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會和新生活

  美國的記者們被北京震驚了。《生活》雜誌的圖片上有北京新生活的景象。「五一」這天，50萬人的遊行隊伍川流不息地走過天安門廣場，幾千面彩旗在大風中獵獵作響。裙子——這種最令人惋惜的革命的犧牲品，在這一天重新公開亮相。婦女們身著鮮艷的春裝，步履輕快地走在隊伍中間。她們沒有穿著近年來時髦的上衣、長褲。

  1949年建立新中國後，紅色領導人依然穿他們的「解放制服」——一種深色肥大的棉襖棉褲。出于謹慎和需要，中國的民眾紛紛效仿。女裝與男裝幾乎無法區別。擁有旗袍的女性把它們收藏起來。中國大陸的旗袍與香港、新加坡的旗袍樣式差不多，貼身合體，下擺開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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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過中國的外國人都認為「解放制服」的樣式僵硬、沉悶、單調，而且他們也把自己的想法講了出來。最後連蘇聯人也開始抱怨（有個蘇聯人說他無法分清學校里的男生和女生），中國這才下決心變革。一位中國官員沮喪地說：「在莫斯科的劇院裡，只要你看見一片藍色或灰色，那肯定是中國代表團。」幾個月前，北京政府開始鼓勵人民嘗試新的服裝樣式，因為它能反映出「人民正在享受社會主義社會的幸福生活」。

  但是，人民已經學會在生活中保持低調的生存之道。他們不願張揚個性或財富，唯恐別人利用這一點來對付自己。必須鞭策他們。北京的播音員說：「讓幾個帶頭人做出榜樣，其他人就會效仿。」為了推動新面貌的出現，在北京、上海、廣州和其他城市舉辦了時裝表演會。儘管官方告誡婦女不要穿緊身服裝，不要「濃妝艷抹」，但胸罩和貴妃香粉（牌子取自一位唐代的美人）的銷量還是直線上升。一位政府官員甚至談到「曲線美」。1956年5月開張的一家服裝店有3000種春裝供顧客挑選。

  北京的播音員大聲宣布：「樹木長出新芽，花兒綻開笑顏。人人穿著鮮艷的春裝，與這美麗的春天媲美。」而實際上所有男人仍穿著「解放裝」，許多人在新衣服外面再罩上舊衣服。膽小的人把目光朝「五一」觀禮台上掃去，希望找到鼓舞他們的跡象。但毛主席和他的同僚們都穿著舊式服裝。他們更像是堅定的革命者方陣，而不是綻放的花朵。

  德國的攝影師沙爾瑪·培伯爾是幾個承認紅色中國的西方記者之一，他是慕尼黑圖片雜誌《快速》的職員。為了報導一支西德足球隊的莫斯科之行，培伯爾申請了一個簽證。當得到簽證時他懷疑地發現只有一個限制條件，不得拍攝軍事設備。在中國，他從廣東到東北漫遊了10個星期，採訪中國人，拍攝下他看到的一切。在北京的5周里，他與16個朝鮮停戰後選擇留在紅色中國的美國戰俘中的10個見了面。在人民大學——他們在那裡度過了3年學習中文的時間，他被允許拍攝照片。培伯爾發現這些人想家了，每個月他們將獲得中國紅十字會給的40元生活費。他們稱讚紅色中國的優點，看起來決心在這裡一直待到「國內政治氣氛變了」為止。

  在微笑地騎腳踏車人中，3個美國人和1個同行的蘇格蘭人坐著一輛三輪車在北京的長安街上逛。這些人在北京可以自由走動，但受到紅色政府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