小組」來了一群人把他的家特別是門前那個製作黃泥哨的家什攪了個翻天，最後留下一句話：「你要是再干，就準備再在批鬥大會上下跪吧！」黃昌根心想，下跪的日子太多了，我又不是沒跪過，但要讓我瞅著5塊錢一天的生意白白閒過去，那怕是難了。這不，不讓「狗崽子」幹了，可左鄰右舍的老百姓們閒不住呀。捏黃泥哨的活兒大夥都學會了，可沒有人會做那模具。於是東家出5塊錢請黃昌根做一個，西家又出5塊錢請黃昌根再做一個模具。哈，黃昌根樂死了：不到半小時做一個模具賺5塊錢，比自己上街賣小哨子還來錢呀！黃昌根真是因禍得福著實賺了一大筆——當然，鄰居們也沒有少賺。這是1966年至1970年之間的事。黃昌根那時正是少年，腦子聰明好使，看到賣泥哨子的人多了，他便翻著花樣賣老鼠藥。兩分錢一包的磷化鋅，經他一加工藥性不改價值卻變成了兩元，升值99倍。那時正值「抓革命，促生產」的形勢下，殺老鼠和斗「地富反壞右」同是農村鬥爭的重點，黃昌根因此常常一天就能賺得四十幾元錢，而當時一般工人一月的工資也才三四十元，用黃昌根自己的話說，「老鼠藥簡直讓我對老鼠都有了感情！」

  黃昌根自己也不會想到，義烏今天出現令世人矚目的龐大市場，正是當初有了像他這樣一批依靠自己的聰明與勤勞，又不斷根據當時形勢的需要與可能，做著一樣又一樣小而實用的百姓日用品，才慢慢形成與構築起了現在「中國小商品市場」的根基和它的商業定位。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義烏人還清楚地記著20年前的稠城街頭，時常有一批極為懼怕被抓卻又始終抓而不走的地攤小販們，整天串東街走西巷。別小看了這些人，在義烏人眼裡，這些提著竹籃或者僅拿著一塊破布滿城跑、滿街擺攤的「游擊商」們，無論是在昨天還是今天，他們都是英雄，是了不起的英雄。因為正是這些「街頭游擊商」的吆喝聲，才喚醒了千千萬萬曾經只會在異鄉和偏遠地方去「雞毛換糖」的撥浪鼓手，同時也給管理這片土地的那些父母官們以清醒的重新認識。

  第一代的義烏市場經商者都還記得這樣一幕：手巧的黃昌根在大街上正向來回走過的行人演示著他用肥皂重新加工製作的一種新型油漬洗滌劑。用了幾十年固體肥皂的百姓，對黃昌根發明的用液體洗滌劑去污特別是去普通肥皂去不掉的油漬，極感神奇。因此每當他在大街上吆喝售賣這些東西時，總能吸引里三層外三層的圍觀者。而正是這種非正常的街頭行為，使得黃昌根一次又一次地被早先的「造反派」和後來的「打擊投機倒把」工作人員抓起來批鬥。黃昌根呢，好像就根本不把這種批鬥當回事，似乎自己這樣的「地主狗崽子」不被批鬥才不正常呢。生活的無奈和有利可圖的誘惑，使他無法不上街兜售他自製的手藝品連同他的聰明與智慧。那時商品匱乏的義烏街頭的眾多行人，又特別喜歡黃昌根這些人手中的既便宜又花樣新的小商品。因而除廿三里外，義烏縣城街頭便從此不斷開始出現像黃昌根一樣的小商小販，他們最初是各干各的「游擊」式的兜售，後來是自發地成群結隊地滿街吆喝，再後來便是占地為市，設棚擺攤。老城的新華書店門口來往的人多，黃昌根等最早「吃螃蟹」的小商販們就集中在那兒叫賣。後來他們覺得擠在大街上影響過路行人容易被有關部門取締，這時正好對面有塊火燒房基空著，於是就到了那兒。不多日子，做買賣和來買貨的人越來越多了，黃昌根他們就把小攤延伸到了北門街的兩側人行道。

  義烏城內的這條叫北門街的小街從此失去了它的寧靜，而整個縣城乃至縣城外的所有1105平方公里的義烏大地也失去了寧靜。神州大地的改革春風和本土上涌動的叫賣聲，此時正劇烈地撞擊著千萬個行程途中的撥浪鼓手，他們從自己的親友口中知道了家鄉的土地上正在發生著的每一個細微變化。再不能猶豫了，再不能單一地依靠傳統的貨郎擔去從事「雞毛換糖」了！義烏農民們心底里期盼的自我革命的時刻到了！

  而此時，一個重要人物也將天降大任似的來到了義烏。

  他便是謝高華同志。馮愛倩的一席抨擊，打開了這位縣委書記的心扉。

  義烏人的一場新的為改變自己命運的革命由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