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

  藝術是富有義涵的形式新創。藝術不可多得，因此歷史上多模仿照搬、因陳襲舊、隨意胡來的時代，藝術的時代卻可遇難求。

  印度人甘地具有傑出的革命藝術，常常超越文字理念，發揮直覺的想像力，並且調動大眾的直覺想像力，造成行動的視覺、聽覺及其它感覺效果，營造出一種富有感染力的氛圍，使革命不但獲得理智的牽引，而且獲得情感的強力推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脫下了青年律師的西裝革履，選擇了光頭、赤腳、身纏粗布的半裸式著裝，並且一直把這個公示形象堅持到底。這無疑是一個強烈的訊號，鞭策中產階級的國大黨向最廣大的下層貧民靠攏，宣示一種紮根人民和解放人民的使命。對於曾經諳熟西餐而鮮知稼穡的國大黨來說，對於好談斯賓塞、達爾文而並不了解本國車夫和農民的民族主義精英們來說，這種換裝當然是在甘地時代一個戰略性的政治轉變。

  他還選擇了紡紗和曬鹽兩個最著名的行動，令殖民當局招架不住。紡紗是為了抵制英國紡織品的輸入，曬鹽是為了挑戰英國的官鹽專營，都是為了捍衛民族利益。但當時更重要的民族利益遠不止這兩頂，國產紗和私產鹽也不構成對殖民當局最致命的打擊，甚至只能算是雞毛蒜皮和雞零狗碎。但後人慢慢才得以明白，甘地發動的這兩大運動真是恰到好處。首先，行動和事件是傳播思想的最佳載體，而紡紗和曬鹽最具有廣泛的參與性，容易示範，容易模仿，容易集結成有規模的場景和氣勢，並且不需要太多的成本，包括錢、體力、時間以及勇武。其次，這兩項運動具有良好的外部形象：和平，勞動，儉樸，忍讓，讓人同情，便於傳說和上鏡，不似操刀弄槍那樣讓人恐慌，足以讓統治者失去武力鎮壓的道德依據和美學依據。這是一種天鵝絨炸彈——革命從敵人最薄弱的環節開始。

  只要當局怯於鎮壓，殖民法令體系就出現了重大缺口。

  甘地身處一個積弱、積貧甚深的宗教國家，一個習慣齋戒、施捨和不習慣戰爭的國家。他找到了最符合國情的鬥爭方式，找到了在利益和義理上、更在情感美學上打敗強大殖民當局的方式。以至他應邀去英國出席議會陳述訴求時，他半裸野民的身影宛若基督，在倫敦街頭成為了英國民眾夾道歡迎的偶像，大有人君者「冠道履仁」（王充語）之光輝。他只是微笑就夠了。他還沒有在議會開口，就已經兵不血刃，傳檄而定，決定了帝國議會的無奈屈服。

  甘地創造了革命的美。這種美不是矯飾造作故作姿態，出自生存的自然，是鬥爭實踐的水到渠成，卻並非不需要藝術家的手眼。沒有這種美，比方沒有赤腳光頭的甘地而只有西裝革履的甘地，雖然也很正常，但革命可能會變得沉悶、刻板、累贅、冗長以及成本高昂；有了這種美，革命就有了詩情和想像，有了神來之筆，有了長袖善舞和事半功倍，有了更強大的凝聚力和征服力並且左右逢源。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民眾一舉攻下了巴士底獄。其實這一攻占並無多少實際意義，當時空空大獄之內僅有七名犯人，兩個是神經病，四名是弄虛作假者，還有一名是變態青年，屬於父母無能管教於是主動送來請監獄有償代管而已。1917年，俄國大革命爆發，布爾什維克的軍隊攻占全彼得格勒，但他們在占領車站、銀行、橋樑、政府大樓時都沒有發生任何戰鬥，如入無人之境，即便在冬宮裡開了火，連傷帶死也僅有六人。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開炮更算不上什麼軍事行為，沒有擊中目標甚至壓根就沒有目標，只是幾聲表態性的禮炮。但攻占巴士底獄是法國大革命的象徵，阿芙樂爾艦炮擊冬宮是俄國大革命的象徵。如果沒有這實際效益極其有限的兩次撲空，如果沒有廣大民眾這場哪怕是即興式的演出，歷史會是什麼模樣？

  拉開歷史距離來看，如果沒有這些象徵性事件，革命幾乎就不可辨認也難以記憶，革命的激情就失去了托寓之物，就像詩歌失去了可以「托物寓旨」詩境。

  象徵沒有什麼實利的價值，卻可蓄積和釋放巨大的精神能量。革命中的象徵性事物有畫龍點睛之功，以一種有聲有色的行動為革命造型和成象，以一種歷史創造力的爆發焦聚著大眾的理想和激情。在這個時候，生活本身就成為了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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