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宋慶齡的憤怒。內戰的可能。

  1944年2月，宋慶齡言辭尖銳地說：「一部分國民黨軍隊奉命在封鎖和『保衛』游擊區；有些人仍然把個人利益置於民族利益之上；農民依舊遭到壓迫；還沒有產生真正的勞工運動。這些都是反動派和法西斯勢力猖獗的有力證明。有些中國的反動派正準備發動內戰，摧毀我們鬥爭事業中的民主力量。這些民主力量就是陝北和敵後的游擊根據地。」

  她的上述言論直接抨擊了蔣介石對共產黨軍隊所採取的政策。她要求美國像對待國民黨軍隊那樣給共產黨軍隊提供援助。

  蔣介石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對《紐約時報》記者布魯克斯·亞特金森說：「中國不會爆發內戰……蔣委員長準備通過政治途徑和平解決共產黨問題。這一計劃目前進展順利，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而在去年，中國河南省的饑荒中有300萬人死亡，2000萬人面臨饑荒。與此同時，重慶記者報導廣東省發生了中國另外一場饑荒。去年6月份以來，那裡已有100多萬人命喪黃泉，數百萬人急需救助。

  喬治·亞當斯是國際救援委員會的美國代表。他對廣東省進行了考察，回到重慶後他說：「那裡的民房被拆掉，拆下來的木材被當作柴火賣掉，其他材料也零零碎碎地賣掉了。通往市場去的路上布滿屍體。」

  由於經濟封鎖、莊稼歉收以及商人、官僚和投機商囤積居奇，致使糧價暴漲。國際救援機構在災區設立了75個救濟站，這些救濟站不得不花天價買下糧食分發給災民。

  1943年10月，中國的意志薄弱但英俊瀟灑的教育部長陳立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實現了自己對遠在美國的中國思想家的控制。教育部頒布的規定中說，將在每個國家建立一個機構，用於指導和控制在海外留學的中國學生的思想和品行。留學生必須服從他們的領導。一旦教育部接到報告，有哪名學生的言論背離了三民主義，他將被遣送回國。2月，教育部為出國的教授和講師也制定了類似的規定。

  要不是兩周前這些規定引起了哈佛大學哲學家拉爾·巴頓·佩里的注意，中國教育部的這些規定無疑將有效地發揮作用。作為哈佛美國國防研究會的領導人，佩里要求國務院展開調查，如果發現這些規定真的像看起來那樣險惡，就禁止所有中國學生進入美國。中國教育部的這些規定與日本的思想控制制度具有相似性。這種相似性令美國學者感到吃驚。對此，佩里謹慎地避而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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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陳立夫對新聞界發表的聲明就令人感到不舒服。他說：「中國臨時憲法規定，三民主義應是中華民國的基本教育思想，就像民主是美國的基本教育思想一樣。因此它不容違反。任何中國人如果違反了三民主義，就是侵犯了我們抗日戰爭的共同利益，學生也不例外。」

  要在中國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國民黨就必須從根本上進行改組。距上次改組20年後，這個黨還是沒有一點「民主精神」。它還在壓制來自內部或外界的批評意見。雖然國民黨只代表了中國4.5億人口中一小部分人（不足1%）的利益，卻認為自己是至高無上的。

  「我們應該……改變不容異端的態度。……政治問題必須允許自由討論……各種觀點都應被允許充分表達。」

  中國長期的政府專治和宗族式的家庭生活是民主事業的「障礙」。「普通民眾」和「中上階層」都不熟悉「選舉制度……沒有一位縣議會的官員是由本縣人民自己選舉上任的」。

  「有些批評家可能認為我們努力實現政治民主與建立計劃經濟是自相矛盾的做法。這種觀點並非完全沒有根據……但我們的民主不是英國式民主的翻版……同樣，我們會向蘇聯學習那些對我們適用的制度……」

  「在中國，國家必須在戰後傾全力發展基礎工業……但必須把輕工業交給私人企業家來經營。」

  1944年8月，國共兩黨之間的積怨已久的爭吵終於疾風閃電般地爆發了。中共代表周恩來呼喊道：「內戰一觸即發。」而重慶的宣傳部長梁寒操則反駁說：「內戰的危險根本不存在。」

  在經歷了5年停戰、封鎖與反封鎖之後，國民黨與共產黨於去年5月開始就兩黨合作問題討價還價。重慶答應承認共產黨為合法政黨，但要求共產黨承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延安則提出要進行全面的國家經濟與政治改革。

  談判在繼續。但一位重慶的發言人說：「談判就像西南非洲的遊牧部落與愛斯基摩人談話一樣。」

  同時，有報導認為重慶的立場在動搖。一場危機或政治改革正在醞釀。蔣委員長將扮演怎樣的角色？中國共產黨將何去何從？

  這些問題可能會在接下來的數周或數月內得到回答。現在，觀察家注意到一個奇怪的事實，就是上周重慶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允許發布了這樣一則報導，即中國共產黨力量的成長是迅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