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

  時間越過越快，尤其是最近這十多年，因為速度太快而拉成了一道花白，什麼也看不清，過了就如沒過一樣。

  回想起來，記憶最深的生活也就是最困苦的生活，讓人心有餘悸的記憶，幾乎可以落實到每一天，每一小時，每一分鐘。也許，正是害怕這種記憶的丟失，我一次次情不自禁地製造困苦，就像孩子無聊時情願把自己的指頭咬痛。我從湖南遷居到了海南，住進了一間簡陋破舊的軍營平房。我面臨著嚴重缺電的情況，每天晚上都只能點上昏暗的蠟燭，看街頭那些鋪面，都叭叭叭的有小電機四處冒煙。我也面臨著缺水的局面，常常剛開始做飯就水管就斷流，需要人提著桶子四處找水，當然更需要把海邊和河邊當作浴場。這時候的海口，還算不上一個城市，更像一個大集鎮和大漁村，缺少交通紅綠燈，缺少下水道，到處都有綠色農田和荒坡，野生的火雞、兔子不時闖入家門。還有黑壓壓的熱帶螞蟻，不知什麼時候突然湧上牆頭，使白牆變成了黑牆，不一會又突然消失，讓白牆完好無損地重現人間，就像一匹從牆根湧出的神秘黑浪來去無蹤。

  我們是三家合租房子和合灶吃飯，其實豈止是三家，海南建省辦特區的熱潮送來了很多不速之客，有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幾乎逼著我們每一天都是開流水席，吃完了一撥又吃一撥，有一天竟把電飯鍋從早上燒到晚，一直在忙著煮飯。到了夜晚，客人需要借宿，逼得我們又拼桌子又搭椅子，把孩子們從夢中叫醒從這張床趕到那張床……我現在回憶這一切的時候，能想像自己當時的抱怨和苦惱，但更慶幸自己記憶能力的復活。比較而言，那是一段盛產記憶的歲月，使生活變成結實、堅硬而且伸手可觸。相反，當生活條件改善以後，當自己終於也搬進寬大明亮的住宅，有了整潔乾淨的書房以及可以翹起腿來看看電視的沙發以後，當家裡變得讓人渾身輕鬆並且一踏進去就如兩腳生根很難再邁出門的時候，日子就突然加速了，而且一再提速。剛剛過完新年一眨眼又是新年，剛剛是孩子進中學一眨眼就是孩子進大學：我經歷了這一段時光嗎？憑什麼說我經歷了這一段時光？時光為什麼突然流失到沙發後面、餐桌下面以及書櫥夾縫並且無影無蹤？

  人都希望生活的安定和舒適，但安定和舒適加速了時光，縮短了我們的生命，是一種偷偷的劫奪。這是一種兩難。尼采說過：「要使你的生命變得長一點嗎？讓你自己處於危險之中。（見《查拉圖士特拉如是說》）」危險，還有廣義的危險，包括貧困、歧視、動盪不安等等，能使我們的感官充分地開放，對信息的吸納力成倍地增強，身邊任何動靜都難以錯過或逃出我們的關注，並且最終成為記憶烙入心頭——我們不妨稱之為感覺的「緊張增效規律」。危險還往往與陌生的處境相隨，往往能打破某種定型的生活模式，提供各種新的刺激，使我們的每一天都有異於前一天，每一年都有異於前一年，避免感覺在無限重複的過程中漸漸麻木和消失——我們不妨將其稱之為感覺的「重複衰減規律」。只有憑藉感覺的豐收，憑藉具象在記憶中的豐富儲存，人們才能證明生活的存在，證明自己不同於病床上那些植物人——我見過這樣的植物人，是我們單位一位退休大姐，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像受過什麼刑法挨過什麼打。身上插著四種管子，連通四台複雜的機器，靠單位和家屬支付的高額醫療費維持著飲食和排泄，維持著基本正常的呼吸、脈跳、體溫以及血壓。如果說有什麼區別的話，她與常人最大的區別，在於她同時承受著四套醫療大刑，感知能力仍然無法恢復。

  然而安逸也正在磨滅著感知力，人們一直在追求著的幸福正在使我們植物人化。

  安逸就是感覺的催眠者，是一部能讓人興奮幾天的美妙電影，一部將千百次重複從而讓人昏昏入睡的電影，最後讓觀眾在暖洋洋的沙發里成為一個空，一個沒有走進醫院的植物人。這些人其實沒有生命，因為他們沒有痛苦的「度日如年」而有幸福的「度年如日」，雷同的日子無論千萬也只是同一個日子，人們幾乎已經不能從記憶中找出任何圖景或聲響，作為歲月存在過的物證。

  生活就是甦醒，是從全宇宙漫漫長夜裡一次甦醒過來的機會，每個人只有這樣的一次機會。我已經打了幾個盹，一次次差一點睡去。因此我必須讓自己驚醒，讓自己被激活，永遠能夠看到、聽到、嗅到、嘗到、觸摸到什麼，就像我遭遇奇蹟時檢驗自己是否在夢中一樣。我必須走出海口市龍昆南路99號這一個大睡袋，洗洗臉，刷刷牙，走到外面刺眼眩目的感覺中去。我知道，出外旅遊是無濟於事的，任何旅遊都不會陌生也沒有危險，不過是把電視機里的良辰美景來一次放大的複習；酒吧茶館的社交也是無濟於事的，任何社交不會陌生也沒有危險，不過是把電話筒里寒暄客套來一次面對面的可視性複習。我甚至明白，讀書和寫作也不管用，這些文字運動能滋養我的大腦卻可能荒廢了感官，讓我的眼睛、耳朵、鼻子、口舌、肌膚等等過早地機能衰退。

  我羨慕阿梅。她是一個身體小巧的女人，永遠微笑並且對人關懷備至的女人，身為香港教授卻總是活躍在中國、印度、孟加拉、菲律賓、韓國乃至巴西，哪裡有苦難哪裡就有她，哪裡有反抗哪裡就有她踏著一雙舊式涼鞋的赤腳，完全是一個風塵僕僕的女甘地和女格瓦拉。她在大學裡拿著據稱「自己一說就臉紅」的高薪，一個月幾萬元，但清貧得家徒四壁，一張舊書桌旁邊，只有幾大箱市面上最便宜的方便麵，省下的薪金全部變成了組織活動經費，變成了抗議獨裁者和跨國投機資本的宣傳品，變成了印度鄉村學校的校舍和中國貴州鄉村種植的百合——她帶著學生在街頭推銷這些百合，再把所得寄還貴州。她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但在教室里轉身板書的一剎那都可以睡著，醒來後照常寫字，不為任何學生察覺；開一場會可以睡上二、三十覺，每次在別人前一句睡著然後在別人後一句醒來，接上別人的發言，居然可以不跑題。正因為如此，任何身強力壯的大漢，跟著她不到三天就要累得趴下，都怯於跟著她奔波於死亡邊緣，包括在孟加拉翻車，從菲律賓土匪的槍彈下逃脫。

  我也羨慕大頭。他永遠快樂、永遠吹牛皮並且永遠在女人那裡糟踐自己，直到結婚和移居美國以後也積習不改。他在劇團當畫工時就成天泡在女演員宿舍樓里，被她們趕出來以後，操著電鑽在每間寢室的牆上打洞，猖狂地宣稱自己就是要偷看她們，偷看她們換衣和洗腳，當然更激起她們的驚慌。他經常搭拉著臉，為偷看而誠懇道歉，讓對方又羞又氣，最後好容易下決心原諒了他的過失，卻發現他不過是編個故事逗個樂，於是恨不得拔他的毛和抽他的筋。總之，他有很多這樣的詭計來博取女人的羞澀、氣憤、同情、快活、瘋傻以及驚嚇，逐一加以享受，笑得自己在床上翻斤斗。他當然也是在玩一種危險的遊戲。儘管他喜歡女人但並不喜歡同她們上床，儘管他覺得女人的可愛在於風情各異和儀態萬千而無關乎老少美醜，但男人們不相信，女人們也不相信。他說自己偶有失身，至今一回想起事後洗洗刷刷的氣味就要作嘔。人們不信。他說自己曾經在一個電影製片廠被兩個新潮女士追著要強姦，好容易才逃出虎口。人們更不信。他最終被一個女獸醫的丈夫頂在牆上，脖子上被割得鮮血淋淋，差一點就像只雞被人放了血。

  

  如果僅從感覺開發的角度來說，我還羨慕很多人，很多生活，甚至是監獄裡的生活，災難中的生活，戰場上的生活，在阿爾卑斯的雪崩下逃生的生活，或在太平洋的海嘯中脫險的生活。但我發現，無論是苦行者的冒險還是享樂者的冒險，凡是我羨慕的生活總是最靠近死亡的生活，投入其中，需要生的勇氣同時也是死的勇氣：生與死是如此相鄰。

  我害怕死，其實也害怕生，終於明白生並不比死更容易。我肯定會拿出種種藉口來逃避那些生活，逃避新的開始。對孩子的責任，對父母和妻子的義務，還有朋友的託付和單位里的公務，還有生活所必需的錢……都是逃避者很正當的理由。我甚至可以義正辭嚴地說服自己：為什麼一定要把陌生和危險當作目的？為尋找什麼感覺而離家別友是否過於自私？

  我當然沒有說錯。一代代人就是這樣說服自己的，於是心安理得地積攢著和守護著自己的小幸福，不願再把腦袋探出生活陳規之外；心安理得地在職業穩定、地位穩定、家庭穩定等等之後把自己漸漸變成沒有躺在醫院的植物人，然後把自己聲稱對其負有責任的親友也逐一變成這種植物人——送入無痛的死亡。

  人似乎只能在兩種死亡中選擇。

  肉身的死亡，或是感覺的死亡——「這是一個問題（莎士比亞語）。」

  我還沒有做出決定，還得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