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靈活性的跡象

  中國大陸和台灣在37年的時間裡沒有對話，更不用說談判了，因此它們簽署的協議來得出奇地快。1986年5月，在香港的幾家俱樂部里，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主要航空公司的代表進行了會面，討論將一架波音747運輸機以及3名機組人員中的兩人交還台北。這架飛機是4個星期以前被顯然是叛逃的飛行員轉向飛到廣州的。

  起初，人們懷疑會議不會有任何結果。台北引用國際航空協議，並強調長期以來它一直拒絕與北京政府打交道。它要求中國不經談判就歸還飛機。北京將這次得到飛機視為一個與台灣人進行對話的機會，堅持雙方必須聚到一起討論移交的細節。

  請記住𝒷𝒶𝓃𝓍𝒾𝒶𝒷𝒶.𝒸ℴ𝓂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讓北京感到吃驚的是，台灣同意了。與此同時，香港記者稱之為「飛機外交」的政策已經啟動。在第一次正式允許的雙方民間或者官方代表進行的會面上，中國民航的官員要求（台灣）中華航空派飛行員到廣州取回飛機。（台灣）中華航空擔心這樣做會被認為默認了共產黨政權，因此它堅持中國民航將飛機移交給香港，也就是這架飛機當初從曼谷起飛時的目的地。談判進行到第3天，北京讓步了。一名大陸飛行員將把飛機和機上的輪胎和電子設備以及兩名想返回台灣的機組人員送到香港。在草簽協議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中華航空的首席代表向北京代表致謝，感謝他們使「會談取得了豐碩成果」以及他們「精心照顧飛機和尊重機組人員的意願」。

  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常將北京稱為「土匪」政權，因此，台灣代表向北京代表這樣友善地講話，使得大陸與台灣的關係的暫時解凍更加令人迷惑。台北是在緩和它拒絕與北京進行一切聯絡的態度嗎？台北的官員斷然回答了不，他們聲稱這次波音747事件是一個孤立事件。政府情報處的處長在立法院裡回答問題時說：「我們政府一貫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讓步，這一立場絕對沒有任何變化。」一些分析家甚至說，台北對北京的立場可能會更加強硬，以突出一切都沒有變化。

  事實上，台北並沒有認為這次波音747事件已經了結。在香港的中華航空談判人員堅持認為，台北「保留著讓中國釋放機長王錫爵的權利」。王錫爵是一名退休的台灣空軍上校，妻子和兩個孩子都在台灣島上。在台北，政府官員說，他們可能會想辦法引渡王並對他進行刑事訴訟。在前幾天的新聞發布會上，機組人員中的副飛行員和飛行工程師說，王錫爵顯然是獨自行事。「我為此已經計劃好久了。」他告訴兩人中的一人。

  儘管台北官員保證，飛機事件不會影響與大陸的政策——或者說缺乏關係更合適——這一事件還是導致公眾中出現了以前很少問到的問題。台北《聯合早報》——這家報社通常支持國民黨——的一篇社論說：「共產主義中國已經迫使我們進行了第一次的面對面談判。」有鑑於這次飛機事件，「現在應當是全面反省」現行政策的時候了。

  沒有人會說，台灣與大陸的重新統一——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夙願——將要實現。國民黨也不會放棄它反對宣布台灣獨立的立場，一旦做出這樣的決定，就等於是背棄了國民黨原來說的他們才是全中國的合法統治者的話。但是，有跡象顯示，在表面上的宣傳口號下面，一種更為務實的處理與大陸關係的態度可能正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香港中文大學的國際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拜倫·翁說：「台灣的蔣經國總統已經表現前所未有的靈活性。」拜倫·翁還預測台北和北京「將會增加非官方和民間接觸」。

  還有跡象表明，國民黨正在放鬆對島內政治舞台的嚴格控制，儘管只是稍稍放鬆了一點。蔣介石總司令38年前頒布的戒嚴令仍然有效，真正意義上的反對黨尚未出現。但是，在菲律賓的阿基諾依靠「人民權力」的力量當上總統之後，76歲的蔣經國總統已經開始採取謹慎的措施與「黨外」集團，一個由國民黨外持不同政見者組成的鬆散的聯盟，進行對話。

  這到底是態度上的變化，還是策略上的變化，目前還不清楚。例如，政府提醒「黨外」集團，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控制依然很嚴格。為了紀念5月19日戒嚴令頒布38年，500名黨外集團的支持者在台北琅山廟前的院子裡舉行了集會，並打算步行半英里走到總統辦公樓。阿基諾在「人民權力」運動中用黃色象徵對馬科斯的抗議，受到這一做法的啟發，黨外的示威者戴上綠色的頭巾和絲帶，象徵他們以和平的方式發表不同政見。

  這次遊行本來可以成為1979年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在那一年，南部城市高雄舉行的示威導致了許多人被逮捕。但是，這次參與遊行的抗議者正要準備開始遊行，寺廟外面聚集了1200名警察。交涉了幾分鐘之後，示威者只好在寺廟裡面進行了12個小時的靜坐。示威的組織者、立法院成員戴維·蔣說：「我們可能沒有達到我們的目標，但是我們發表了反對繼續實行戒嚴令的意見。」

  在琅山廟事件之前，黨外的代表同政府處理關係時在一直取得間斷性的進展。5月10日，國民黨官員和反對黨成員舉行了第一次會議，國民黨同意黨外公共政策研究協會設立分支機構。這個協會是兩年前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將分裂的各派團聯結在一起。作為交換，黨外集團表示要在憲法範圍內行事。這是一個重要的讓步，因為這個基本法與爭取台灣獨立是不相容的。黨外集團的戴維·蔣說：「台灣海峽隔開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因此他們可以不管對方。我們不得不和國民黨共同生活在這個島上。」

  兩天後，國民黨任命了一個12人的黨派委員會研究所謂的「四個敏感問題」：戒嚴令，政黨的合法化，國家立法機構的未來構成以及省級自治政府的恢復。前兩個問題很快就被擱置，留待國民黨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這次大會最早也要1987年春天才能夠召開。但是，其他兩個問題是可以和反對派討論的。

  國民黨在台灣依然受到民眾歡迎，主要是因為它為國家帶來了繁榮（人均國民收入3000美元，是亞洲最高的地區之一），以及財富相對來講比較平均的分配。然而，國民黨秘書長馬素雷相信，與黨外的對話對於「國家統一和和諧」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聽聽他們的意見，我們希望他們能更好地了解我們。」

  之所以決定同黨外進行對話，也可能是因為國民黨擔心，有一天美國對台灣獨裁政策的檢視可能會使華盛頓減少對台灣政權的支持。里根政府最近給美國的飛機公司開了綠燈，允許它們幫助台灣研製一種新型戰鬥機，以期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取代逐漸老化的諾思羅普公司生產的F－5E戰鬥機。北京認為，即使是這樣間接的幫助台灣也是違背了1982年的《中美對台出售武器聯合公報》。美國在公報中保證，將減少提供給台灣的武器的數量以及降低武器的高科技含量。美國官員反駁說，協議只包括硬體，而不包括技術轉讓。

  近些年來，鄧小平對待台灣的國民黨員的方式更多的是安撫，而不是譴責。1979年，他提出「一國兩制」的原則，這一原則是解決香港問題的基礎。根據這一原則，中國將在理論上給予台灣一定程度的自治。除此之外，鄧小平還表示，台灣可以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和自己的武裝力量。北京還明確表示，國民黨官員可以收回1949年共產黨掌權後在大陸上被沒收的財產。

  更讓人吃驚的是，北京批准修訂了中國的現代史：以前被共產黨人罵為「叛徒、劊子手、吸血鬼」的蔣介石，從去年開始，被媒體說成是在30年代的抗日戰爭中幫助了毛澤東的同盟者。與此同時，北京正鼓勵台灣人訪問大陸，依據台灣法律這是非法的，但是只要借道香港是很容易做到的。更為重要的是，儘管去年大陸由於外匯儲備不足而減少了進口，大陸與台灣的間接貿易額（主要是通過香港）還是大大增加了（1985年大約為13億美元）。

  最終可能會導致台灣改變對北京態度的關鍵因素將是國民黨更換領導人。立法院那些老態龍鐘的成員——許多人還是40年前進來的——正在迅速死去。他們的後繼人是在台灣長大的，這些人不像建立國家的那一代人，對於輸給了共產黨始終耿耿於懷。大陸對台灣的威脅越來越小，可以和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進行更多的貿易，對於美台關係的焦慮，所有這些因素都會使台北採取更加寬容的態度，不僅對台灣海峽那邊的巨人，同時也對國內的反對派。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研究現代中國的專家哈里·哈丁說：「某些非同一般的情況正迫使台灣採取更加靈活的政策。」至少也是更加務實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