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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具象在社會中 近事

2024-10-04 10:17:49 作者: 韓少功

  走進中國的很多傳統民居,如同走進一種血緣關係的示意圖。東西兩廂,前後三進,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列有序,脈絡分明,氣氛肅然,一對姑嫂或兩個妯娌,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態,也在這格局裡暗暗預設。在這裡的一張八仙大桌前端坐,目光從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咳嗽一聲,回聲四應,餘音繞樑,一種家族情感和孝弟倫理油然而生。

  中國文化就是在這樣的民居里活了數千年。這些宅院繁殖出更龐大的村落:高家莊、李家村、王家寨等等,一住就是十幾代或幾十代人。即便偶爾有雜姓移入,外來人一旦落戶也熱土難離,於是香火不斷子孫滿堂的景觀也尋常可見。生活在這裡的人們,秉承明確的血緣定位,保持上下左右的親緣網絡,叔、伯、姑、嬸、舅、姨、侄、甥等稱謂不勝其繁,常令西方人一頭霧水。英文裡的親戚稱謂要少得多,於是嫂子和小姨都是「法律上的姐妹(s i s t e r i n l o w)」,姐夫和小叔都是「法律上的兄弟(b r o t h e r i n l o w)」,如此等等。似乎很多親戚已人影模糊,其身份有賴法律確認,有一點法律至上和「N親不認」的勁頭。

  農耕定居才有家族體制的完整和延續。「父母在,不遠遊」;即便遊了,也有「遊子悲鄉」的傷感情懷,有「落葉歸根」的回遷衝動,顯示出祖居地的強大磁吸效用,人生之路總是指向家園——這個農耕文明的特有價值重心。海南省的儋州人曾說,他們先輩的遠遊極限是家鄉山頭在地平線消失之處,一旦看不見那個山尖尖,就得止步或返回。相比較而言,遊牧民族是「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習慣於浪跡天涯,「家園」概念要寬泛和模糊得多。一個純粹的遊牧人,常常是母親懷他在一個地方,生他在另一個地方,撫育他在更遙遠的地方,他能把哪裡視為家園?一條草原小路通向地平線的盡頭,一曲牧歌在藍天白雲間飄散,他能在什麼地方回到家族的懷抱?

  定居者的世界,通常是相對窄小的世界。兩畝土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親戚的牆垣或者鄰家的屋檐,還有一片森林或一道山樑,常常擋住了他們的目光。因此他們是多慮近而少慮遠的,或者說是近事重於遠事的。親情治近,理法治遠,親情重於理法就是他們自然的文化選擇。有一個人曾經對孔子說,他家鄉有個正直的人,發現父親偷了羊就去告發。孔子對此不以為然,說我們家鄉的人有另一種正直,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正直就表現在這裡面。這是《論語》里的一則故事,以證「法不滅親」之理。《孟子》里也有一個故事,更凸現古人對人際距離的敏感。孟子說,如果同屋人相互鬥毆,你應該去制止,即便弄得披頭散髮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鄰居在門外鬥毆,你同樣披頭散髮衣冠不整地去干預,那就是個糊塗人。關上門戶,其實也就夠了。在這裡,近則捨身干預,遠則閉門迴避,對待同一事態可有兩種反應。

  孟子的生存經驗無非是:同情心標尺可隨關係遠近而悄悄變易,「情不及外」是之謂也。

  孔子和孟子後來都成了政治家和社會理論家,其實是不能不慮遠的,不能不憂國憂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著這一思維軌道,他們以「國」為「家」的放大,以「忠」為「孝」的延伸,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由里及外,編織出儒家的政治和倫理。但無論他們如何規劃天下,上述兩則故事仍泄露出中國式理法體系的親情之源和親情之核,留下了農耕定居社會的文化胎記。中國人常說「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這個道理。

  同樣是因為近事重於遠事,實用濟近,公理濟遠,實用重於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國人的另一項文化選擇。儒學前輩們「不語亂力怪神」,又稱「不知生焉知死」,擱置鬼跡神蹤和生前死後,於是中國幾千年文化主流一直與宗教隔膜。與猶太教、婆羅門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文明地區不同,中國的知識精英隊伍從來不是以教士為主體,而以世俗性的儒士為主體,大多只關心吃飯穿衣和齊家治國一類俗事,即「人情」所延伸出的「事情」。漢區的多數道士和佛僧,雖有過探尋宇宙哲學的形而上趨向,仍缺乏足夠的理論遠行,在整個社會實用氛圍的習染之下,論著論著就實惠起來。道學多淪為丹藥、風水、命相、氣功一類方術,佛門也多成為善男信女們求子、求財、求壽、求安的投資場所,成為一些從事利益交易的教門連鎖店。一六二0年,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寫道:「印刷術、火藥和磁鐵,這三大發明首先是在文學方面、其次是在戰爭方面、隨後是在航海方面,改變了整個世界很多事物的面貌和狀態,並引起無數變化,以至似乎沒有任何帝國、派別、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培根提到的三項最偉大技術,無一不是來源於中國。但中國的技術大多不通向科學,僅止於實用,缺乏古希臘從赫拉克利圖、德模克里特一直到亞里士多德的「公理化」知識傳統——這個傳統既是歐洲宗教的基石,欲窮精神之理;也是歐洲科學的基石,欲窮物質之理。就大體而言,中國缺乏求「真」優於求「善」的文化特性,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發育的足夠動力,只能眼睜睜看著西方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航海學、地理學、天文學等方面後來居上,直到工業化的遙遙領先。

  這是現代中國人的一樁遺憾,但不一定是古代儒生們的遺憾。對於一個習慣於子孫繞膝豐衣足食終老桑梓的民族,一個從不用長途遷陡到處飄泊四海為家並且苦鬥於草原、高原和海岸線的民族,它有什麼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麼多閒事?包括去逐一發現普適宇宙的終極性真理?——那時候,鴉片戰爭的炮火還沒灼烤得他們坐立不安。

  

  中國古人習慣於沉醉在現實感里。所謂現實,就是近切的物象和事象,而不是抽象的公理。當中國古人重在「格物致知」的時候,歐洲古人卻重在「格理致知」。當中國古人的知識重點是從修身和齊家開始的時候,歐洲古人卻展開了神的眼界,一步躍入世界萬物背後的終極之b e i n g——他們一直在馬背上不安地漂泊和遊蕩,並且在匆匆掃描大地的過程中,習慣於抽象邏輯的遠程布控,一直到他們撲向更為寬廣的藍色草原——大海。那是另一個故事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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