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於奔命的蔣介石

  中國各地動盪不安，戰火連綿。不過，這是一個地域廣袤的國家，燒殺擄掠的中心地帶相隔數百甚至數千英里。牢牢駕馭著中國這匹剽悍烈馬的，就是蔣介石，他使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而又飽受戰亂之苦的國家走向了統一。

  蔣介石通過一場大內戰，從廣州打到北平，征服了中國。對他來說，6場大叛亂還不至於令人驚慌失措。如果中國果真需要平亂，那麼委員長將不得不分頭應付60個方向，而不只是6個，因為就全中國來看，至少還有許多地頭蛇似的「將領」在興風作浪。在上海、廣州、北平、漢口以及首都南京等大城市裡，生活雖然艱難但還算安逸。皮膚黝黑的蔣委員長聰明過人，對於並不挑戰中央權威的地方騷亂置之不理（他曾說，大多數騷亂還不如芝加哥的幫派火併有規模）。然而，蔣委員長遇到了一個令其心緒難寧的歷史性時刻。

  中國共產黨的勢力蒸蒸日上，他們領導下的蘇維埃政府控制著南方的江西省及其附近地區大約2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這對蔣介石政權構成了真正的重大威脅。為發動一次「圍剿」，他按照周密的計劃買來步槍、機槍、野戰炮、戰鬥機和各種彈藥。為活捉共產黨將領毛澤東、朱德或要他們的屍首，蔣介石分別懸賞10萬和8萬銀圓。30萬大軍開赴戰場，準備在蔣委員長的親自率領下圍剿蘇區，但他又突然在南昌召集所有將領和顧問開會。南昌位於江西省，是其戰場指揮部，周圍正是星羅棋布的蘇區。蔣委員長宣布，他有可能緊急趕往另一個更危險的地區投入戰鬥，轉而把整個剿共重任交付給助手劉峙將軍。

  儘管軍事委員會成員們均清楚委員長已決定趕往何處，但他們還是一本正經地分析了各個叛亂中心：

  一、蒙古：這裡是湯玉麟和劉桂棠兩位將軍的血戰疆場，有報導說察哈爾省東部已淪為廢墟。但是，這難道不是他們之間的「個人恩怨」嗎？南京軍事委員會就這麼認為。他們覺得，在德王手下的將領們為蒙古人提升蒙古的地位時，蔣委員長已圓滿解決了一個更為重大的問題。南京政府曾向蒙古派出使節——使節准許蒙古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但也爭取到由南京代蒙古執行外交政策的權力。由此，蒙古之亂可視作「個人恩怨」。

  二、新疆：一個既有不毛之地又有富饒綠洲的省份，遠在南京3200公里之外的大西北。狂怒的穆斯林人與被派來統治他們的裝備較好的中國軍隊繼續在那裡展開激烈的游擊戰，新疆紙幣已貶至面值的3%。但新疆脫離中國、加入蘇聯的危局似乎已經化解，這在部分程度上要歸功於外交部長羅文乾的英勇表現，他剛剛完成了出巡這片荒涼之地的「宣慰之使」。

  羅先生報告說：「形勢令人驚愕。試想近三年的時間裡，我們與新疆之間的通商要道因形勢動盪而中斷，結果新疆的一切出口產品都流向了僅存的通道——蘇聯。」

  新疆省主席蹲進了南京的一所監獄，羅先生斥之為「無故鎮壓」新疆穆斯林並在政治上向莫斯科搖尾乞憐。羅先生前往新疆時，蔣委員長還調派了隨行士兵，新疆省主席正是被這些士兵逮住的。又傳言新疆出現血案和叛亂，但鑑於該省極其偏遠，蔣介石領導下的軍事委員會認為完全有理由先放一放。

  三、四川：四川離南京大約1600公里，那裡出現討伐省主席劉湘的戰亂。去年，劉湘打敗自己的叔公、當時的省主席劉文輝，取而代之。中國人有時會略帶誇張地說：「四川20年來戰亂不斷。」「劉侄」在戰亂中似乎已穩居上風，蔣介石領導下的軍事委員會英明地決定：只要他能坐穩「劉叔」以前的位子，就由他去吧。

  四、廣州：廣州是中國第四大城市和「革命聖地」，蔣委員長正是從這裡跟著已故的偉大先行者孫逸仙博士——「中國的喬治·華盛頓」起步的。也正是從這裡，蔣委員長揮師北伐，征服全中國——部分程度上得到了俄羅斯及受訓於莫斯科的宣傳員們的幫助，但也正是這些宣傳員使其軍旅走向紛爭。高歌猛進之際，蔣委員長沒太注意，蘇維埃政權的種子已在他身後的中國土地上發芽、壯大。

  

  過去幾年來，南京政府曾向敵對的廣州政府提供資助，而廣州政府一邊拿錢一邊和蔣委員長的反對派們一唱一和——時而秘密，時而公開。廣州的公然對抗演變為厲聲怒呵，陳濟棠將軍領導下的廣州政府通電南京，要求蔣委員長下野，而此前廣州政府剛剛接受了南京意圖收買它的一大筆資金。

  五、福建：福建事變使蔣委員長遭受致命打擊，他不得不從江西的反共運動中抽出身來，召集軍事委員會。

  11月，毗鄰廣州的福建省宣布「脫離」南京。大膽的福建叛亂勢力竟然宣稱他們而不是南京，是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府。他們公然挑釁蔣委員長，宣布其軍隊將由蔡廷鍇將軍領導——他是英勇保衛上海的19路軍著名指揮官。原19路軍餘部通過招募新兵恢復了元氣，他們將在蔡將軍的率領下繼續戰鬥。更重要的是，福建新政府擁有華南政壇奇子陳友仁做其「智囊」。正是他對南京政府構成了潛在威脅，也正是他迫使蔣委員長匆忙召集軍事委員會，並動員精銳之師，親征討閩。

  堅強、熱情、沉默寡言的陳友仁，他出生於西印度群島的特立尼達南部的聖費爾南多鎮，從小接受英國教育。最初躋身倫敦律師界，許多中國讎敵說他「不能說漢語也不會寫漢字」。

  中國大多數政治人物的英語流利，陳友仁無須借用生硬的漢語口誅筆伐。已故的偉大先行者孫博士領導下的原廣州政府曾聘用他為法律顧問，之後他的口誅筆伐為他在中國贏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1932年，陳先生與征服者蔣委員長翻臉，之後他的滿腔怒火一發而不可拾，斥責蔣委員長「封建思想」、「政治上不誠實」、「對日本屈膝投降」，是一個「將會搞垮國民黨的沒有靈魂的獨裁者」。

  蔣介石正是打著國民黨的旗號征服中國的，南京也仍然稱作「國民政府」。陳友仁足智多謀的才能再次顯現出來，廣州政府不但要求委員長下野，還要求南京政府改組，讓國民黨發揮更大的治國作用。中國沒有選舉，國民黨領導人都是白手起家的政治家——比如陳先生，威望就是權力。南京和北平的政治人物代表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福建和廣州的政治人物則代表激進主義——即使不是也接近。福建事變和廣州通電的真正意義在於，華南政治勢力發起了新的攻勢，以期摧毀他們所說的南京「宋家王朝」——這是南京政府的真正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