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字舞

  1967年秋天開始普遍實行軍管，直至七十年代初。最混亂的兩年宣告結束。儘管城區的各種暗堡和路障還未清除，街頭還有淡淡的硝煙味的零星槍聲，小孩子手裡還玩著破鋼盔和子彈殼，但操著粵式普通話的陸軍第47軍進入C城。電燈亮了，公共汽車又出現了，街頭小店也紛紛開門營業，紅衛兵志願者正在上街當交通警察和去車站搬運貨物。基本秩序的恢復正在受到民眾歡迎。學生們正在奉命返校鬧革命。人們在廣場上、大街上、操坪里乃至鄉村的禾場上載歌載舞歡騰雀躍，俗稱跳「忠字舞」，以表現他們對形勢好轉的慶祝，還有對革命及其領袖毛澤東的忠誠。全民皆舞的景況如瘋如魔，在今天看來可能讓人難以理喻。

  我對這一景況留有幾點印象：

  一， 當時的舞曲大多是一些入時的革命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草原上的紅衛兵》、《阿佤人民唱新歌》等等。從多數歌詞所表達的含義來說，這些歌舞是一種強化個人崇拜和粉飾社會現實的心理強制和肢體規馴，是政治鐵幕下的奴化教育。人們齊刷刷做出一些揮拳頭、掏心窩、指方向、朝角落裡踢壞蛋的動作，尤顯內心中的愚昧和暴力。

  二， 這種活動也受到當時多數人的熱烈歡迎，是因為人們當時文化禁限森嚴，沒有迪斯科和恰恰舞，沒有巴黎時裝表演和世界盃足球賽，青年人的活力缺乏發泄和釋放的空間，忠字舞不能不成為他們一個難得的機會。隨著他們對這種活動的捲入，歌詞含義逐漸變得不怎麼重要，就像好吃的麵包貼有何種標籤一樣不重要。鮮艷的服裝，動聽的旋律，學習技能的好奇，新結識的夥伴，競賽勝利的喜悅，異性們動人心魄的肢體線條，更能使紅光滿面熱汗淋淋的男女們內心激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忠字舞就是那個時代的迪斯科和恰恰舞，全民性的肢體狂歡常讓有些道德保守人士滿腹狐疑。

  三， 忠字舞還悄悄推動了各種異端文藝的捲土重來。事情是這樣矛盾著的：忠字舞意在用革命文藝掃蕩一切所謂腐朽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文藝，也確實在那個時候取得了廢黜百舞的獨霸地位。但另一方面，因為節目需要不斷更新，因為經常舉行匯演和評比的競爭性壓力，基層的很多藝術人才雖然難逃政治壓制，但重新受到非正式的啟用甚至尊寵，他們帶來的芭蕾、秧歌以及各民族舞蹈的知識技能大受歡迎，並在革命的名義下一一得到汲收和推廣。我認識的兩個女知青，都出身地主家庭，皆因能歌善舞，比工農子弟們更早吃上了「國家糧」，調入了官方演劇團體。同樣的道理，為了迅速培訓出更多革命的樂手，舒曼的練習曲或者柴可夫斯基的G大調也在青年人中間幾乎公開流行，被急需革命文藝功績的政治官員們心情複雜地默許。在我所插隊的那個公社，知青中一下就出現了上十把小提琴，田邊、地頭、廁所、浴室以及防空洞裡還出現了隨處可聞的高音美聲詠嘆調。

  我就是在那個時候接觸到西方音樂，在小提琴上把中國革命歌曲拉出歐洲小夜曲的味道。也就是那個時候，我與老木、大頭等人下鄉前偷襲了一次學校圍牆那邊的省社科院圖書館，在天花板上挖洞，下面果然是滿地堆成米多高的書海。我們跳入軟軟的書海里，憑著中學生的眼光，在這些臨時封存的書堆里胡亂尋找，見形容詞華麗的就要，見愛情故事和警匪故事就要，最後在書海里拉了一泡尿，各種書刊塞滿了兩個大麻袋。其中有古典名著也有青春格言和衛生指導一類手冊，當然還有我們滿世界尋找的樂譜。對於當時很多青年來說，異端與正統並沒有特別大的差別，唯有好聽的異端和正統，與不好聽的異端和正統，才構成差別。所謂政治限制，還有對付這種政治限制，僅僅是文字性的區區小事，與忠字舞的感官愉悅沒有太大關係。大隊黨支部書記四滿帶著民兵來檢查時，看到歌本，只瞪大眼睛檢查歌詞，對舒曼練習曲一類看也不看，而《外國民歌兩百首》這一類書上，只要有「大毒草僅供批判」，還有重重的驚嘆號，也就被他們放過。倒是我日記本里的一句話被他們大驚小怪：「我想隨著列賓的步伐漫遊俄羅斯大地」，是我隨意寫下來的，無非是用點酸詞來讚揚列賓的油畫。四滿書記是讀了書的人，知道俄羅斯就是蘇聯，就是修正主義，拍著桌子大罵：「你好不老實，還有一個人沒有交代出來！」

  「我真的什麼都交代了。」

  「硬要我點破是吧？不見棺材不落淚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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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說的都說了，真的沒有了。」

  「還有一個姓列的，是什麼傢伙？」

  這句話被他憋了三天，總算說出來了，但我不明白他說什麼。

  「你們還想一起偷越國境投靠蘇修？這瞞得了誰？」

  我更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他把我的日記本甩在我面前，鐵證在此，看我如何狡辯。我這才哭笑不得地解釋列賓何許人也。他聽了好一陣，半信半疑，丟下我去豬場看飼料發酵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