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載道

  十二世紀匈奴大帝國橫掃歐亞大陸以前，匈奴人知道織布、鑄鐵、造車，卻不知道文字如何書寫（見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比較而言，中國雖然是一群關心近事甚於遠事的定居者，卻是文字的早熟國家之一，三千多單字在公元前的戰國時代已經定型，足以讓先民們對人情與事情的琢磨日漸其深。秦始皇統一中國，實現「書同文」，使表意的漢文字貫通眾多方言區，建構出一個巨大而統一的符號網絡，為後來一次次維繫國族完整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技術條件。

  不僅組成匈奴的突厥和蒙古，歐洲也沒有這個文字穩定而統一的條件，走上文字表音一途。文字隨語音而變，也就太容易變，可能有利於追新，卻不一定利於溫故和襲舊，比如歐洲文藝復興很大程度上就只能藉助外文的中轉，從穆斯林的大量譯本中去重新找回自己的希臘——很多歐洲人早已不知道的希臘。另一個問題是，一旦羅馬大帝國崩潰，拉丁文隨之分崩離析，新一代文字隨方言四處譁變再也難以融合，文字壁壘後面的體制和生活也就各行其是。文字大家族之內雖然還有親緣關係，但彼此差異已僵固下來，甚至成為當代歐共體統一的重要障礙。

  是文字促成了中國造紙術的發明？還是造紙術促成了中國文字的進一步發達？這一問題不易確解。但不管如何，東漢宦官蔡倫在公元105年改進的造紙方法幾乎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使文字的廣泛運用成為可能，使文字不再為王室和貴族所壟斷，也不再成為他們氣喘吁吁的艱辛之物——想想看，當時臣子東方朔給漢武帝寫一奏章，所用竹簡竟要用兩個人才能抬進宮去！再想想看，在造紙術於十二世紀經阿拉伯人傳入歐洲之前，那裡的文字常常記錄在笨重的羊皮書上，一部哲學或一本聖經的傳抄，得耗費成車的羊皮，也得讓奴僕們肩挑背扛：如此昂貴的文字，對於構成社會大多數的下層平民來說，是何等的稀罕和遙遠。

  「蔡侯紙」代表的群體性發明過程，最晚也始於漢初，有甘肅省天水放馬灘、敦煌馬圈灣、敦煌甜水井出土的西漢紙為證。這帶來了世界上第一次信息爆炸，也是中國理性認知的一次大規模突飛猛進。文風大盛，文運大興，連鄉村中也學館遍地，數以萬計的讀書人冒出來，形成了強大的「士族」，取武士和貴族而代之，成為了社會中新的強勢階層。與此相聯繫的另一個連鎖效應，是官辦「太學博士」的出現，開闢了讀書人進入政權的通道，雖然還沒有完全取代察舉制，但已確定了文官政治的走向，浮現出科舉制的雛形。知識的新領域一個個也在被開拓：醫學（張仲景等）、天文學（張衡等）、文字學（許慎等）、自然哲學（王充等）、史學（司馬遷、班固等）以及道家各種方術，群星燦爛蔚為大觀，完全重寫了中國人心目中的世界。連文學也成了一件求真務實的工作，司馬相如和楊雄的漢賦，取材廣博，「寫物圖貌，蔚似雕畫」，寫山川草木之狀，極鋪陳白描之能，完全有地理學、生物學以及其它學科的濃厚興趣，如同一部部文學化的百科全典。

  漢語思維的成年期已經到來，反過來也以格物致知的旺盛需求，極大提高了漢語的抽象化程度。隸書在這個時代應運而生，成為今文經學那裡流行的「今文」，是一種方方正正、結構有序、筆劃簡便的字體，已經大幅度蛻去了甲骨文和篆書的原始象形痕跡。各種理論也不再是政治經驗和道德經驗的零散心得，不再呈現出前理論的初始樣式，比如孔子的語錄體、莊子的寓言體以及《易》的象數體，而走向了一個個邏輯思辨的浩大工程：經學。以董仲舒為代表的經學家們，發展了一套中國式的邏輯思辨，表現出集儒、墨、道、法等各家之大成的學術大雄心和知識大胸懷，展開大規模的理論生產，著述動則數十萬字乃至百多萬字，是繼中國的政治統一以後第一次著手的文化整合。這當然還只是一個開始。漢代開始的整合可以說一直持續到十個多世紀以後的宋代理學——那時畢升又發明了活字印刷，實現了文字使用量的再一次爆炸，最終完成了中國從「紋治」到「文治」的轉型，即文化從象符主導到字符主導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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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的是，宋代是中國萬象繽紛的時期，是象符空前活躍和豐收的時期。農耕社會的物產豐足和商業繁榮，使陶瓷、絲織、雕刻、建築等等都有極盛表現，書畫、演劇、音樂等等亦迅速擴展為大眾性消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曾這樣描繪當時的京都：

  坊巷院落縱橫萬里，莫知紀極。處處擁門，各有茶房酒店……夜市直至三更才盡，五更又復開張，如耍鬧去處，通曉不絕……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

  這種揮霍奢靡的生活景觀令人震驚。當時的「宋詞」代「唐詩」而興一項，足以證明文學已經更多脂粉氣，流向了梨園和青樓，亦證明了文士與優娼的廣泛聯繫，還有音樂的普及程度。重要的區別在於：此時之「樂」已非先秦之「樂」。先秦之樂深藏於宗廟和宮廷，鍾、謦、琴、瑟等樂器都大型化和固定化；宋代之樂則已擴散市井，琵琶、三弦等樂器也就趨向小型化和便攜化（據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樂器的這一歷史性嬗變，證明了「樂」已逃離統治集團的掌控，不再是荀子那裡「別尊卑」、「施賞罰」以及「禁暴勝悍」的教化工具。恰恰相反，此時的音樂已經下滲基層，入俗隨眾，甚至妖聲艷調淫詞艷曲過把癮就死，正如理學家周敦頤所警告的：音樂功能已不再「平心」而是「助欲」，不再「宜化」而是「長怨」（見《通書/樂上》）。

  在某些人士看來，這種變化已經構成了對禮教的巨大威脅，已經與「禮」構成了尖銳的對立。昔日役夫式「非樂」的立場，曾被儒家痛詆為墨家之愚，現在卻差不多偷偷移入儒家的嚴峻面容。歷史的重心出現回擺，只是沒有擺回原有的軌道。

  一個文化的更年期悄悄臨近。宋代理學家們紛紛「卑藝文」，連歷來傳統深厚和名分高貴的詩歌，因為與音樂有親緣關係，難免世俗聲色的感染，也開始讓他們惴惴不安。程頤斥詩歌為「俳優」與「閒言語」，朱熹則發誓「決不做詩」。在他們的心目中，做詩也是「玩物喪志」和「耽於聲色」，屬道德敗壞之舉。文字之外的感官活動，物質世界的千姿百態，即便可以用作前理論、前文字、前語言的直覺隱喻，但太容易讓人意亂心迷，太容易偏離儒家的政統和道統。為了實現「存天理滅人慾」的偉大目標，他們既然已經失控於「象」，就不得不重「文」輕「象」，不得不求助文字來建立認識屏障，以文字清洗人體內各種危險的感覺勃動，製造出人慾的空白和禁鎖。他們是一些讀書人，是掌握了造紙和印刷兩大技術的讀書人，文字是他們最大的優勢和法器，因此被他們奉為唯一的意義載體。

  從此，「知書識禮」是成為高士的不二法門。「知言」與「立言」是君子的畢生使命。他們挾萬卷經綸投入偉大而艱難的「文治」，成為一群中國式的文字中心主義者，中國式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者」。

  周敦頤及時提出的「文以載道」，在這一層意義上可以得到更多理解：不光是道德崇拜，也是文字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