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現狀與變化

  骯髒、貧窮、落後，這與宣傳的形象截然不同。

  直到今天，中國落後的現狀與北京的思想家多年來所宣揚的燦爛輝煌神秘形象相距甚遠。《時代》周刊雜誌駐香港記者理察·伯恩斯訪問了中國的南部省份以後，在他的報導中寫下了這樣的印象：

  一條不知名的小街到處都散布著鏽跡斑斑的廢棄煤油罐和碎瓦片。人行道上放著一排用繩子束著的柴禾捆。紅磚塊、馬口鐵澡盆和木水桶散落在硬土路上。幾輛緊鎖的自行車斜靠在一座三層樓的外面。三隻小雞待在一個木板條籠子裡低聲咯咯地叫著。孩子們串來串去，還有的在跳繩玩，而他們的父母們則在利用周末時間來洗衣服，用的是從街邊水龍頭打來的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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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髒亂、貧窮的街景與掛曆畫裡中國的形象截然不同：一幫臉蛋紅撲撲的小女孩在一個伊甸園似的果園裡收摘著成熟的水果；明亮的工廠里，衣裝整潔的工人正在勞作，臉上還掛著笑容。這是與越南北部接壤的廣西壯族自治區的省會南寧市（人口50萬）的一條小街，也是中國總體景貌的縮影。

  可以肯定，中國確實有富麗堂皇的工廠和欣欣向榮的公社來向遊客展示，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要發現與中國現狀最接近的景象，還是要到小城市的街區或小鄉村里轉一下才能了解。中國要走的路還長著呢！

  當地宣傳介紹說，剛「解放」時，南寧只有4家工廠，是一個「消費城市」，從其他地區進口產品來維持自身。而現在，當局驕傲地指出，南寧的人口增長了4倍，有400家工廠，已經轉變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生產城市」。有一所令人印象深刻的醫院，幾家建築綜合企業，以及幾家有幾千名工人的布局合理的工廠。

  但南寧仍舊非常貧窮，在這條小街上，房內沒接自來水，許多街區都是這樣。大部分房間點著昏暗的、光禿禿的燈泡，由一條電線懸掛在天花板上。窗扉或千瘡百孔，或污跡斑斑。在夏季炎熱的幾個月里，通風條件非常差。在幾家共用的廚房裡，唯一的炊具就是一口銅鍋，燒的則是煤和泥混合製成的煤餅。一家人住在兩間房間，大部分家庭住三小間。主要裝飾是脫落的宣傳畫或者是並排貼在牆上的領袖的畫像。

  沒有一家有自己的廁所，居民大部分都使用街拐角處的公用廁所。居民的房子看起來像是幾十年前修建的，事實上，這是12年前才修建的，也就是1966年中國陷入十年動亂之前建造的。

  「從那時起，『四人幫』就使我們停滯不前了。」這是住在南寧的這條小街上的一位居民說的，他來自於某電影製片廠的一家工廠。「我們非常落後，」然後，他又補充說：「10年後你再回來看看，你會發現一切都變了。我們準備從頭做起，10年的時間，一切都將是全新的，都將是現代化的。」

  在中國到處都能聽到這種觀點，到處也都是號召人們為「四化」多做貢獻的宣傳標語。不管是廠長、公社社長還是車間裡的工人，似乎都滿懷現代化理想。在中國，有一種非常深切的感觸：在冷靜務實的鄧小平的鼓舞下，中國已經實現了一場驚人的轉折。儘管政策發生了驚人的改變，但是在中國的所見所聞與6年前相比卻變化甚微。

  在1972年桌球外交令人興奮的歲月里，外國遊客已經開始訪問中國並寫下了一些常常是非常狂熱的報導。現在，同那時一樣，有非常充分的證據說明：中國人雖然要節省些，但食物還算夠吃的，大部分人都處於良好的健康狀況，如果說穿的衣服不夠時髦，但還可以穿得暖。不過很難察覺出真正的生活標準提高。

  許多城市破爛不堪，它們共有的特徵是：刷有白色塗料的建築外觀污跡斑斑，破碎的磚頭，破舊的脫皮的木門，甚至連一些值得驕傲的紀念碑也遭受著無人照看的厄運。在廣東，主要劇院是修建於1951年可容納5000人的孫中山紀念堂，從遠處看，這座紀念堂還顯得非常壯觀，但從裡面看，則牆皮脫落，以前以天壇風格裝飾的主樑柱和房梁也黯然失色，年久失修。在相對富裕先進一些的廣州市，表現出當局對於個性的容忍程度越來越大。以髮型為例，樣式變得更多了，許多婦女，留了小侍童髮型（向下卷的齊肩髮型），甚至於還燙了發，不過正統的羊角辮仍然是主流髮型，而不是例外的髮型；服裝樣式、顏色更為多彩，紅黑方格呢現在尤為流行，但大多數男女還都穿著單調的寬鬆下垂、滿是補丁的藍黑工作服。

  中國連續不斷的口號聲絲毫沒有減弱，雖然內容由抽象的思想意識（以階級鬥爭為綱）轉變為明確的現實目標（為「四化」多做貢獻）。就像廣州一家幼兒園裡一樣，孩子們現在可以唱「我願做一名飛行員，高飛在美麗的天空……」，但是這些三四歲的孩子們還必須學唱讚歌，說明政治思想的灌輸仍然貫穿於始終。最常聽的毛主席讚歌《東方紅》的嘹亮歌聲仍然迴響在候機大廳和候車室里，結束時依舊高呼「偉大舵手萬歲！」工廠和公社裡高音喇叭仍然在大聲地廣播。在南寧，「今日大舞台」正在演出慶祝廣西自治區成立20周年。這場演出仍舊是描繪共產黨在廣西的光輝歷史。與社會主義「不相符」的藝術也被允許了。在桂林市一家主要的書店外出現了關於十卷裝的《史記》的GG，這是最近才被平反的儒學經典作品之一。在藝術學校和畫廊，傳統的山水風景畫占據了主導地位，而不再是革命英雄的素描。在廣州的孫中山紀念堂里，中央音樂團演奏了李斯特的鋼琴作品，薩拉特的小提琴樂章，這兩位作曲家在幾年以前還被批判為「沒落的資產階級」。但節目單上同時還是出現了「無產階級」交響樂，名為「日照香爐升紫煙」。這是一首歡快的幻想主義作品，有些德彪西作品的風格。也許意義最大的就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經逐漸消除了，在介紹情況時，引用毛主席語錄的情況已經少之又少。幾年以前，如果問及一位農民提高水稻產量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時，他會回答：「掌握毛澤東思想。」而現在他更可能會回答說「多施點化肥」。如果說對那種宗教儀式般的口號還有一些需要的話，那麼對於化肥的需求就更為明顯了。因為常常有外國的訪問團穿過青螺潭公社的田野，這個位於廣州北部的公社已經印製了一些傳單，上面宣稱：糧食產量正「一年年」地提高，但在傳單上，也清楚地列出了在1965—1976年之間產量幾乎沒有任何提高的統計數字。而在這一階段里，中國的人口增加了25%，該公社已經遭受了嚴重的人均產量下降。一位老農民正細心地料理著自家的自留地，種了一些飼料作物來餵豬和雞。「我們在『文革』以前比現在過得還好。」

  糧食數量不充足，食品的質量也不高。在廣州、桂林和南寧的水果攤上，只擺放著一些柑橘、蘋果和柚子。柑橘滿是碰傷，皺皺巴巴；蘋果個頭不大，又給蟲子咬了；而干柚子更是大不如在東南亞任何一個地方所見到的好。富含蛋白質的豆腐，一度是窮人們的肉，過去是中國各地的食譜上都有的，現在成為城市市場上非常少見的奢侈品。

  由於存貨長期不足，許多人買東西都到路邊人行道或小巷裡興建起來的小自由市場。在進出城市的路邊，到處都是賣菜的農民，這些蔬菜都是他們在自己的自留地里種植的。他們靠賣菜來增加點現金收入（一年的收入是150—200美元）。所有人都精心地料理著自家的自留地，足見其重要。這一現狀還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規劃者們指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如果城市貧窮，農村將會更為貧窮。

  這在桂林尤為明顯。在一個寒冷的冬天的早晨，街上擠滿了城裡人，他們在百貨商店前面轉悠。通常百貨商店是城裡人下班後的活動中心，一家商店的櫃檯前，吵吵嚷嚷的人群擠來擠去，就是為了買雙剛上市的兩美元的帆布鞋。不遠處一個昏暗的人行道上，幾個農民裹著破毯子來抵禦夜間的嚴寒，他們面前一堆堆花生、柑橘和羅漢果，儘量地賣給過往的行人。街上的人越來越少，他們也就把毯子搭在肩上趕回城郊的公社去了。

  同時，一家地方「工人文化宮」——實際上就是一個草草建成的電影院裡，擠滿了人。伴著甜美的音樂，正放映著一組彩色照片，盛讚中國社會主義所取得的成就。科學實驗室、漂亮的醫院、閃著火花的煉鋼爐讓人眼花繚亂，還有關於農業生產的照片——活蹦亂跳的魚蝦裝滿了網、成熟的水果壓彎了枝頭，使在座的觀眾不時地發出了大聲地「喔……」「哇……」的驚呼聲。銀幕上所描繪的社會主義的豐足景象同外面街上裹著破毯子的農民差距也太大了，這可以省略，但卻是無法否認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