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善

  有些事能說不能做，比如玩笑話說邪了也無妨，不當真便可。

  有些事能做不能說，比如善行。善行不宜行善者自己來說，甚至不可當作什麼善行來記憶和思量。一想就變味，一說就變性，就像密藏的寶物一旦暴露就會風化和鏽蝕，不再是原來的東西。一次頂風冒雨的什麼什麼，一次大汗淋漓的什麼什麼，一次慷慨的什麼什麼，一次還算勇敢的什麼什麼……都是你萬萬不可說的禁忌，記住，只能留在心底儘快地爛掉。一說出來就是賣弄，就是交易的開始，無非是要換來感激、讚譽、獎賞、或者來世的福樂、天國里的寵幸——那還是善嗎？

  善不可說，還因為對善的確認很難。當年老木在鄉下修水庫時炸瞎了一隻眼睛，實屬高風亮節，但沽名賣勇的一時衝動，手忙腳亂時的可笑失手，未必不是故事的部分真相。隨著時間的往後延伸，隨著事物因果長鏈的展開，這一故事也未必能結下善果。他在啞炮爆炸的剎那間推開了一個民工，救了那人一命，誰能保證那人將來不是一個危害公眾的壞人而是一個好人？這個問題有點殘酷。就像我們資助某個孩子上學，誰能保證這個孩子出息了以後不會志大才疏和嫌貧愛富？而他的窮爹媽不會因孩子的出息而更受心身磨難？我們施捨了某個失業者，誰能保證我們解除了他的飢餓同時卻沒有傷害他的自尊？沒有縱容他的懶惰？沒有引誘他安於乞討從而錯過了再就業的機會？……這種常常讓我們怯於細想下去的可能，怯於行動起來的部分事實前鑒，不能不成為善者那裡一份高懸的疑問：你做了也就做了，憑什麼認定自己做了善事而不是惡事？

  對於善來說，「說」是一個重要的事件，常常使行為的品格截然兩分。一段原本未曾思索的自然經歷，一旦進入言語，受制於修辭和敘事的成規，就被指派了一個拍賣待售的位置，一個獨斷造神的位置——這正是善者無話可說而偽善者更願意喋喋不休的原因，是喋喋不休的道德自誇總是被人們深深懷疑的原因。老木已有這方面的經驗，決不做傻事，從無道德自誇：他的一隻瞎眼不再是排啞炮時炸掉的，是搶錢以後分贓不勻時被同夥剜掉的，是坐牢時與牢霸打架時被一夥犯人戳破的——故事如何說，全依臨時的情況而定。他為自己排啞炮感到羞愧，感到可恥，同時發現偽裝惡棍更容易被圈裡人相信，還能增加他們的敬畏感，遇到麻煩時讓他三分。

  這就是自我誹謗的好處。在一個偽善者太多的時候，一個偽善識破業務廣為普及的時候，把自己說壞、說渾、說下賤，才能得到輿論的認可甚至喝彩。自居流氓至少不被旁人覺得虛偽，無論敗寇成王，真實就是墊底的人生得分。有意思的是，老木自以為流氓以後，一撞上不順眼的人渣，比如為難他的官員，鄙薄他的文化人，仍然罵之為「老流氓」、「臭流氓」、「鱉流氓」，這就有點信口開河了。按照他流氓光榮的邏輯，豈不是把光榮稱號到處封賞？如果那些人還不夠流氓資格，他就不應該隨意降低標準；如果那些人已夠流氓資格，他就應該有幸遇到了更多同道，有了擁眾而立的強勢，沒有理由怒氣沖沖。還是按照他的邏輯，他為何不把「慈悲」、「忠厚」、「善良」、「崇高」等等惡辭摔到那些王八蛋的頭上去？為何不讓那些傢伙背上這些惡名永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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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些人是流氓但裝得不是流氓，也只是打著錯誤的旗號做了一件正確的事情，相當於曲線當流氓吧，無由被他過分譴責。

  事情的解釋，只能是他學壞還不夠全心全意，基本上還屬於生存策略的權宜之計。換一句話說，他此時仍在暗中留戀什麼，崇敬什麼，只是這個什麼他已經說不出來。他的用語中已經完全消滅了「慈悲」、「忠厚」、「善良」、「崇高」一類字眼，只能通過對「流氓」的怒斥來反證這個什麼的存在。他與偽善者的不同之處僅僅在於：他失去了很多褒義詞，又沒法把褒義詞真當貶義詞，只能詞義混亂地胡說。

  就這一點而言，偽善的積極意義往往被忽略。偽善是善的庸常形態和模擬形態，表現為力不足者心有餘，證明了善無法真實於實際行為之時，至少還真實於一種心理眺望。正如善不可說，一說就可能成了偽善，其實惡者也須慎言，一說就有善的悄悄到場，就把惡的合法性取消了大半。言語這個迷陣，使善與惡總是糾纏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