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

  當年太平墟家家都得認購和張貼領袖畫像。武妹子曾被召到隊長家裡去認購，見桌上一大堆畫像里有大有小，便挑了張小的，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我家裡窮，平常買豬娃只能揀小的捉，今天也捉個小的算了。對不起呵。」

  他一心想省錢，居然拿豬娃比領袖畫像，反動言論令人髮指，立即被大隊黨支部書記下令抓起來鬥爭。幸虧他是貧農出身，免了牢獄之災。

  八十年代以後，個人崇拜不時興了，革命領袖的畫像大多被撤下來，但很多農民往往還在廳堂正牆的對聯之間，留出一個肖像的位置，留下空蕩蕩一塊四方白牆，似有一種頑強而茫然的等待。武妹子還憤憤地衝著我發過牢騷：「你看看，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對象，黨的領導呢也沒有形象，還四個堅持呢，堅持空氣麼？這話誰聽呢？」

  他是指階級敵人都摘了帽，指牆上也不見了畫像，革命就沒法革了。

  武妹子不是一個輕易崇拜的人，從來就不崇拜毛主席的雙季稻，也不崇拜毛主席的男女平等和集體食堂，但這與牆壁不能空著是兩回事。他需要一個領袖，不管是什麼樣的領袖，就像鴨群需要頭鴨和羊群需要頭羊，幾乎是一種生物本能。其實，武妹子的茫然也是其他絕大多數人的茫然。在一個民主觀念得到廣泛傳播的時代，即便在一個治權集中於組織而非個人的社會裡，人們還是需要有血有肉的個人形象來代表治權，需要這些形象出現在報紙或電視上甚至牆壁上，這一動物性的視覺習慣，並沒有因為所謂個人崇拜的淡化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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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當然容易造成極權和迷信，也帶來了歷史上很多領袖的苦惱。他們在這個位置上無論怎樣繁忙、怎樣乏味、怎樣危險、怎樣倍遭壓力和攻擊，但常常不能脫身，有太多無形的力量將你強按在這個位置上不得動彈。他們雖然可能有無上的威權，卻也喪失了很多個人生活樂趣。比方沒有行動自由：一個中國明朝皇帝與愛妃做愛稍稍超時，伏拜於龍床四周的太監們就會齊聲喝止，以防天子自傷龍體；也沒有個人隱私：美國總統柯林頓鬧婚外戀的每一次射精，都會成為傳媒的頭條新聞並且被國會仔細地審查。他們幾乎沒有私事，任何私事都會道德化，任何道德都會政治化，常常成為巨大政治衝突的聚焦點。在這種情況下，領袖就是人形符號，以個人對群體政治做出風險擔保。針對領袖的「個人崇拜（神化）」或「個人苛責（魔化）」都是完全正常的大眾心理習慣，無非是具象目標代理了抽象目標，個人形象代理了思潮和制度，政治成了細節政治，就變得易於想像以及實在得伸手可及了。

  大川最恨個人崇拜。沒有料到的是，一旦他自己成了學潮的領袖，公眾的道德放大鏡同樣開始審查他身上的每一個毛孔——不過是五分鐘崇拜狂熱後的一個反彈。他壓制組織內更激進的一派，攻擊之辭便接踵而來。他口裡的牛奶氣味成了罪證：要別人絕食自己卻大吃大喝，這不是腐敗特權麼？他與一個女同學多說了幾句，也成了人家手裡的把柄：這不是搞三宮六院「天子從此不早朝」麼？他的更多醜聞出現在大字報上，包括他有一次借了人家的錢未還，有一次碰到小流氓在校園滋事沒有挺身而出反而偷偷溜走，都被對手們繪聲繪色地描繪。「讓那個見義勇逃的假聖人見鬼去吧！」大字報下邊是這樣一條赫然入目的大標語。

  到最後，學潮平息之際，校方的調查和清算開始，很多不是他幹的事，比如掀翻了兩輛汽車（那樣做很不理性），哄搶了三個水果攤（不知是哪些王八蛋乾的），絕食現場的垃圾里發現了保險套（天知道是怎麼回事）……一切都算到了他的帳上，都得讓他來解說和分辯。在很多人那裡，學潮似乎與民主與自由無關，看它鬧得對不對，全看他大川是不是在絕食現場用了保險套。

  他氣得差一點吐血，深感愚民們的不公。他為什麼不能喝牛奶？為什麼不能與女同學多說幾句？他認為自己比所有的手下人更忙碌、更辛苦、責任更重大，就像一個元帥統領千軍萬馬，別說是喝牛奶，就是餐餐大宴又怎麼樣？別說沒用保險套，就是用了保險套而且身邊美女如雲又怎麼樣？再說領袖並非聖人，民主也不是聖人運動，這些道理你們不都是很明白嗎？即使他個人的品德一無是處，他就沒有偉大和英明的資格並且成為民主的救星從而名垂青史？……帶著這種自居民主又反感民主的一腔憤慨，他後來當領袖總是不順，總是短命，也就不難理解了。在他大學畢業幾年以後，一個集團公司的老總與他家有交情，也看中他的才華，請他出任某分公司的老總，讓他威風凜凜地掌控整整一幢豪華寫字樓。大樓里有四台電梯，只要他走進其中一台，秘書立刻在門口伸開雙臂大呼大嚷，阻止其他人進入。已經進入了的員工也嚇得趕快蛇行鼠竄逃出電梯，不敢有擾老總的清靜和耽擱老總的時間，否則就可能被秘書盯住胸前的工號牌，就可能捲鋪蓋走人。大川對這一切倒沒有什麼明確態度，只是裝著沒看見。

  可惜總公司三個月後又免去了大川的職務，原因之一，是這裡所有的中層幹部都聯名上書抗議他的盛氣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