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規模的人口遷移

  中國大陸的農民紛紛擁進大城市和農村工廠，形成了歷史上另一次非常龐大的人口遷移。

  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大陸農民現在離開土地，遷移到城市和鄉村工業單位。這一人口移動正在改變中國大陸的面貌，令它看來更加都市化和現代化。但是，它也為這個毛澤東曾自豪地宣稱以「一窮二白」的農民為基礎的社會，帶來了諸如犯罪和人口擁擠等種種都市問題。

  上海以西大約130公里的江蘇省一個村，象徵了今天從農業轉移到工業的變化。這個一度毫無生氣的窮鄉僻壤從1981年至今，居民的每年收入已增加了4倍以上，達到相當於230美元。很多人蓋了新房子，大多數都有自行車和電風扇。至少1/3的家庭有電視機，有10戶特別富有的人家還有洗衣機。該村村長說：「我們之所以有進步，是因為政策正確和努力工作。」

  這個村的村民以前幾乎全都務農。但是現在不論哪一天早上，我們只能見到很少的幾十個農民俯身在村中1500公頃的稻田中勞作，或者在那31公頃的桑田上收集蠶繭。其餘1460名村民則分別在兩家集體所有的繅絲工廠中勞動，或者在3家私資企業——一家印刷廠、一家木材廠和一家印刷線路板工廠中勞動。還有少數人則受僱於一些副業，例如養蠶或養雞養鴨。村長說：「過去我們沒有工業，大家都吃耕田的大鍋飯。」

  中國大陸人民以往大多數以務農為生，收入僅足餬口。現在農民雖然仍占多數，但是數目正在迅速減少。自從1978年後期在鄧小平的農村改革政策下引進市場激勵以來，生產力急劇提高，中國大陸3.5億人的農村勞動力中有1/3無須從事農耕。在已脫離農田的數以百萬計人中，大約有80%已被吸收到商販行業、服務行業和地方企業，例如販賣超產的農作物以及開煤礦和製造桌球之類的企業。其餘的則湧向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去找報酬較低的活兒干，例如做臨時工、小販、廚師或者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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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中共人口普查，1982年只有大約20%的人口在城鎮居住。4年後，這個比例上升到37%。20世紀80年代結束時，即使人口不到5000的村鎮，由於吸收了剩餘的農村勞動力，預料其人口也將增加一倍。研究中國農民生活達40年之久的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費孝通說：「這將需要很長的時間。不過，由於我們正在減少農民所占的百分比，將他們改變為現代工人，因此真正的變化將會來臨。」

  政府希望避免隨著人口重大變動而產生的一些問題。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琴恩·普萊比拉說：「他們不想出現像加爾各答那樣的城市。」計劃工作的重心是一項雙管齊下的政策，目的在於控制城市人口擴張和鼓勵農民「離土不離鄉」。

  中國大陸人口轉移的動力是鄧小平的農村改革，這些改革准許農民在完成國家所定的數額之後，將所能生產的一切多餘產品在公開市場中出售。土地雖然仍被視作公有財產，但農民將土地使用權私自轉讓已有10餘年之久，而且這種做法亦為政府所默許。這樣，願意耕種的人便有了較多的耕地，對其他行業有興趣的人則可轉營新的工作。結果，農業生產自1979年以來每年躍增6%至8%。

  城市工資平均比農村多一倍，農民就是受到這樣的工資引誘前往城市地區。不過，在小城鎮中如果想找到工作、獲得居住權和領到糧票，還是需要取得戶籍。

  在政府較為寬容的新政策下，許多人都獲得一年或兩年期的城市暫住證，使他們可以在城市中出售剩餘的蔬菜，採購供作轉售的貨物，或是以合同工人的身份從事工作。這類人加上過境的人和進城工作的人，構成了每天來往於城鄉之間的所謂流動人口。

  人口不斷流入中國大陸各大城市，有利也有弊。以上海為例，為數估計達26萬建築工人的湧入，有助於它完成龐大的建屋計劃。但是，上海的街道本已擁擠不堪，新添居民造成解決不了的交通擠塞難題。一個公安局的警察說：「我們不再有交通繁忙和稀疏的時刻，只有繁忙時刻。」

  更令人擔心的是移居者對政府造成的重大財政壓力。中共雖然推行了一些自由市場的措施，但政府仍然對人民提供差不多從生到死的照顧。在北京，為解決新居民每年在住房、糧食、水電、教育、醫藥和交通方面的費用，政府即須負擔約10723美元。犯罪和失業越來越普遍。1987年秋天，北京一個區的警方在一次掃蕩與外地移民者有關的投機倒把活動後，逮捕了300名流動小販，另處以罰款者2377名，驅逐出境者2989名。

  為減低中共所謂「都市病」的不良影響，政府自1984年起正式鼓勵鄉村和中小型城鎮發展工業。到今天，已有大約7000萬人在1000萬中小企業工作。許多這類工廠的員工只不過一二十人，他們製造的消費品、簡單紡織品、磚瓦、水泥和肥料，1987年幾乎占中國大陸總產量的20%。這種改變，已經建立了一個茁壯成長中的工業與服務性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