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萬隆之行

  會場上各國的代表正在啜茶，他們聚集在這裡準備開會。尼赫魯，這個印度的總理威嚴地掃視了會場一眼，然後優雅地點起他的黑骨菸斗，仿佛在等待他人的朝拜。在這個29個國家參加的亞非會議上，尼赫魯似乎有一種無可爭議的威懾力。紅色中國的周恩來在他的伴隨下被介紹給與會代表，周看起來像是個溫和派。中共藉此擴大了它自己的影響，尼赫魯也因此成了有色人種的代言人、東西方的調停人，甚至成了和平的傳播者、中立主義的領導者。

  

  不同膚色和信仰的人在這裡匯集，帶著驕傲和興奮。「我們的人民曾是世界的沉默者」，印尼總統蘇加諾疾呼，「但亞非國家不會再做其他人的工具和玩偶。看，亞洲的人民要發言了，而且要讓全世界都聽見。」

  讓人驚訝的首先是萬隆聚集了各種不同的聲音，並且他們不需要什麼領頭人。尼赫魯顯然低估了他的夥伴們。

  尼赫魯的計劃一個接一個地受挫。巴基斯坦的默德里反對尼赫魯所謂避免爭執和限制自由言論的計劃；土耳其的代表冷冷地表態，說他不會接受沒有自己參與而做出的決定；賴比瑞亞的代表也說：「我們也要表達自己的聲音。」尼赫魯生氣了，咆哮著步出場外，「這次會議的問題就是與會者把聯合國那一套搬了過來！」

  周恩來充分地發揮了他的作用。他謙遜、忍讓，只在被提及的時候才發言，他用溫和的回答化解憤怒，他讓尼赫魯替他表達，並在同意的時候點頭表示。

  在這個曾經是荷蘭官員俱樂部的大會場裡，一個個代表接連發言。法國在北非的殖民主義，南非的種族隔離以及英國在葉門亞丁的殖民主義都受到譴責。但也有伊拉克的代表針對北京的言論：「共產主義想用一種更致命的殖民主義來統治世界，他們連讓人哭泣的機會也扼殺掉。」會場以掌聲附和，巴基斯坦代表的激動和尼赫魯的怒目而視也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我們難道只有向統治我們並讓我們成為奴隸的殖民者投降才能拿回我們的自由和勇氣嗎？」菲律賓的代表說。巴基斯坦的代表也說：「我們不能被所謂自由的偽裝誤導，不能向這種更為險惡的帝國主義打開我們的大門。」

  泰國的王子指出，共產黨人正在忙於訓練住在中國的泰國人，以對泰國進行滲透和顛覆。「所謂的共存到底是什麼意思？」他發問，「難道是意味著活著的和那些讓他們活著的人共存嗎？」

  雖然遭到猛烈的攻擊，周恩來仍不為所動，最後，他站起來答話：「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周恩來的第一句話就扣住了全場的人心，人們感到會上的氣氛馬上變了。

  然後，周恩來說：「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

  「中國代表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在我們中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而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

  進會場的人越來越多了。最靠邊的人很多站在椅子上。

  尼赫魯想把那些執拗的代表重新控制住，他安排了聚會和晚宴，邀請了代表來跟周恩來會面。

  尼赫魯碰到最大的釘子還是錫蘭的約翰·科特拉瓦拉爵士。當尼赫魯在討論如何著手解決台灣問題時，爵士插手了，這個星期他早早地會晤了周恩來，並明確地表態：「為什麼我們不試試解決台灣問題呢？」他三次設午宴邀請周恩來，並聯同科倫坡的五個首腦人物以及菲律賓首腦羅慕洛、泰國王子一起出席。但周恩來每次都託詞沒有出席，甚至有一次轉而參加尼赫魯的晚宴（這個晚宴沒有邀請約翰爵士）。爵士大為光火。

  他穿著一件黑色的外套和馬褲走進了會議室，宣讀了自己起草的計劃：要求美國第七艦隊撤退；放棄金門和馬祖；台灣作為聯合國或者科倫坡之下的托管國。

  尼赫魯對他的計劃嗤之以鼻。「為什麼是聯合國？」他譏諷地問，「我想錫蘭就已經很足夠了嘛。」

  爵士很惱火，毫不避諱地咆哮。

  尼赫魯一直以來小心翼翼企圖促成的共存幻想破滅了，他惱羞成怒。「白痴！」羅慕洛惱怒地罵了一句。尼赫魯質問：「你做這樣的計劃之前為什麼不告訴我一聲？」爵士反駁道：「那你提出任何動議之前有徵求我的同意嗎？」

  那一晚，有關爵士的傳言就在印度民眾間散布開來。他並不是一個聰明的角色，其實只是太急於出風頭而已。但是第二天，周恩來卻對爵士作為一個中立者所表現出來的憤怒大為讚賞，他走上去握住爵士的手，用英語對他說：「你的演講中有某些部分還是十分有建設性的，我支持你。」爵士驚訝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想我的態度應該謙和點。」周恩來向委員們解釋道。

  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黎巴嫩、利比亞、蘇丹還有菲律賓都支持譴責「任何形式的殖民主義（包括訴諸武力的國際教條、滲透和顛覆）」的議案。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提出一個動議，包括賦予成立聯盟以自保的權力（這是「五項原則」里所不包含的）去代替尼赫魯和周恩來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土耳其的代表支持他，並說，「如果不是因為北約的話，土耳其現在也不可能有機會參加這個會議。」

  尼赫魯生氣地敲打桌子，北約其實是「殖民主義最強有力的擁護者」。「我們不應該支持冷戰的任何一方，」尼赫魯說，「那只能使亞非人民恥辱地淪落成為權力集團的應聲蟲……我們不能加入任何的權力集團，因為那就意味著失去自尊。」

  他拒絕承認共產黨勢力的擴張就好像殖民主義一樣。歐洲的附屬國「是聯合國的主權國，我們又怎能認為它們是殖民地呢？」「那瓜地馬拉又如何呢？」那難道不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殖民主義嗎？他說：「我可沒有說它是，我們如何來斷定一個國家是不是被奴役呢？」

  緬甸的代表提出一個議案，融合了聯合國人權憲章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項議案應該不會有什麼人反對，」尼赫魯贊同地說，但是巴基斯坦的阿里頑固地堅持說：「這個會議將不會有什麼建樹，如果它只是片面地批評殖民主義的不好的一面。」這時，局面陷入了僵持。最後，會議達成「殖民主義的各種行為表現」的譴責議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