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意識

  關於弗洛伊德與笛卡爾的分歧，不需要我在這裡饒舌。我倒是很願意看一看他們對語言共同的迷戀。

  弗洛伊德常被看作一個注重具象的人，一個非理性主義者，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誤解。瘋態與夢境確是他最喜歡觀察的對象。夢中一頂上帝頭上的尖頂紙帽，被他破譯成夢者對「上帝」地位的渴慕；夢中一個形狀奇特的桌子，被他破譯成夢者那裡「特殊的父子關係」；夢中一次登高遠望，被他破譯出夢者「自以為是」的品格……他的《夢的釋義》和《精神分析引論》堪稱解夢的示範之作，讓很多追隨者亦步亦趨，民間普及版的弗洛伊德大量湧現：深淵暗喻「孤獨」，山峰暗喻「艱難」，飛龍暗喻「情感」，跌落暗喻「負疚」，裸體暗喻「丟臉」或「獨立的願望」，玻璃暗喻「擔心」，隧道暗喻「軟弱」或「缺乏自我認識」（載德國1999年10月3日《星期日圖片報》）。到後來，一切凸出尖物暗喻「男性生殖器」，一切凹陷容器暗喻「女性生殖器」，則是更多現代解夢者的共識，並一再出現在某些現代小說里。

  顯然，這一類釋夢並未優待具象，恰恰相反，一象一言的機械對譯，大大低估了象的多義性，大大低估了象在認識中特殊的意義和地位，只是把象貶為言的一些固定圖示。如果說笛卡爾以「我思故我在」立言，曾經把感性具象逐出了知識聖殿，那麼弗洛伊德及其追隨者們確實將其請了回來，可惜的是，仍然只是視之為言語的臣僕，視之為一種理性的包裝材料，當然只能等待剝除然後拋棄。他們對理性的獨尊一如既往，明之於象又昧之於象，正如美國哲學家弗洛姆說：弗洛伊德「給理性主義一個致命的打擊」，同時又是「理性主義最後一位偉大的代表」，一語點破了弗洛伊德與笛卡爾在基本點上的暗中結盟（見《弗洛伊德及其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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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伊德一度支持奧地利和德國的法西斯戰爭，與他對人類理性的過於盲從和輕信，不一定完全沒有關係。與笛卡爾的不同之外在於，笛卡爾主義是一個數學家的哲學，相信「精神是一種理智（見《沉思二》）」，相信理智是人世的救贖，數學公式的理性當然是善的實現；弗洛伊德主義是一個精神病學家的哲學，相信本能、欲望以及「潛意識」是更重要的生命本質，瘋人院裡的理性當然是惡的釋放。「人性本善的信仰只是一種錯覺。（見《精神分析引論》）」他曾經這樣驚訝地發現。「人對人是豺狼——面對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和歷史上的一切證據，誰有勇氣站起來說不？（見《文明及其不滿》）」他是這樣大聲疾呼。他是現代揮舞著科學大旗的一位性惡論者，雖然對傳統道德偶有忸怩不安的騎牆態度，但寒意逼人的精神分析學說，就其本質來說，與納粹軍隊的鐵蹄聲和全球法西斯侵略戰火形成了並非巧合的呼應——他是對戰爭的學術許可和學術寬赦。

  1914年至1939年的歐洲大劫，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主義與史達林主義的出現，動搖和摧毀了歐洲人輝煌的理性大廈。如果說大戰的興起打擊了笛卡爾善的理性，擊破了理性主義美夢；那麼大戰的終止則打擊了弗洛伊德惡的理性，擊碎了非理性主義迷亂——雖然「非理性主義」的命名並不妥當，嚴格地說只是理性主義的新一代變體。弗洛伊德也許沒法解釋，一場「人對人是豺狼」的戰爭，一場再自然不過和再正當不過的戰爭，一場在他看來完全是生命本質體現的戰爭，為什麼終究山窮水盡不得人心？他也許沒法解釋，終止這場戰爭的只是惡還是另有強大的力量？在他所描述的「潛意識」這個心理密櫃裡，人們除了惡就不會有別的什麼東西？

  弗洛伊德並沒有因為戰爭結束而得到必要的反省，而且影響越來越大，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在一個理想逐漸冷卻和利慾不斷膨脹的時代被奉為隱秘的精神教父之一，似乎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說善是一種精神偽裝，如果他以上流社會的紳士淑女們為預期讀者，以官府機關、學界院校、宗教殿堂、雞尾酒會以及各種高雅場所為他的預期理解情境，他當然是有道理的，甚至是石破驚天的真理；但如果他以赤裸裸的弱肉強食世界為預期理解情境，以振振有辭理直氣壯的流氓強盜為預期讀者，包括眾口一詞的輿論之下不是流氓強盜也要學成流氓強盜的人，他還能說惡是一種本能、欲望而不是一種外在意識形態的高壓？

  本能在他的筆下蒙誣。大多數禽獸有欲望而沒有貪慾，不需要溫飽以外的珠寶、金磚以及貂皮衣，不需要發情期以外的春藥、性具以及三X級影片，而且有舔犢的本能，有樂群的欲望，利己之餘還有利他的一面。我見過的一條狗，武妹子家那條大母狗，叼到一隻兔子都捨不得吃，一定要翻兩座山跑三公里路，送到它狗兒子放養的那戶人家去，其勞苦之狀讓人動心。你還要人類惡到這條狗的生理水準之下？當很多人因為利益爭奪而變得六親不認的時候，連禽獸都不如的時候，支撐這種惡行的力量到底是「本能」、「欲望」、「潛意識」還是某種意識形態？那些人在並不必要也並不實惠的貪慾驅使之下骨肉相殘，到底是緣於自然本性還是緣於文化潮流的反覆洗腦？

  意識在他的筆下腰斬。意識常以文化招牌的形式出現，更多的時候以文化暗流的形式出現，並不一定體現為冠冕堂皇的官方公開宣傳，很多情況下是用不著說破的流行輿論，比如並不訴諸言詞的表情，並不進入教育的聲色感染，並不形成理論體系的情境暗示及鉗制，再加上一些暗語化的插科打諢和閒言碎語，就像用「瀟灑」或「個性化」暗示聲色犬馬，用「超脫」或「專業化」暗示袖手縱惡。一句話，意識更多地表現為「言下之意」，而言下之意總是充盈著言下之象，是象符主導而不是語符主導。這些東西作為「沉默的論述」（阿爾都塞語），作為超語言的意義示現，足以形成強大的輿論氛圍，暢行無阻，聲勢逼人，比很多「虛殼子」（王曉明語）式的官方口號更具有洗腦作用，是不折不扣的意識而不是什麼混沌神秘的「潛意識」。

  這位奧地利醫生把「善」與「惡」的二元結構，僵硬對應於「意識」與「潛意識」的二元結構，製造了善偽而惡真的形而上新模式，完全忽視了意識形態施壓的不同方式，忽視了生活與人的複雜性，包括老木的複雜性。

  老木這個人一直讓我有些困惑：

  一，他口口聲聲自稱「流氓」和「混蛋」，以這種自稱為榮，以敢於這樣自稱為榮。用他的話來說，他早就看透了這個世界，已經開天目了，這輩子要徹頭徹尾做個惡人，哪怕死後下九重地獄。在這裡，他的惡似乎不再像弗洛伊德說的那樣僅僅是暗示於夢境的「潛意識」，而是明明白白成天掛在嘴上的宣言，何「潛」之有？

  二，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發現只要是他主動來電話，只要是他在電話里慈祥可親，沒有什么正事，嬉皮笑臉地問寒問暖，甚至豪情萬丈地突然對詩歌或徒步旅行有了興趣，那一定是他喝醉了。我雖然不能從話筒里嗅出酒氣，但完全可以想像出他眼下飄飄欲仙的模樣，拿著電話機跌跌撞撞要對世界上所有人表示愛心的急迫。然而只要他酒醒三分，口氣和話題就完全回歸日常。如果你在這時候打電話過去，最先聽到的肯定只是一聲低八度的「唔」，重濁之極，冷漠之極，好像他昨天剛剛約你徒步旅行，今天你就欠了他三百吊大洋，即便你給他報喜，說他手裡的股票今天大漲，他也會深深警惕，掂量這個電話暗藏著的陰謀，思忖著迎頭通擊你的周密戰略。最後一聲「再見」，也必是萬鈞巨石擠壓出來的一份生硬，毫無口舌的溫潤。

  從這一發現開始，我注意到人與人真是不一樣，「酒後吐真言」和「酒後現原形」也真是不一樣，如果說有些人是一醉酒就惡，那麼老木這樣的人就是一醉酒就親切，或者說一糊塗就親切。他曾經說真他媽的真想抽自己一個耳光，因為那一天他居然在大街上給一個外地人指路，還用汽車捎了對方一程，事後一想，不是犯了腦膜炎麼？不是應該到醫院裡去看病麼？又有一次，他痛悔自己給受災的太平墟學校捐款兩萬元，一不小心就當雷鋒他爹了。他怒氣沖沖跑來指著熟人們開罵，「你們這些王八蛋，昨天是誰給老子下套？是誰灌的酒？把老子當冤大頭呵！」

  他是崇拜弗洛伊德的，有趣的是，恰好是他成了弗洛伊德主義的一種尖銳證偽：他的「潛意識」遠遠比不上「意識」那樣惡，一旦神志昏亂，一旦非理性，就成了自己清醒時最為厭惡和最為痛悔的好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