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的挑戰

  在北京致送的弔唁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統一的意願。在大陸看來，統一是海峽兩岸的共同目標，雖然對立雙方在「兩個中國合併後該由誰來統治」這個問題上存在分歧。弔唁中撫慰的語調也顯現出北京對台灣局勢存在一絲擔憂：在新總統的領導下，台灣可能最終宣布獨立，而共產黨對台獨行動一直以來採取武力威脅。

  大陸有理由關注這一動向。最近幾年，台灣有少數人煽動台獨，聲音越來越大，包括反對黨民進黨，原因部分是為了制止國民黨中堅分子支持蔣經國允許台灣人參觀大陸。到目前為止，約有1.15萬台灣人獲准回大陸探親。諷刺的是，嘗試了大陸的生活滋味後，這些人都更徹底地覺得台灣才是家。一位在台北的西方觀察家說，台灣人發現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件是，在大陸，他們覺得自己是外人。大陸的貧窮令人吃驚，那裡的親戚總是問他們要電視機和錢。

  在政府和國民黨之外，特別是在年輕人當中，統一的概念缺乏共鳴。事實上，由於兩岸非直接貿易——大部分是通過香港——每年已達10億美元，李登輝也許會對經濟聯繫的興趣大於對意識形態差異的關注。「像李登輝這樣沒有打過仗的人，對共產黨並不是深惡痛絕。」大陸一位社會學家說，「他們對貿易和接觸的態度，將會比國民黨保守派更開放。」

  無論李登輝採取什麼政策，他的努力都可能需要對台灣僵化的政治體制進行徹底修訂。三大議會組織——立法院、國民大會和具有彈劾、指責和樞機權力的監督機構控制院，約有1400人，其中超過80%是國民黨老人，大部分於1947年和1948年在大陸當選，之後從來未舉行過換屆投票，一直代表著遙遠的民意。

  按照蔣經國的指示，政府於1986年曾就重組議會機構進行過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一項動議，呼籲年老立法人員自願退休，領取豐厚的退休金。該動議將被列入今年夏天的國民黨第十三屆黨員代表大會的議程。如果動議通過了，立法院肯定會產生更多有活力的爭論，因為現在的立法院中，雖然年輕的國民黨制定法律者不多，但他們比前輩們更自由。如果國民大會大多數席位由選舉產生，那麼，可能性就更高了。由於總統和副總統是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的，國民大會還有權修改憲法，因此，這個機制可以讓台灣人史無前例地、民主地改變政府架構。

  與政治事件相比，李登輝面對的經濟挑戰就如田園詩般輕鬆了。雖然台灣實際上沒有什麼自然資源，也沒得到多少外國援助，但卻成為成功地區中最耀眼的經濟成功故事。

  

  在過去20年，台灣每年經濟增長率超過9%，廉價、勤勞、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以及強大的創業熱潮，推動台灣經濟前進。1967年人均年收入只有265美元，1987年達到5000美元——歸功於中產階級要求台灣政治架構要反映經濟成熟度。

  台灣對美出口額高於英國、法國、南韓、墨西哥和香港，它們全都是美國的10大貿易夥伴。但深謀遠慮的台灣人擔心，有朝一日這一奇蹟會終結。日本和南韓都在加強研究開發，美國和其他貿易夥伴吵著要台灣取消長期的貿易壁壘，台灣用以制勝的經濟模式正迅速地過時。「美好的舊日子過去了，」計劃經濟發展部部長陶Y. T.說，「我們正處於變革的時代。」

  現在，製造業的平均月工資為535美元，台灣不可能再依賴廉價勞動力了，這一優勢已轉移到泰國、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及其他國家和地區。台灣目前的實力，來自於數以千計的小企業，但小型企業難以承擔科研的巨額投資，因此其向高技術轉型的過程比較緩慢。滿足於成為Sears、K—Mart、J.C.Penny和通用電氣等著名外國企業的供應商，台灣企業很少在海外推廣自己的品牌。這些小型、無名的企業，越來越難以與實力雄厚的大型集團競爭。例如南韓，已經建成了一家汽車企業，1987年有望出口超過32萬輛汽車。

  保守的、由國民黨控制的台灣銀行體系，也進行高科技創新。全島的大型金融機構中，大部分傾向於向國民黨控制的國營企業貸款，導致活力充沛的小型企業無法獲得款項，只好向黑市借貸，利息高達20%，而銀行擔保貸款的利率才8%。結果，台灣經濟中私人投資環節缺乏生氣。全島的投資中，私人投資剛剛超過一半，約占56%。

  1985年年底，新台幣對美元的匯價上升40%，使投資結構上的弊端更加惡化。匯率上升的原因是美國的壓力，去年美國對台灣貿易的逆差達150億美元。新台幣升值，導致台灣產品在海外的價格昂貴。另外，對台灣數以千計人員規模在50人以下的小型運動用品、玩具和運動鞋生產廠家來說，稅費也十分重。

  很少人知道李登輝對快速變化的經濟形勢的看法，但人們希望他不要改變已經建立起來的經濟政策，至少一開始不要這樣做。蔣經國在經濟上的主要成就是促進了跨國界自由貿易，曾經高達168%的汽車部件進口關稅被逐漸調低。由於放鬆了外匯管制，市民現在可以不必經政府批准，每年支出價值約500萬美元的外匯硬貨幣，從而更易於積極向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投資。外資一直是台灣的亮點，從1986年的7.7億美元上升到去年的約13億美元。

  作為經濟學家，李登輝可能會認為，台灣經濟其中一個領域已經足夠成熟，可以進行改革，那就是至今尚不對外國人開放的股票市場。另外，李登輝也會最終對台灣落伍的銀行動手：台灣銀行拒絕為大多數人開辦信用卡和支票帳戶，貸款主管還要對壞帳負個人責任。

  目前至少有一個事是毫無疑問的，就是維持政治穩定。與南韓大選時震動全國的軍隊行動相比，台灣應付改革反對躁動的軍備狀態簡直不能相提並論。「反對派將願意對李登輝這個首位土生總統不抱成見。」《共同財富》雜誌的總裁、出版人查爾斯·考預測，「為了自身的利益，他們將不會製造麻煩，因為他們知道民眾反感這種做法。」蔣經國去世後幾個小時，民進黨自動取消30天內的反政府集會和示威。民進黨領導人對新總統的讚詞也充斥著台北的報紙。

  也許要到過幾個月，李登輝才面對第一個艱巨的政治挑戰，屆時反對黨將重新要求直選和「自主」——民進黨對台獨的代名詞。在那之前，李登輝有時間改善他與國民黨保守派的關係，並與黨內年輕一代建立新的聯繫紐帶。正如一名台北的西方分析家所說：「時間站在李登輝那一邊。」

  但願李登輝能跟上時間的步伐。蔣經國的去世，標誌著亞洲一代領導人的終結——從1986年菲律賓馬科斯的下台開始，到1987年中國大陸和南韓有序的繼任。正如其他地區一樣，台灣是幸運的，因為可以進行和平的政權轉換。而李登輝所面對的，就是要創造同樣和平的未來。要完成這個萬眾期待的任務，只有靠他自己來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