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忍

  「文革」中每逢重大節日之前，或者生產大忙季節之前，鄉下都常有批鬥階級敵人的大會。碰到台灣那邊有大汽球飄過來，投下反共宣傳品和糖果餅乾一類，民兵日夜布哨，鬥爭氣氛就更緊張。但我們的生產隊長漢寅爹並不擅長鬥爭，雖然也能拍桌子瞪眼睛，但說不出什麼道道。挨斗的若是老人，若是滿頭大汗兩腿哆嗦，他還會遞上一把椅子過去讓對方坐下。「你這個賊肏的，要你坐你就坐，站得這樣高想嚇哪一個？」

  他橫著眼睛喝斥。

  本章節來源於𝘣𝘢𝘯𝘹𝘪𝘢𝘣𝘢.𝘤𝘰𝘮

  這張椅子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發現不僅僅是老隊長，太平墟絕大多數農民也都有軟心腸。我認識一位月桂嫂，地地道道的貧農，每次碰到這樣的批鬥會都要躲在家裡，遠遠地聽著口號聲，依著門框哀哀地嘆氣，眼眶紅紅的，說那些挨斗的人可憐呵可憐。她慌慌跑入房中去擦拭眼淚的身影，曾讓我心頭一震。我認識的武妹子，也是地地道道的貧農，但一直把同村的一位地主稱為「五叔」，在階級鬥爭最火熱的時候也不改口，不改變見五叔必恭敬問安的晚輩禮節。看見他在路上急匆匆前去接過五叔的挑子，說什麼也要幫對方挑回家去的身影，我也有過暗暗的詫異。他們被領袖譽為「革命的先鋒」，似乎並沒有革命的一股狠勁。

  相反，倒是沒有親歷剝削的某些人，包括某些學生出身的青年幹部，常常在階級鬥爭中下手最狠。知青是外來人，無人情負擔，也能成為這種場合的活躍份子。嵩山大隊一位知青在回憶錄里說過：知青可以把文件讀得清楚、明白；可以把口號喊得響亮、整齊。他們在批鬥會上的發言更是讓村民們大開眼界。儘管他們在農村生活的時間還不長，但他們迅速接受的時髦理論，使他們自以為對農村階級鬥爭的複雜性、殘酷性、你死我活性，比農民了解得更清楚。他們可以引經據典，說明地主富農們人還在，心不死；可以莫須有地從芝麻里挖出西瓜，把他們的禍心說得駭人聽聞；可以煞有介事地警告農民，如果不狠抓階級鬥爭，你們就要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甚至人頭落地！他們用充滿憤怒和仇恨的目光，金剛怒目式的表情，慷慨激昂的語調，向農民宣講革命概念、革命邏輯、革命推理，示範革命語氣、革命表情、革命姿態以及革命胸襟。

  ——程亞林文，載湖南文藝出版社1 9 9 8《他們一起走過》這位回憶者沒有說到更殘酷的場景：有的知青可以把一個地主踢得胸脯咚咚響，可以用皮帶把一個國民黨的警長打得滿面血流——外號「良種河馬」的陶某就是這樣一個志願打手。他對自己的家庭出身閃爍其辭，在城裡沒當過紅衛兵，只看見過別人抄家和打人，大概心痒痒的沒有機會，沒想到下鄉後操一桿梭鏢當上民兵了，也能過上一把拳打腳踢的癮。

  顯然，良種河馬把一個老人的胸脯踢得咚咚響，已經不是遊戲時的瘋野（一點也不好玩），不是爭鬥時的憤怒（對方從不還手也不曾施加侵害），而是一種心理陰暗的殘忍，其根據必定來自書本，來自一個關於敵人的定義。殘忍是心硬如鐵，是一種超感覺和無感覺的意志，因此親身體驗過階級現實的人倒不一定殘忍。他們親歷貧富差別以及利益衝突，有過不滿甚至怨恨，但與具體的對立階級朝夕相處，就是與具體的人朝夕相處。對方始終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軀，有衣食之態，有苦樂之容，有長幼之貌，不僅僅是一個語言符號。當局外人咚咚猛踢這些可惡符號的時候，他們可能有感同身受的一絲顫慄油然而生，可能會給這一個與己同形的生命體遞上一張椅子。

  並不是說農村就沒有殘忍。太平墟附近的D縣和Y縣，1967年秋都先後發生過大屠殺風潮。據武妹子說，當時各縣都是黨政機構人散樓空，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一類機構自發建立，階級敵人一家家被殺光，屍體順著河水流到這裡來，一度把河壩的水閘都堵塞。屍體在水裡泡得又白又大，一個個像汽球，娃仔們的石塊扔過去，砸得有些汽球叭地發出一聲巨爆，煞是嚇人，煞是有趣。武妹子曾經奉生產隊之命到那裡去埋屍和燒屍，看見屍體男的俯身，女的仰面，就是老人們說的「天蓋地」。有一具女屍乳房高挺，身體滾圓，一絲不掛，面目已經腫脹得模糊不清，被好事者用竹竿一挑，有一個乳房就少了一半，另一半垮下來，搭拉在脅窩裡；再一挑，另一個乳房像一團麵漿垮落水中，粉紅色的朽肉紛紛綻露開放，讓圍觀者都一個個噁心得差點嘔吐。武妹子看中了一個銅頭煙管，掛在一個男屍的腰間，忍著惡臭下水游過去，竟然把煙管取回來了。沒料到竹柄那一截奇臭，洗了十幾遍還是臭味不散，最後只得丟進火堆燒了。燒了還不行，滿屋子的東西都立刻透出腐屍味，連活人身上的皮肉也聞得讓人心疑。武妹子大聲罵娘，忙不迭地把剛剛燒好的一缽稀飯，端出去連缽帶飯扔到了河裡。

  他說他一口氣燒埋了四十多具屍體，淋上煤油之前都得把它們全都剖腹放氣，以防點火後燒爆，炸得肉雨滿天飛。只有一個女娃，大概還只有十多歲，看去實在可憐，就被他挖個坑埋了，算是帶個全屍到陰間去。

  他說，後來是陸軍第47軍的一部奉中央急令進駐該縣，直升飛機在天上撒下緊急通告的傳單，「摘南瓜運動（殺人潮）」才得以制止。有一個丟進磚窯里準備活活燒熟的小南瓜，在軍人熄滅窯火時還有奄奄一息的哭聲飄出，大概被救活了罷。

  這一恐怖血案，後來成為一些作家、記者以及學者的話題。他們以此控訴「文革」中的獸性發作，也嘆息中國農民革命的愚昧和殘忍。其實，如果仔細聽聽武妹子的講述，聽聽很多當事人和知情人的講述，再悉心查閱後來的有關調查材料，便可知道更重要的真相仍待進一步揭示。我是在D縣採訪時就聽到一些其它的情況。比如D縣的殺人，主要是縣城裡兩大造反組織所推動：他們處於嚴重的對立之中，都害怕被對立面指責為階級鬥爭不力，便開始競相殺人以示革命徹底，使一批批無辜者成了派別鬥爭的犧牲品。但這兩個組織的頭頭剛好都不是農民，是熟悉階級鬥爭理論的一些教師和機關幹部。至於大屠殺的具體緣起，是S公社幾個社幹部晚上喝酒回家，路遇一地主分子，疑其設伏施暴，將其誤殺，怕遭報復，再殺其全家。為了掩飾罪行，他們編造出階級敵人即將全面暴動的謠言，使恐慌氣氛之下的農民展開先下手為強的「摘南瓜」。但這幾個公社幹部也不是普通農民，大多是一些進入過學習班、培訓班、黨校的地方小知識分子，剛好是力圖進入了現代文明的一族。至於參與行兇的一些農民，大多受到恐怖氣憤的蒙蔽或強制，其中一個十幾歲的女子是有名的「殺人婆」，據說一把馬刀讓十三個人身首異處，原因僅僅是她欠了集體幾百斤糧食，還有一口失手砸爛了的鍋要賠，不得不動手。

  更重要的是，關於階級的解釋，關於階級的極端化解釋，源於一系列語言符號的複雜操作和反覆灌輸，恰好是一些知識精英所為。反思如果真正深入下去，我們就無法迴避理論的血跡，語言的血跡：殺人者是如何在一種語言制幻術下麻木了正常情感，割一人頭竟像刪一符號全然若無其事。這是所謂「獸性發作」嗎？當然不是。動物之間永遠不會有這種大屠殺，永遠不會有大批屍體順流而下以致堵塞水閘的一天。只要吃飽了，不說豬狗牛羊，就是豺狼虎豹，也大多沒有攻擊傾向，更不會攻擊同類。這是「矇昧無知」的結果？當然也不是。原始人之間不會有這種大屠殺，人類學家們對非洲、南太平洋群島等地所有現代原始殘存部落的調查，可以證明除非遇到嚴重的生存危機，他們並不會製造戰爭。奪地掠糧的互相殘殺當然是有的，但有組織的和大規模的群類滅絕可說是聞所未聞。恰恰相反，只有知書明理的一些文明人，才有了一種全新的能耐，用宗教的、民族的、階級的、文明的種種理論生產，把一群群同類變成非生命的概念靶標，於是出現了十字軍征討異教和印度分治時兩教相殘的屠殺，出現了德國納粹剷除猶太人及其它異族的屠殺，出現了殖民者在美洲、非洲、亞洲掃蕩所謂野蠻人的屠殺，出現了蘇聯大肅反和中國「文革」中純潔階級隊伍的屠殺……這些屠殺師出有名，死者數以萬計乃至百萬計，以至民間社會中的世俗暴力在歷史論述里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計。

  當被殺者成為一批批可以從容刪去的符號時，殺人才可能變成一項無動於衷的作業，不會有任何道德的負罪感。

  我們受益於階級理論的創造，一如曾經受益於有關宗教、民族、文明的種種理論創造，如果沒有這些創造，這顆星球至今只能是一片荒蠻和黑暗。但我們有什麼理由把這些語言體系的繁殖僅僅當作救世福音？正是在這些繁殖之下，小惡減少了，大惡卻悄悄地臨近，與各種社會進步成果形影相隨。章太炎在《俱分進化論》中指出：「昔時之善惡為小，而今之善惡為大」，不失為一種清醒的洞察。

  這一切是人的故事而不是動物的故事，是文明人的故事而不是原始人的故事。與其說大屠殺是獸性發作，不如說是人性發作；與其說是人性發作，不如說是理性發作，是理性的嚴重偏執和失控。

  可惜的是，在回顧歷史的時候，包括我在內的很多文化人用電影、小說、報告文學、回憶錄乃至政策文件，剛好把這個歷史顛倒了。1978年以後的中國大多數「傷痕文學」，將大屠殺這一些人性現象無端推卸給獸性，將文明的罪惡無端栽贓於本能、欲望、潛意識等生理自然——這樣做當然省事，拍拍手就萬事大吉。我們在一系列作品裡流於人云亦云地清算悲劇，同時人云亦云地曲解悲劇，實際上為下一次悲劇的到來預留了入口。我們在悲劇過後忙於指責他人，似乎自己都是滿肚子苦水的受害者，是咬著牙關和滿臉悲容的真理守護者，唯低學歷的大老粗以及其他群氓才是大悲劇的社會基礎。我們踏上紅地毯的時候，舉起慶功酒的時候，宣布一個明媚春天正在到來，似乎人們只要用文明反對野蠻，用知識反對蒙昧，用現代反對傳統、用高學歷反對低學歷，就能永遠告別苦難——沒有人能對這結論表示異議。即使是那些已經被我們暗中指定涉嫌野蠻和蒙昧的人群，也都相信傳媒上的英明真理。

  他們似乎不明白，文明是不可以珍藏而是只能創造的，知識是不可以承襲而是只能再生的，再優秀的理性遺產，特別是人文理性遺產，也不能由幾張現代高學歷文憑來保質和保值，恰恰是只能在最大多數的實踐者那裡重新獲取生命。

  我在六年鄉村生活後走進了大學校園，從此有了很多大學校友，參加過很多校友聯誼活動，分享著一種社會中堅的自豪。說實話，我在這些活動中不大自在。有些熱心人一再編印和修訂校友花名冊或者通訊錄，上面一個個官職和學位赫然在目，傳真號與手機號的有無多少也是微妙暗示。沒有這些標識的一些校友姓名，顯得有些孤單，有些寞落，似乎人生虛度，畢業後這麼多年還是生活一片空白，窮酸得連個電話也沒有。留個什麼尋呼機號碼或分機號碼，只能讓人笑話。聯誼活動也常常設有會場，坐到主席台的自然是一些所謂成功者，做了官的，發了財的，出了名的，給母校或聯誼活動提供過贊助的，給母校或聯誼活動將來可能辦點大事的，反正都不是等閒之輩，其意氣飛揚和高聲大氣，也暗示著這個位置非他們莫屬。這裡與其說是校友聯誼，毋寧說恰是平等校友關係的取消，是三六九等地一次次重排座次。排在最低等級的，當然是那些最忠實履行了校訓的校友，比如仍在教學崗位上的師範生，仍在工廠里忙碌著的工科生，仍在農田裡奔波的農科生。他們在這種場合黯然失色，無足輕重，有點灰溜溜的感覺。他們似乎也很知趣，如果沒有缺席，就坐在聽眾中最邊緣和最靠後的位置，儘可能從你的視野里消失。

  校友們還是很熱情的，特別是所謂成功了的校友們很熱情，把一次次聯誼都做成了熱情的放大鏡，使平時不易察覺的地位分化，任何微小的等級區別，都在放大鏡下暴露無遺，纖毫畢現。

  一位哲學教授在台上大談德國，就像他每次發言時都以重音強調「我在德國的時候」，雖然也就去過那麼短短的一次，雖然並不像他說的那樣是受邀講學而僅僅是一位服裝小老闆出資的遊玩——這是我在德國知道的小秘密。他說他與一些德國名流談得「太精彩了」，但到底談什麼，一到節骨眼顧左右而言它，似乎用中文談不精彩的東西他只能用德文才談得精彩。但這並不妨礙他宣稱自己是「搞西（方）哲（學）的」，正像有些學者宣稱自己是搞康德的、搞尼采的、搞福柯的，搞存在主義的，儼然形成了一個學界的搞委會，搞就是目的，搞洋人就是目的，沒打算惠及什麼非洋人的俗事。到最後，他摸出幾本書，給比較重要的校友簽名相贈，順便送上頭銜頗多的名片。對不那麼重要的校友則表示抱歉：「哎呀真是對不起，我沒有想到今天你會來，忘了給你帶書呀真對不起。」

  他在大家的恭維之下，更添身不逢時和懷才不遇之感，痛恨社會上太不重視知識了，太不重視知識分子了，你們真是無法想像呵，像我這樣的人居然也……哎，不說了，不說了，還是說德國吧。

  校友們見他搖頭嘆氣，不知他受了什麼迫害，一再要求他把話說完。他搭拉著一頭長髮鎮定了片刻，強壓心頭冤屈，才憤憤說出事情的經過：昨天他走在路上，一個學校的行政幹部居然不認識他，把他當成了電工，派他去廁所檢修電路。其實他天生膚色較黑，加上這幾天裝修自家住房，衣著有點普通，如此而已。

  「他怎麼把我當成了電工呢？怎麼可以把我當作電工呢？」他震怒得眼光發直，「那個傢伙不學無術之輩，不就是吃一碗政治的飯麼？不就是文革極左的那一套麼？竟然把我當電工使喚？是不是還要我去掏大糞？」

  幾個校友覺得問題確實嚴重。

  「你們看看，這就是哲學在中國的地位，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呵！我昨天一個晚上沒有睡著，怎麼也想不明白，怎麼幹了這麼多年還是個電工？怎麼一說『哲學』人家就聽成了『廁所』？只有兩個字：震驚！震驚！這樣的震驚我很久沒有過了。」

  我倒是真的震驚了，被他的震驚給震驚了。我不是一個電工但已不寒而慄，假如我連電工也當不上，是一個連下頓飯都不知在哪裡的倒霉蛋，還能指望與這樣的哲學套上什麼近乎？我很快決定：他剛才托我交給雜誌社的稿件不但不能發表，看也無須看。我還得交代編輯部的哥們，不論這傢伙投來多少稿件，隨稿寄來多麼嚇人的名片，統統槍斃，格殺勿論。事情很明白：一次半個月的德國之行就必須讓他人牢記上千遍的傢伙能有什麼哲學？他不願意當電工，為枉擔電工名聲徹夜不眠，就憑這一條他的哲學還能不臭？當他的哲學不能從現實生活中獲得依據，不能從電工、木工、泥工、農工、牧工及其他人的生活感受中獲取血質，一大堆術語繞口令也壓根就無意造福於這些社會最多數的人，誰能保證他的術語繞口令不會再一次構成人間的歧視和壓迫？

  他的哲學已經冷漠，那麼離殘忍還能有多遠？

  我沒有興趣聽下去，沒有興趣聽另外一些成功者對他的同情和聲援，轉身去看電視裡的新聞。好看，好看，又打中了，有人正在電視機前歡呼。一場現代化的空中打擊正在屏幕里進行。黑白衛星拍攝圖像有點模糊不清，一個白色的十字準星飄忽著，終於鎖定一幢房屋或一座橋樑，然後就有無聲的煙火突然在那裡炸開，一炸一個準，簡直就像打電子遊戲。我沒有看見這場戰爭中的人，不知道轟炸之下是怎樣的膚色，怎樣的年齡，怎樣的體形，怎樣的肉片橫飛和鮮血迸濺。如果說以前的敵人還是一個可以猛踢的胸脯，一個正在慘叫的人形，那麼今天連這些近鏡頭也沒有了，只剩下衛星在遙遠外層空間的超然俯瞰，只剩下一朵又一朵煙火的緩緩開放，玫瑰花一般安詳而美麗——那裡就沒有人嗎？那裡是一片無人區？或者那裡已經沒有哲學家以及所有上等人士所惦記著的人，因此就可以退到遠遠的長焦鏡頭之外成為一片灰濛濛的模型沙盤？

  戰爭變成了一場兩手乾乾淨淨的遊戲——這與戰爭的是否有正當理由無關，與戰爭指向恐怖主義還是反抗義士無關，要緊的是戰爭形式淨化到了這種不見人血也不見人跡的程度，殺戮者必有一份心理的輕鬆，旁觀者也必有一份心理的輕鬆——它至少可以在這一片花花綠綠的水果、瓜籽、糖點前進行，可以成為精英們歡樂聯誼會的一角，讓我和他人剝著瓜籽殼或削著果皮，閒得無聊的時候隨意看上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