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雲人物：鄧小平

  自1927年以來，《時代》周刊每年都選出在前一年中對世界事態發展產生過最大影響的個人、民族和事件——不管好壞。在今年選擇第五十七位「當年風雲人物」時，編輯部考慮過諸如強有力的蘇聯新領導人戈巴契夫，南非反對種族隔離政策鬥爭的代表人物、獄中的黑人領袖曼德拉，為救濟非洲饑荒災民募捐而舉行義演的歌星鮑勃·格爾多夫以及恐怖分子等重要風雲人物。編輯部最後決定超脫日常新聞而考查對歷史具有巨大潛在影響的現象：中國徹底的經濟改革。這場改革向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觀念提出挑戰並解放了10億人民的生產活力。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由於實行這些具有深遠意義的變革而成為《時代》周刊「1985年風雲人物」。

  鄧小平早在他領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掀起一場大膽的改革，建立了一個幾乎全新的社會之前，他就喪失了一隻耳朵的部分聽力。今年81歲的鄧小平曾經偶然拿這部分聽力開一些適當的玩笑……他其實很明白中國目前實行的體制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蘇聯領導人）所信仰的許多原則不同。鄧小平的改革試圖把兩個看起來水火不容的體制融合起來：國有制與私有財產，國家計劃與市場競爭，政治專政和有限的經濟文化自由。毋庸置疑，無論是西方世界還是共產主義世界持懷疑觀點的人都感覺他似乎想把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結合起來。

  這還是一個風險極大的賭注，其中涉及的各種因素水火不容，鄧小平大膽的嘗試可能會導致一場經濟混亂，也可能將中國帶到一個也許即將到來的輝煌世紀。但是，1985年鄧小平再一次表示出他要把改革進行到底的決心。鄧小平在擁有中國80％人口的農村進行的改革已經基本上完成，隨後他開始集中精力改變中國的城市，要求國有企業的領導效法如饑似渴地追求利潤、重視革新的資本家，這項任務似乎更為艱巨。

  

  到20世紀末，第二次革命的第二階段能否改變中國20世紀以來一直極端落後的現狀，完成鄧小平的理想，這是大家都在猜測的話題。第二階段改革的起步有些困難，又遭遇了比第一階段農村改革更多的反對意見。但是如果成功的話，這場改變將帶來世界範圍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到那時，歷史上一直擔心東南邊界受中國威脅的蘇聯將面對一個在共產主義指導下國力大增的鄰國。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將看到一種不同於失敗的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包括台灣、韓國在內的中國在遠東地區的地區和鄰國將發現以前的政治對手變成了貿易夥伴，昔日的經濟弱者變成了強有力的競爭者。或許，更重要的是，美國其他西方國家將發現它們的敵國，世界上第三個共產主義國家的神聖信仰已經演變成一種可以與西方共處的制度，儘管不會在所有方面，但是在某些方面，西方還要為之喝彩。

  鄧小平已經比世界上任何國家的領導更深刻地改變了人民的日常生活。相隔短短几年，再次訪問中國的外國人幾乎不敢相信他們來的是同一個國家：糧食市場儲備豐富，經營自由，農村處處是乾淨整潔的農家小院，繁榮的鄉鎮企業層出不窮，從外國引進的東西各種各樣，從計算機技術到搖滾樂，都是中國人以前聞所未聞的。鄧小平持續推行的改革計劃，將更加深刻地影響歷史的進程。

  在所有這些動盪不安的重大事件和現象中，只有戈巴契夫上升為蘇聯領導人這件事的重要性可以和鄧小平在中國推行的改革相提並論。雖然戈巴契夫在就任國家最高領導時出盡了風頭，其後，他與里根的高峰會談又占據了電視和報紙新聞的頭條，但是到年底為止，他對歷史的影響還沒有發揮出實際作用。與其生氣勃勃的個人魅力相比，他對蘇聯外交和內政政策帶來的變化真是相形見絀。儘管戈巴契夫和鄧小平一樣把促進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作為自己的首要目標，但他的行動過于謹慎，與之相對照的是鄧小平已經在中國實施的更為激進和深入的改革。1979年華盛頓同中國全面恢復外交關係時任美國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理察·霍爾布魯克說：「鄧小平所做的是世界上其他領導人沒有做過的事業。」

  戈巴契夫、鄧小平和幾乎每個共產主義國家的領導都面臨一個相同的基本問題。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1984年接受義大利共產黨《團結》日報採訪時說：「十月革命（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蘇聯成為共產主義的老大哥）已經過去了60多年，為什麼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還沒有超過資本主義國家？到底是什麼出了問題？」

  1978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走上領導層之後不久，就勇敢地提出國家控制這個制度本身有問題。他馬上著手把它改造成人們以前從未見過的形式，這種制度剛剛建立，還沒有統一的名稱。外國分析家常常稱之為「市場社會主義」，一些中國人說它是「商品經濟」。鄧小平的說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很著名的一句話借用了一個我們熟悉的比喻，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鄧小平改革的精神實質是解放個體的生產積極性，在中國社會，個體主義的概念是有貶義的。他首先在農業部門展開改革。即使在共產主義世界而論，毛澤東對中國農業的集體化改造也是很極端的。公社按照國家的指令種植作物，收穫全部上繳國家分配。報酬按「工分」核算，同生產沒有關係。比如，農民種植水稻，積累了一定數目的工分，但是無論最後的產量是高是低，他的報酬都不會有什麼變化。

  鄧小平改革了公社制，代之以承包制。雖然土地仍歸國家所有，農民（主要是個體家庭）可以向國家租借一塊土地。租金的支付方式是按照固定的價格向國家出售一定數量的大米、小麥或其他糧食。一旦農民完成了這個義務，他要種什麼作物就可以自己決定，還能在自由市場上不受價格限制地出售作物（儘管國家對某些價格的波動範圍做了限定）。

  最初的租期大多是兩年或三年，現在通常延長到15年，牧場的租期甚至是30年。1985年出台的法律規定租期可以繼承。農民有了牲畜，富裕的還買了農用機器，過去兩年中，擁有拖拉機的人數從9萬增加到29萬。儘管國家保留了取消一個農民家庭的租期，把它租給他人的權力，卻很少行使。農民們逐漸把土地當作自己的，好像自己完全是主人那樣來使用土地。

  國家允許，更確切地說，鼓勵農民在國有的土地上蓋造私有房。中國農村的道路兩側堆積了很多蓋房子的磚塊，有的農民甚至花錢僱人蓋房。而在毛澤東時代，許多農民要住在集體宿舍，在公社食堂吃飯。現在僅僅在生活方式上發生的變化幾乎就稱得上革命性了。

  改革的結果是意義重大的。中國農民勤勞致富，1978年以來，每年的糧食產量增加8％，是前26年增長率的2.5倍。產量增加的同時，品種也增加了。除了大米和小麥，中國人飼養的家禽和豬增加了（中國是世界上養豬最多的國家）。據加拿大地理學家瓦克拉夫·斯米爾估計，農村改革最大的效果是平均來看，目前的食物為人體的正常生長和健康提供了充足的能量和蛋白質。對於一個在4000年有記載的歷史中經常遭遇饑荒的國家而言，平民百姓終於可以吃飽肚子了。

  私有企業是農村改革的副產品。鄧小平和他的助手擔心取消人民公社後，大批無業農民會流落到城市，那裡也沒有工作讓他們干。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國家允許個體農民和農村集體開發副業，收入歸自己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