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註：有關爭議及後續反應

  《完美的假定》引來文壇爭議。如《作家》雜誌一九九六年第四期一篇題為《商品化與消費化:文化空間的拓展》的對話錄中，劉心武說韓少功提出的一個見解還是值得考慮的，他認為知識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批判工作是無論任何時代，任何地點，然應該進行的，知識分子就應該站在俗世的對立面上，不管如何都應該按一種最高的標準來評價社會，應該給社會一些最高的原則。」張頤武說恐怕不能像韓少功這樣做一種比較機械的理解……我覺得張承志、韓少功等的困境在於，他們都對自己的運作方式，自己受到歡迎的情況，自己與市場的極為微妙的互動關係還缺少或根本沒有反思，這樣，他們的自信、自傲、惟我獨醒，就不可避免地帶有獨斷的色彩和專制的味道。張承志、張煒、韓少功，絕對否定世界，而絕對肯定自己。」劉心武又說他們對崇高的追求，首先就是以對自我的肯定為前提，來否定他人，這是很奇怪的，這在現代的世界上很少了。」筆者對此感到奇怪，遂致信《作家》編輯部：「我得說明一下，這些不是我的觀點，不知劉心武先生引述的觀點是從哪裡來的。」該信發表以後，張頤武與劉心武都無答覆，但隨後張頤武發動的「馬橋風波」風生水起。張頤武在《為您服務》報上指控筆者《馬橋詞典》「禾論從內容到形式完全照搬」他人之作，《文匯報》《羊城晚報》等數十家報刊及中央電視台據此開始報導「剽竊」「抄襲」「照搬」事件。這就是所謂「馬橋風波」緣起。

  哪一種大眾？

  說到「大眾」，很容易把它抽象化。其實，再大之眾也沒有自我神化和逃避解析的將權。小農經濟的大眾與遊牧經濟的大眾，顯然有些不同。西方基督教文朋圈內的大眾，與伊斯蘭地區的原教旨主義大眾，也不是一回事。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與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條件相聯繫，所謂大眾，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品質以及性能。人口統計中的數據大小，並不能給大眾賦予多少意義。即便這種統計真實可信，對於相關討論來說也遠遠不夠。

  在工業消費社會形成以前，與大眾相區別甚至相對立的小眾，是指貴族。人們作出這種區分，使用的是經濟尺度，是階級分析方法。這與後來人們轉用文化尺度，把人群劃分為「大眾」與「精英」兩個類別，大異其趣。精英與貴族當然不能互等，但是在很長的歷史階段里，多數文化精英出身於貴族階層，使這兩個概念又結下了不解之緣以致被後人經常混用。在文化的民主體制實現以前，貴族不僅控制著社會的主要財富，也主宰了學術、教育、宗教、戲劇以及繪畫，成為了文化積累和傳承的主要承擔者；一包括用科舉考場或者貴族沙龍來吸納貴族圈以外的各種人才和成果，將其納入主流體制。文化的腐滅也好，新生也好，多是有錢人的事。

  當然，貴族一旦精英起來，常常把批判鋒芒指。貴族以及貴族制度本身，顯示出貴族的自錢解體和自我否定方向。尤其在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後，他們的批判性、平民意識以及人道主義理想，確立了「精英」的應有之義，成為了精英們的文化標誌。看一看托爾斯泰的傳記、勃勒東的博物館，還有泰戈爾的故居，便可以使往日精英們的形象漸漸清晰。那是一種根植於錦衣玉食、深宅大院裡的道德自省的精神反叛，是貴族逆子們的浴火新生。對於這一些不安的靈魂來說，大眾是他們自救的導向和目標，並且在他們的深切的同情和熱切的嚮往中，閃耀出神聖的光芒。「勞工神聖」「大眾化」「到民間去」等等觀念，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成為了知識界潮流，並且長遠地影響了後來的歷史。他們或是把自己的土地分給窮人（托爾斯泰等），或者試著描寫車夫、奶媽、佃農一類頗為生疏的形象（魯迅等）。當革命的大潮洶湧而來，更多的知識精英直接投入到大眾行列，親身參加土地改革、戰爭、建設等歷史實踐，在那裡胼手胝足摸爬滾打，「改造世界觀」，力圖洗掉自己身上「原罪」般的貴族烙印，訣別自己以前既不會做工也不會種田的腐敗生活方式。以至到了後來的「文革'無論有多少極端政策讓知識分子暗暗生疑，但單是「與工農大眾相結合」這一條，口號，就具有道德上的絕對優勢，足以摧垮知識分子的全部心理抵抗使他們乖乖就範。在這裡，運動當局對他們輕而易舉的征服，不僅僅依靠權力，更重要的是利用了不公正歷史的自我懲罰，利用了精英們的富貴門第以及由此而來的心理特徵：對大眾深懷愧疚並且或多或少的無知。

  對於精英們而言，大眾幾乎一直是貧因的同義語，是悲慘命運的同義語^光是這一條，就足以使大眾獲得神聖地位，並且成為精英們愧疚的理由。但是，如果把這種歷史情結帶人現代的工業消費社會，事情就有些可疑和可笑了。這個社會正在對財富和利益的分配格局給予重構，如果發展正常和順利的話，如果國民福利制度成熟的話，窮人將變成小眾。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兩頭小、中間大」成為分配常態，定義為中產階層的群體已經由原來的百分之五擴展到百分之十甚至更多，一個優裕的、富庶的、有足夠消費能力的大眾正在浮現，「白領貴族「電貴族」「GG貴族」「股票貴族」等等，正在成為他們各自的別號。與這個大眾或者行將大眾起來的群體相比，與他們的火旺日子相比，倒是文學和哲學有了寒酸味，一切又文學科的興趣，常常只能在一些清貧者那裡存活。除了少數幸運者出人頭地（比如獲獎或寫出了暢銷書），一般來說，對現實批判和價值理性創造的擔當，常常成為一些知識分子收人漸薄的原因——而他們正是傳統意義上的「精英」。他們如果不想成為工具式技術專家，如果不想變成社會這個強大贏利機器上的從屬性部件，就得準備在一個金錢和利慾主導的社會裡，接受邊緣位置。他們不僅無法再向大眾分送土地，連他們的思想和趣味，也大多只能出現在樸素而且印量很少的書刊里，甚至苦苦尋找著出版機會；而那些豪華的、花哨的、昂貴的而且一定是暢銷的書刊，更多地容納著時裝、美容、家具、高爾夫、風水術、生意經，顯示出社會對俗文化的強大購買力，顯示出社會的主要財富正在向中產階級化的大眾轉移。他們回頭看一看的話，就會發現他們幾乎與大眾交換了貧富的定位。

  在這些地方，大眾富起來了，至少是比較富了，而且開始與肘尚結盟，這也許是事情另一方面的:變化大眾在往日的貴族專制下，基本上與文事無緣，遠離各種傳播媒體，當然處於文化時尚之外。時尚只是上流社會裡的景觀。從文風到官儀，從食譜到花道，只有貴族才可能附庸風雅，追隨外部世界一個個潮流的引導。那時的太眾文化，或者叫作俗文化，不過是民間文化的別名，具有自生自滅、自給自足的特點，呈現出質樸和原真的生命面貌，類似一種自然生態群落，常常歷時百年乃至千年而恆定不變。一首民歌，一唱就是幾代人幾十代人。這種民間文化，與工業消費時代的市民文化大有差別，卻一直沒有得到過人們足夠的重視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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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同為「大眾」喜聞樂見，但市民文化與民間文化大異，具有非自然的特徵，受到文化工業的制約和支配，幾乎就是文化工業的產物。在大眾傳媒無孔不人的情況下，男女髮型、飲食習慣、消閒方式、政治觀念乃至日常習語，都被電視、小報以及GG所指導和訓練。一個女中學生的微笑，都可能帶上了好萊塢的商標，並且隨著潮流的更迭不斷有新品牌推出。從根本上說，這不是大眾原。生的文化，而是大眾從少數文化製作商郎里所接受的潮流文化，充其量也只是大眾被潮流改造之後的文化。有意思的是，就像往日的大眾處在時尚之外，現在輪到一些精英來充當這種寂寞和疏離的角色。任何一個願意保護自己精神個性的哲學家、作家、藝術家，都可能比一個普通的餐館女招待，更缺乏有關流行歌星和新款家具的知識，缺乏美容和時裝的知識。他們是一群落伍者，一些差不多有自閉症嫌疑的獨行人，對很多社會風向茫然無知。也只有這一個小眾，才可能對昔日的大眾文化，對那些舊民歌、舊傳說、舊演藝、舊民居等等不入時的勞什子，表現出特別的興趣。他們回頭看一看歷史的時候，難免會有一些驚訝:他們心目中那個存在於民間文化中的大眾哪裡去了？他們奔赴的這個自然態民間，為何突然間變得人跡寥落？

  清除財富的腐蝕，警覺時尚的污染，是精英們從貴族營壘里反叛出走時的重要功課。今天，當財富和時尚迅速移位，成為大眾的義涵和背景，精英們對這樣一個全新大眾也許會感到有些陌生，甚至有點不知所措。這一時代的巨變有什麼不好嗎？也許不，因為它是精英們一直為之奮鬥的社會變革目標、是民主和人道主義原則來之不易的勝利實現。但這一變局將會如何開啟文化新的走向？精英們今後的新的文化動力和新的文化資源將從何而來？他們與大眾的關係，將是他們必須面對的兩難:他們是拒絕他們一直心神嚮往的大眾呢，還是應該在大眾那裡停止他們一直矢志不移的反叛？這些問題已超出本文所設定的範圍，該由另一篇文章來探討。有關的價值判斷，相信也是一條充滿著種種不確定性的險徑。如前所說，本文只是想在有關大眾文化的討論之前，清理一下「大眾」的具體內容，給不同類型的大眾一點區分。

  這種區分可能是討論的必要起點之一。

  1996年11月

  （最初發耒於1996年《讀書》雜誌，後收入隨筆集《完美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