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文革」時期的北京人

  要去和平咖啡館，得在四聯理髮店向右轉，然後經過東風電影院，一直沿金魚胡同向前走。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被關閉之前，這家咖啡館吸引著北京一些最時髦的年輕人，像「穿著柔軟光滑的襯衫和裁剪得體的西裝，還有緊身的喇叭褲和稜角分明的黑鞋」的李新國；白天是一名工人，夜晚是服飾分層打扮的典型的王益民，「從下巴以上，他像個強盜。從脖子到膝蓋，他像個剛剛從街坊小館出來走進倫敦迷霧中的英國人。但他的膝以下，那裡他的軍褲配上他的卡其布運動鞋，他看起來像中國人。他的裝束——淺呢軟帽、雨衣還有軍裝——塑造出一個被截成三截又被拼湊在一起的形象。」

  這就是奧威爾重新發現的北京人，他自20世紀50年代從哈佛燕京研究所畢業後，就一直在關注著中國。他第一次到大陸是在1975年，知道了他所想知道的許多事情。中蘇關係之間的裂隙和對美國最近在東南亞的戰爭的回憶加深了中國傳統上的孤立感和自然而然的對外來者的不信任。雖然他為了和平與友好而風餐露宿，但奧威爾感覺他就像在「野蠻安排」的實驗的一部分。沒有平常的談天說地，沒有通信地址的交換，當然也沒有女性同伴。「在中國缺少世界主義的城市街道上，當我走過時，我有時會看見母親保護性地抱住她們的孩子。」

  從1978年起，奧威爾幾次重返中國去尋找那些改造過的街道。與過去相比，主動介紹的多了，對西式服裝刮目相看。在和平咖啡館裡，王益民掃了一眼美國香菸、帶有防震裝置的手錶和硬通貨。他和他的朋友喝摻有啤酒的橘汁蘇打，並討論哪一個外國參觀者願意同他這樣的人相處。

  奧威爾能講漢語，最後得到一本官方旅行的小冊子；但他對王益民到底從事什麼職業卻始終拿不準。對他的印象深刻是，許多中國人表露出表達言論和欲望的意願。一位年輕的女性說，她夢想成為一位時裝設計師：「當然我希望在我的一生中得到對我最好的東西。我認為那是人性本質。」奧威爾發現這樣的情感與國家創立人的正統觀念背道而馳，就像那些高舉毛的小紅寶書的人突然懷抱心理訓練的手冊。

  「出去看外國客人！」充滿了觀察，它相當於1000幅嶄新的新中國的照片。在上海寬闊的人民廣場上，他遇見了乘機動腳踏兩用車，在街燈柱之間進行障礙滑行的3個年輕人。其中一個男孩穿著他自己縫製的藍色喇叭牛仔褲。他甚至帶上了一個用原子筆寫的LEVIS標籤。在東北城市大連，奧威爾逛了「自由市場」，這裡到處是叫賣陶器的小販。他感到納悶：這些商業活動如何有別於資本主義。他的導遊回答說：「為什麼它不屬於資本主義？原因是它在像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裡，仍然不允許為了你自己的利益而剝削別人。你不能雇用另外一個人為你工作，為你掙錢。但假如你更加勤奮努力地工作，勤勞致富，那就對了。」

  昨天的異端邪說成了今天的詭辯論據，昨天的敵人或許會成為明天的主顧。奧威爾注意到：來訪的中國官員禮貌地享受著當地人的熱情與好客——他們被邀請品嘗大塊的熱乎乎的、還在流血的牛肉；熱情的女主人幾乎要撐破她們的緊身牛仔褲與襯衫。

  在觀看牛仔競技表演時，中國代表團仔細聽著，面無表情，而同時一個公共廣播系統里的聲音宣布表演開始。

  

  美國人遊歷了中國的農場和工廠；中國人穿行於迪士尼樂園和飛機製造廠。這樣的場景應該使從長島到西雅圖市場發展管理者感到振奮。奧威爾並不如此樂觀。「在中國我所看見的是，我周圍每個地方都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寫道並深思，是否「所有這些靠利益激發的活力最終將與用於在理論上指導中國的集體主義的道德規範相碰撞」。

  奧威爾是懷舊的。儘管目標是不現實的，但無階級社會的理想仍令他感到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