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言

  我對太平墟的口語有如下印象：

  詞綴很多：人們不單說「黑」，總是說「墨黑」；不單說「白」，總是說「雪白」；不單說「重」，總是說「錠重」，不單說「輕」，總是說「絡輕」；不單說「胖」，總是說「壘胖」，不單說「瘦」，總是說「刮瘦」；不單說「直」，總是說「筆直」，不單說「彎」，總是說「蠟彎」；如此等等。他們似乎覺得「黑」、「白」、「重」、「輕」、「胖」、「瘦」、「直」、「彎」這一類形容詞過於抽象，不容易被人感受以及理解，必須分別搭配更為具象化的詞綴，才能合成起碼的表達。

  儘量減少抽象詞彙：一般來說，他們不會說「農民」，只會說「泥腳杆子」；不會說「秋天時節」，只會說「打禾的時節」；不會說「來了十幾個客人」，只會說來了「來了兩桌客人」；不會說「事情保密」，只會說「話都爛在肚子裡」；不會說「這人土到了家」，只會說「放屁都是紅薯氣」。如果描述吝嗇，就說「蚊子過身也要拔一根毛下來。」如果譴責懶惰，就說「敬三根香打九個屁，菩薩不怪自己也不過意吧？」如此等等。他們似乎覺得，任何抽象概念難以給人留下鮮明印象，也就缺乏足夠的信息，不換個說法萬萬不可。

  敘事時中多細節描繪：我發現他們在情況急迫的時候說事，在心情氣憤和煩惱的時候說事，在向上級匯報或者大會報告中說事，總之在一切應該言語簡潔的時候，也不忘描述有關場景、裝束、神情、形態、氣氛的細節特徵，一點也不覺得這是羅嗦，或者會攪亂主題。比方坐牢就是坐牢，農民會說成「坐牢吃小缽子飯」；當官就是當官，農民會說成「當官坐皮椅子」。我還看見一個男人在盛怒之下罵老婆：「我一嘴巴（耳光）煽得你貼在牆上當畫看！」這句話在我聽來怎麼也是幽默，但言者臉色鐵青，咬牙切齒，一點也沒有開玩笑的意思。他覺得描繪一下甚至誇張一下挨打者的具體形象，是說話的應有之規，是不能不這樣罵的。

  借用間接的具象化手段：某些歇後語的運用，常常是比喻的附會和強加，與語義並沒有什麼關係，僅僅是依諧音的關聯借取具象，以增聲色趣味。比如「臘月里的蘿蔔——凍（動）了心。」「膝蓋上釘掌——離蹄（題）太遠。」「對著窗戶吹喇叭——鳴（名）聲在外。」這些語言需要諧音的交流默契，否則便讓人摸不著頭腦，表現出一種寧可失「義」也不能無「象」的偏激言語態度。

  常用襯字：鄉村歌謠中經常夾雜很多無意謂的「呵」、「啦」、「餵」 、「咧 」、「咿吱」、「呀嘞」一類，似是有義無字時的隨口吟詠，如同幼兒的咿呀之語，是文字和邏輯的胚胎狀態。漢代辭賦中多用「兮」字，漢以前的文學中也多發語助詞，大概也是早期漢語的現象，是很多難言心緒的暫用和未定符號。

  可能還有其它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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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數民族為「夷」，下層貧民為「野」，都是文治薄弱之地，文字稀缺之地，為紙張和印刷術滲延不足的地方，因此語言的抽象化程度較低，語言中留下了具象的豐富遺蹟，或者說保留了人們對語言具象化的依賴與追求，應該說沒有什麼奇怪。如果我們繪出一張文字發育的地圖，又繪出一張政統和道統擴展的地圖，可以發現這兩張地圖有大致的吻合。這當然證明「文以載道」的認定，甚至可以證明「夷」和「野」天然的反禮教和反文治傾向。

  活在特有的口語世界裡，鄉野之人離生活實象近而離文字規限遠，多了一份原真和自然，雅馴溫良、君臣有序、重農輕商、男女大防等森嚴綱紀，一旦從上層移入下層，從都市移入鄉村，總是出現渙散和鬆懈。我曾親眼看見幾個鄉村婦女追得一個後生滿山跑，戲謔地定要脫光他的褲子；也曾親眼看到一群鄉村農民追得一個幹部滿山跑，氣憤地定要把霸道的傢伙捆綁起來。這種無法無天的狂野之態，一定能震驚很多都市裡的讀書人。他們從二十世紀初期開始大反傳統禮教，顯得十分自由和勇敢，就其大部分內容來說，其實並不比鄉下農民做得更多和做得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