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會與文學

  人們越來越忙了。雞犬相聞、男耕女織的田園生活已被現代立體交通網所分解。社會化生產使人們習慣於交際和奔走，走出縣界、省界和國界，走出一個日益擴大的活動空刺。從亞洲到非洲，從地球到月球，航天事業正實現真正的「天涯比鄰」和「天涯咫尺」。人們的精神空間也由於現代信息工具的發達而得到高速拓展。郵路四通八達，電信瞬息萬里。即使在輩輩枏傳的趙家莊或李家大屋，你仍可以從電視中飽覽北京盛況，從報紙中領略中東風雲，通過磁帶體會貝多芬的輝煌以及原子世界的奇妙。上下古今，萬千氣象，密集信息正越過「十年動亂」所造成的沉寂，突然涌到我們這些顯得十分狹小的大腦中來。也許過不了多久，你就可以通過電視機收到幾十個頻道的二十四小時全天播映；你可以拿起電話機直接撥號通達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你可以用電腦終端與中心圖書館取得聯繫，隨時査閱圖書館任何公共資料……這一切跡象使人們朦朦朧朧產生一個概念——信息社會。

  空間越大，時間就越緊。精神領域裡這種空間與時間的函數關係，理所當然地使人們真正體會到一寸光陰一寸金。一切費時的信息傳達方式已逐漸被人們疏遠。開會要短，說話要短，作文要短，悠悠然的文學即文字之學；也在面臨考驗。古典戲曲的緩慢節奏，已使大批青年遠離劇院；長篇敘事詩和長篇小說作為時間的高消耗品，其讀者也在減少——只有極少的傑作能造成例外。與幾年前人們較多閒暇的情狀相比，現在人們忙得甚至沒有太多時間來光顧短篇小說。郵局統計，在報刊發行量暴漲的形勢中，一九八三年全國竟有百分之五十九的文藝刊物發行量下跌。這裡除了有文學本身的質量問題，其他多種信息渠道的出現，很難說沒有對文學形成壓力。文學作者們眼睜睜地看著一批又一批非文學性報刊應運而生，更有一批又一批載有密集信息的文摘報刊為讀者所歡迎。他們還眼睜睜地看到，儘管作家們使出渾身解數，但下班後的人們往往更多地坐到電視機前去了。影視文學，聲像藝術，正在使人們津津然陶陶然。一張廣播電視節目報，眼看將成為文學報刊只能望其項背的洋洋大報。

  文學IE在洶湧而來柄信息浪潮中黯然失色嗎？

  『我們已經失去了恐龍，失去了甲骨文，失去了長袍馬褂……沒有理由認為任何事物都會萬壽:無疆。但我們也沒有理由認為歷史久遠的事物都面臨末日。人類還存在，還需要用符號來表達感情，那麼被譽為「人學」的文學:，理應無緣受到文物部門的垂顧這是一個確實卻稍嫌籠統的回答T也許，為了進一步討論文學是否消亡，我們還須探明文學特有的價值，看它對於人類是否具有其他事物所無法替代的長處任何事物有所長就不會被淘汰，哪怕小如竹筷。

  當我們清點文學之長時，也會冷靜而驚愕地發現，隨著電子聲像手段的廣泛運用，文學曾有的某些長處正在弱化或消失，某些職能正分讓或傳交給其他信息手段。這種動向雖然令人沮喪，卻也是確實的。

  文學無法在平面寫實方面與影視競爭。遠古時期沒有什麼文學，最早的「文學」大概算那些象形文字，像牛、像羊、像日月山川什麼的。古希臘藝術家普遍認為「藝術摹仿自然」，主張文學照相似的反映生活。中國古人也首先提到「賦」，即強調鋪陳直敘，攝萬象:、狀萬物。因為沒有攝影，更無影視，文學義不容辭地要獨負寫實重任。因此，你要知道雲夢澤嗎？請看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其東」如何，「其西」如何，「其高」如何，「其卑」如何。作者洋洋灑灑，把東西南北、山石草木寫得無微『不至。你要知道梁山好漢的出征英姿嗎？那麼可在《水滸》中隨便挑出一首戰場詩，作者用墨如潑，把天地人馬刀槍劍戟寫得面面倶到。作者對實寫物象的這種勁頭，還體現在巴爾扎克對一棟樓房或一條街道的數十次描寫中，體現在雨果對一所修道院數萬字的介紹中。人們通過這些作品可以看到自己未能看到的世界，觀察到自己未能觀察到的事物，從而開闊眼界，增長見識。然而，今天的人們如果要知道雲夢風光，去看看攝影畫報不是更簡便嗎？如果要知道沙場壯景，去看看寬銀幕戰爭片不是更痛快嗎？不僅省時，而且聲像效果比文字效果更強烈。它能用直接的有聲有色來取代文字間接的'有聲有色」。屏幕上幾個鏡頭，往往功蓋大篇文字。'

  敘事詩越來越讓位於抒情詩，至於小說領域，不僅大場面大事件的題材越來越多地分讓給影視，不少小說家也不再熱心於鋪陳物象，藝術觸鬚更多伸向人物的情緒和感覺，伸向那些更能發揮文字優勢的領域。這不是說不寫實，比如徐懷中《西線軼事》所描寫的戰爭，其規模不會小於梁山好漢們所經歷的任何一場征殺。但作者在戰況交代和戰場描寫方面寥寥數筆帶過，筆墨始終傾注於男女戰士們的心態。不是從外形觀照來再現戰爭，而是以內心窺探來表現戰爭。作者也寫到紅河、戰車、木棉花等諸多物象，但顯然不再是那種刀槍劍戟式的面面俱到了；不是全景式的，是特寫式的；不是平面的，是曲面的或變形的——即收聚於作者主觀審美焦點不難看出，「物象」型小說，更適宜改編為影視，而「心態」型小說，一旦搬上屏幕就會損耗掉大量內容和光彩。也許%小說這種由「物象」型到「心態」型的轉變，是在現代信息手段日益發達的條件下，小說揚長避短參加競爭的自然轉向，是它力圖使自己有別於影視的自然趨赴。

  文學也很難在直接宣傳方面與其他輿論工具爭雄。在古代人那裡，奏疏和塘報僅為宮廷所甩，對下宣傳則靠文告和鳴鑼，因此當時文學又兼有新聞報導的功用。古代的理論事業也極有限，鮮有專門的理論機關及機關刊物，故文、史、哲不分家，多位一體。

  

  這樣，儒家文論歷來主張用文學來「明理」「載道」「諷諫」「勸世」，即強調它的直接教化作用。《國語·周語》載故天子所政，使公卿至於烈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荀子·賦》中也有這樣的話天下不治，清陳詩。」這樣，就把詩當成公文報告了。文天祥的《正氣歌》敷顯仁義，頌揚忠烈，可算是當時的「哲理詩」；柳宗元的《捕蛇者說》抨擊苛政，指斥貪贓，可算是當時的「向題小說」；至於司馬遷在《史記》中常常於篇末來一段「太史公曰』；，考究得失評論是非，這都是把一些非文學因素夾進小說中來。如果說上迷優秀作品多位一體現象在當時是難免的，或是必需的，那麼後來情況就出現了變化。我們已經有了新聞之後，哪位長官還靠下屬「獻詩」來了解下情呢？我們要了解理論，還需要到小說中去尋找「太史公曰」？

  縱然文學很難在思想宣傳方面爭雄，然而它可以在培育感情素質和性格素質方面發揮一己之長。可以發現，眾多作者的興趣側重逐漸由「明理」轉向「緣情」；由「言傳」轉向「意會」；由闡發事理以服人，轉向表現情緒以感人；即由宣傳教化轉向陶冶感染。人們已經看到，中國古代那種「寫中心、唱中心」式的詩歌，包括《雅》《頌》中的「歌德詩」和「諷諫詩」終於完成了歷史使命。繼之而起的是唐宋以後大量描寫征夫、思婦、遊子、寒士等題材的抒情感懷詩。到今天，活躍詩壇的大量詩歌更以其情操V清趣、情致的獨特性和多層次性贏得讀者。代表小說創作高峰的巳不再是思想功利較強的史傳小說和黑幕小說——這些日益被傳記作品和新聞作品代替。當代小說中，越來越多的作者更注重人物的微妙感情探究和複雜性格分析。隨手舉手頭王安憶的《流逝>為例，作者及筆下人物評議政治，評議人生，評議世間眾相，仍然有不少「理」。主人公趙家媳婦那段關於生存意義的大段內心獨白，全是理論，類似情形在《捕蛇者說》里根本沒有。但《捕蛇者說》表面上不太說理，實際上以理念為綱，推出明確單一的主題；而《流逝》表面上不避理，實際上以情緒為綱，議論為傳達情緒服務。兩者的根本性指歸不同。

  《流逝》的主題是什麼？趙氏家族在運動中的家道衰落值得同情還是值得慶幸？趙家媳婦終於得到的「實惠精、神」是樸素還是平庸？據說編輯部當時對此都各執一說，說不清楚。說不清楚但又可感可悟，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大概可以預測未來文學大致方位的又一個坐標點——「感悟」型。

  重心態甚於物象，重感悟甚于思想，發展中的文學正在趨長避短，弱化自己的某些特性而同時強化自己的某些特性。這當然是大體而言，不能概括有個別。這當然也是相對而言，既說「側重」就不是說「惟一」——心態離不開物象，感悟離不開思想，矛盾的雙方面總是互相依存互相滲透的。問題只是：它們在什麼樣的層次中進行了什麼樣新的組合？在新的機制中，孰綱孰目？孰表孰里？

  演變就是演變，並不意味著演變前後有什麼高級和低級之別。各個歷史階段的文學各有價值，但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文學是必然有所演變的。這種演變過去就有。我們已經歷了口傳文化、印刷文化、電子文化三個歷史階段。每一次信息手段的豐富和發展，都帶來一次文學體裁門類的增加和分化。各門類間或有交叉，有疊合，有雜交品種。理論與文學結合可以生出文學宣傳，包括活報劇、雜文、朗誦詩、哲理小說等等。新聞與文學結合可以產生非虛構文學，即報告文學、傳記文學等等。

  正由於門類越分越多，因此各門類就該有自己更確定的功能和更專擅的範圍。不守本分，不務正業，不善於揚長避短而去越俎代庖，往往是費力不討好的。近來有不少電影導演已經認識到，真正好的小說是難於改成電影的，好的小說題材往往不是好的電影題材。其實在小說與戲劇、小說與新聞之間的問題何嘗不是如此？以前有過」段小說戲劇化，現在又有些作者熱心於小說新聞化，靠匆忙採訪抓素材，靠道聽途說找熱門，靠問題尖銳造影響，這樣的小說既缺乏新聞的真實性魅力，又無小說藝術性魅力，其實不足為訓。

  七十二行，各有長短，十八般武藝，各有利弊。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局限和用途，認識了這一切，就是大有作為的開始。兩千多年前，一群土人在荒漠的黃河流域唱出「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時，絕沒有想到今後還會有詞賦、小說、桐城派、浪漫主義和電視連續劇。今天，我們很難預測未來文學的具體面貌，但我們至少應該指出：要讓文學在「信息爆炸」中鞏固和開拓陣地，找到文學的獨特價值是十分重要的。

  1984年9月

  （最初發表於1984年《新創作》，後收入隨筆集《面對空闊而無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