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承包責任制

  北京的領導人曾經用「吃大鍋飯」來描繪在中國廣泛實行的合作化農業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農民分別集中在52000個懶散的公社之中，差不多是平均地分享著他們的勞動所得。後來，北京向後倒退了一大步，不再堅持這種集體主義思想。政府通過實行它稱之為「責任制」的政策，還農於個體家庭。這種新的制度正在逐步地改變著中國8億農村居民中大多數人的生活。《時代》周刊北京局負責人理察·伯恩斯坦最近走訪了一些這種新型的個體經營的農場，以下是他的報導：

  安徽省的君潭（音）生產隊差不多有幾個村子那麼大，它由62戶家庭組成。最近這些家庭購置了一些令人羨慕的東西：44部收音機，11台縫紉機，5輛自行車，47塊手錶和17台掛鍾。這些東西在富裕的西方也許看上去不足為奇，但在中國，這卻是名副其實的流行消費品。正如君潭的農民所認為的那樣，他們之所以能夠購買這麼多東西，應歸功於責任制的優點。

  兩年前，當這種新的政策尚未實行的時候，全中國的農民都被分組編入生產隊，共同在土地上勞作。每個勞動者掙著工分，並以此來換取一定量的糧食和很少一點用現金支付的工資。但是在君潭，工分已經取消了。據估計，中國40%的農村也都這樣做了。取而代之的制度是，每個家庭分到了一塊自己覺得合適的土地進行耕種。第一年，農民從生產隊可免費獲得種子和化肥；到了第二年，農民就得用自己的錢，或者以低利率借錢來買這些東西。每年，農民都要簽一份4頁紙的合同。合同規定，他必須將其一定量的產品上繳國家。在正常情況下，農民都能超過他所分配的份額。他所能生產的超出此份額的任何東西，他可以留給自己，可以賣給國家，也可以拿到任何一個自由市場上去。自1978年北京不再明令禁止以來，已逐漸繁衍生出了37000個自由市場。

  中國的官員們預料到會有人指責他們拋棄了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合作化，因此他們解釋說，責任制並沒有真正地偏離集體主義農業，因為土地還是屬於國家的，農民也不能進行買賣。如果中國這一大膽的新實驗還不能算是西方所實行的那種私營耕作制度，那麼，這就是在共產主義世界中，除波蘭和南斯拉夫之外，同農村私營企業最為接近的東西了。

  責任制代表了物質鼓勵機制的一個勝利。僅僅是在數年之前，哪怕是農民自己養雞、養豬，也會被無情地斥責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而如今，各個家庭卻可以自己決定如何才能最好地耕種自己的土地了。有一些家庭成員還從農活中解放出來，干其他能掙錢的活。比如，君潭生產隊的一個婦女通過給其他家庭做衣服，每年可以掙到235美元。而現年34歲的木匠劉章英（音），也通過為其他農民家庭製作木製家具，掙到了212美元。他解釋說：「以前，我必須把做木匠活的收入的一半上繳，以掙得工分，以此來換取我的糧食份額。而現在，我能夠保留做木匠所賺的一切收入。」劉和他家將耕種一英畝地的收入和做木匠活的收入合計起來，一年可以掙得1200美元。按照中國的標準來看，這簡直是個天文數字。

  中國的報紙同樣也在宣傳著這個國家其他地區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過去的3年之中，年平均收入以每年10美元的速度增長。而與之相比，前些年的年均增長還不到2美元。在沿海的福建省，農民們已開始用自己的資金購買了屬於自己的機械，如脫粒機、小型拖拉機，甚至是用來打魚的摩托艇。當以前還在強調集體主義平均共享時，可不會有什麼能夠刺激他們去這麼做。在東北的遼寧省，這種新政策削弱了獨裁的地方領導人的權力，因此據《人民日報》報導，現在在那裡「打罵公社成員的現象少了，盲目指導、強制命令的現象少了，不參加體力勞動而瞎轉悠的現象少了」。《人民日報》亦稱，在地處北方中部地區的河南省，由於農民們對從事個體生產有著巨大熱情，因此他們把本來留作兒女嫁妝甚至是用來給自己買棺材的錢，拿來購買化肥。

  然而，新的制度也已經導致了一些問題。這種制度所產生的巨大效率，使中國本已嚴重的失業問題更是雪上加霜，因為它產生了大量的剩餘勞力。據估計，在農村勞動大軍中，有30%的人剩餘。此外，中國的農村改革承認，當人們能夠把個人所得利益視為直接結果時，他們會幹得更賣力。這雖然大受歡迎，但也是姍姍來遲。在強制實施的集體主義政策之下，國家不斷地鼓勵農民們遵循烏托邦式的準則，例如「愛社如家」。在現在這個更為現實的時代，中國的農業官員承認，這種準則所導致的結果卻是不如人意的。即使是目前，85%的農村的人均年收入仍不足100美元。北京的農業部官員劉序瑁（音）承認說：「過去的發展速度的確不是很快。」然而現在，中國的發展看起來已經開始加速了，因為中國又允許農民吃小鍋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