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自我」而知其惡

  「自我」是新時期文學中的王牌概念之一。我十分贊同作家珍視自我、認識自我、表達自我，反對人云亦云眾口一詞的同質化，還有那種全知全能指手畫腳的教化癖。

  但前人說過:好而知其惡。我也明白，「自我」一詞本身未免過於籠統、簡單以及含混，一旦離開了對話者之間的語義默契，就可能成為一劑迷藥。事實上，九十年代以來，「自我」確實在一些人那裡誘發自戀和自閉，作家似乎天天照著鏡子千姿百態，而鏡子裡的自我一個個不是越來趑豐富，相反卻是越來越趨同劃一，比如鬧出些酒吧加臥床再加一點悲愁的標準化配方，見諸很多流行小說。「自我」甚至成為了某些精英漠視他人、蔑視公眾的假爵位，其臆必固我的偏見，放辟邪侈的浪行，往往在這一說法之下取得合法性。在一個實利化和商業化的社會環境裡，在一個權貴自我擴張資源和能量都大大多於平民的所謂自由時代一說法的經驗背景和現實效果，當然也不難想像。好比羊同羊講「自我」，可能沒有什麼壞處。但把羊和狼放在起任其「自我」，羊有什麼可樂的？

  一個人並沒有天生的自我。嬰兒的自我與成人的自我就不可同曰而語，而前者除了吃奶欲和排洩慾，有什麼可供認識和表達嗎？『從嬰兒到成人的過程，豈能在一面鏡子前封閉式地完成？稍有生物學常識的人都知道，一個生物個體的特異，不是這個個體遺世獨立的結果，恰恰是諸多個體組成了系統並且在系統中持久交流與衝突的結果。倒是不能構成共生性系統的眾多個體，只能像沙子樣勻質化，即千篇一律的雷同^這就是說，自我只能產生於社會環境與文化過程，公共群體幾乎是自我之母。

  

  在這一方面，有些照鏡專家好談佛老。其實佛學一直力破「我執」。大乘佛教倡導「自度度人」，也是擔當社會責任的。佛教重「因緣」，內因外緣就是對一種環境系統的描述。惟識宗將「依他起性」列為要旨第一條，強調任何「種子」在轉化為「現行」的過程中，有賴於他者的作用，純粹的自我從來不可能生成。（見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惟識思想論集》）有些照鏡專家還好談海德格爾，其實也是愛錯了對象。'海德格爾不太懂得整體主義，但還不至於在他的林中小路上自摸成癖。《存在與時間》中最有洞見的部分，恰恰是他發現了「自我」差不多是一個行騙的假面。他是這樣說的:「此在總是說:我就是我自己；但也許偏偏它不是自己的時候它說得最為起勁。」連「冷漠相處」也是一種「共在」，「這與互不關聯的東西擺在一起有本質的區別'他不承認「無世界的單元主體」，倒是強調「此在世界就是共同世界，在世就是與他人共同存在」。（見陳嘉映編著《存在與時間讀本》）他差不多用了整整半書，來說明自我與外部世界是怎樣一開始就相互糾纏和柑互滲透，不容人們一廂情願地機械兩分。

  引用這些說詞很可能讓人掃興。這無非是有感於時下一些人理論上的混亂，若不稍加澄清，很可能以訛傳訛混淆視聽。作家當然大多是個體戶，作家當然有別於記者、法官、社會學者、慈善家、政治領袖等等。這要求作^家經常內省式地回到個人體驗，回到自我的感覺、經歷、記憶以及想像，也是回_到理解他人和理解社會的最可靠人口。我只是懷疑有些人錯把慈母當仇敵，以為只有脫離社會才能找到自我；也懷疑有些朋友錯杷險途當捷徑，不知道「表現自我」其實意味著極為苛刻的標準和極為危險的任務，恐怕不宜成為群眾運動，更不宜成為青少年的流行娛樂。「自我」是有不同質量的。當我自知閱歷'貧乏的時候、感受膚淺的時候、人格卑微的時候，我情願躲在技巧的後面，做些沒出息的工匠活計，而不敢赤裸裸跳出來以一個醜陋「自我」使他人受驚狂逃噁心反胃。就像一個功底深厚的歌唱家，唱得越輕鬆就越有狀態？，如果一個初入歌壇的音盲也來跟著輕鬆，豈不會弄得一塌糊塗？

  孔子主張因類施教，稱「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借用這一格式，我們似乎也可以說:成熟入世者以上，可言自我也；成熟入世者以下，不可言自我也。成熟人世者以上，可多言自我也；成熟人世者以下，宜少言自我也。事情至少得因人而異。從這個意義上說，青少年尚處經驗和學識的欠缺階段，以學習為要務，似應特別注意防火、防盜、防「自我」，不必去參加仿盧梭或者仿卡夫卡的高風險冒進。一不小心成了先瘋（鋒)'派和前偽（衛)派的怪胎，靠扮鬼臉發尖聲來混生活，恐怕就是不折不扣的自毀其我了。

  2002年6月

  （最初發表於2002年《上海式學》，後收入隨筆集《完秉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