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具象在社會中 近事

  走進中國的很多傳統民居，如同走進一種血緣關係的示意圖。東西兩廂，前後三進，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列有序，脈絡分明，氣氛肅然，一對姑嫂或兩個妯娌，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態，也在這格局裡暗暗預設。在這裡的一張八仙大桌前端坐，目光從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咳嗽一聲，回聲四應，餘音繞樑，一種家族情感和孝弟倫理油然而生。

  中國文化就是在這樣的民居里活了數千年。這些宅院繁殖出更龐大的村落：高家莊、李家村、王家寨等等，一住就是十幾代或幾十代人。即便偶爾有雜姓移入，外來人一旦落戶也熱土難離，於是香火不斷子孫滿堂的景觀也尋常可見。生活在這裡的人們，秉承明確的血緣定位，保持上下左右的親緣網絡，叔、伯、姑、嬸、舅、姨、侄、甥等稱謂不勝其繁，常令西方人一頭霧水。英文裡的親戚稱謂要少得多，於是嫂子和小姨都是「法律上的姐妹（s i s t e r i n l o w）」，姐夫和小叔都是「法律上的兄弟（b r o t h e r i n l o w）」，如此等等。似乎很多親戚已人影模糊，其身份有賴法律確認，有一點法律至上和「N親不認」的勁頭。

  農耕定居才有家族體制的完整和延續。「父母在，不遠遊」；即便遊了，也有「遊子悲鄉」的傷感情懷，有「落葉歸根」的回遷衝動，顯示出祖居地的強大磁吸效用，人生之路總是指向家園——這個農耕文明的特有價值重心。海南省的儋州人曾說，他們先輩的遠遊極限是家鄉山頭在地平線消失之處，一旦看不見那個山尖尖，就得止步或返回。相比較而言，遊牧民族是「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習慣於浪跡天涯，「家園」概念要寬泛和模糊得多。一個純粹的遊牧人，常常是母親懷他在一個地方，生他在另一個地方，撫育他在更遙遠的地方，他能把哪裡視為家園？一條草原小路通向地平線的盡頭，一曲牧歌在藍天白雲間飄散，他能在什麼地方回到家族的懷抱？

  

  定居者的世界，通常是相對窄小的世界。兩畝土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親戚的牆垣或者鄰家的屋檐，還有一片森林或一道山樑，常常擋住了他們的目光。因此他們是多慮近而少慮遠的，或者說是近事重於遠事的。親情治近，理法治遠，親情重於理法就是他們自然的文化選擇。有一個人曾經對孔子說，他家鄉有個正直的人，發現父親偷了羊就去告發。孔子對此不以為然，說我們家鄉的人有另一種正直，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正直就表現在這裡面。這是《論語》里的一則故事，以證「法不滅親」之理。《孟子》里也有一個故事，更凸現古人對人際距離的敏感。孟子說，如果同屋人相互鬥毆，你應該去制止，即便弄得披頭散髮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鄰居在門外鬥毆，你同樣披頭散髮衣冠不整地去干預，那就是個糊塗人。關上門戶，其實也就夠了。在這裡，近則捨身干預，遠則閉門迴避，對待同一事態可有兩種反應。孟子的生存經驗無非是：同情心標尺可隨關係遠近而悄悄變易，「情不及外」是之謂也。

  孔子和孟子後來都成了政治家和社會理論家，其實是不能不慮遠的，不能不憂國憂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著這一思維軌道，他們以「國」為「家」的放大，以「忠」為「孝」的延伸，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由里及外，編織出儒家的政治和倫理。但無論他們如何規劃天下，上述兩則故事仍泄露出中國式理法體系的親情之源和親情之核，留下了農耕定居社會的文化胎記。中國人常說「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這個道理。

  同樣是因為近事重於遠事，實用濟近，公理濟遠，實用重於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國人的另一項文化選擇。儒學前輩們「不語亂力怪神」，又稱「不知生焉知死」，擱置鬼跡神蹤和生前死後，於是中國幾千年文化主流一直與宗教隔膜。與猶太教、婆羅門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文明地區不同，中國的知識精英隊伍從來不是以教士為主體，而以世俗性的儒士為主體，大多只關心吃飯穿衣和齊家治國一類俗事，即「人情」所延伸出的「事情」。漢區的多數道士和佛僧，雖有過探尋宇宙哲學的形而上趨向，仍缺乏足夠的理論遠行，在整個社會實用氛圍的習染之下，論著論著就實惠起來。道學多淪為丹藥、風水、命相、氣功一類方術，佛門也多成為善男信女們求子、求財、求壽、求安的投資場所，成為一些從事利益交易的教門連鎖店。一六二0年，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寫道：「印刷術、火藥和磁鐵，這三大發明首先是在文學方面、其次是在戰爭方面、隨後是在航海方面，改變了整個世界很多事物的面貌和狀態，並引起無數變化，以至似乎沒有任何帝國、派別、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培根提到的三項最偉大技術，無一不是來源於中國。但中國的技術大多不通向科學，僅止於實用，缺乏古希臘從赫拉克利圖、德模克里特一直到亞里士多德的「公理化」知識傳統——這個傳統既是歐洲宗教的基石，欲窮精神之理；也是歐洲科學的基石，欲窮物質之理。就大體而言，中國缺乏求「真」優於求「善」的文化特性，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發育的足夠動力，只能眼睜睜看著西方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航海學、地理學、天文學等方面後來居上，直到工業化的遙遙領先。

  這是現代中國人的一樁遺憾，但不一定是古代儒生們的遺憾。對於一個習慣於子孫繞膝豐衣足食終老桑梓的民族，一個從不用長途遷陡到處飄泊四海為家並且苦鬥於草原、高原和海岸線的民族，它有什麼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麼多閒事？包括去逐一發現普適宇宙的終極性真理？——那時候，鴉片戰爭的炮火還沒灼烤得他們坐立不安。

  中國古人習慣於沉醉在現實感里。所謂現實，就是近切的物象和事象，而不是抽象的公理。當中國古人重在「格物致知」的時候，歐洲古人卻重在「格理致知」。當中國古人的知識重點是從修身和齊家開始的時候，歐洲古人卻展開了神的眼界，一步躍入世界萬物背後的終極之b e i n g——他們一直在馬背上不安地漂泊和遊蕩，並且在匆匆掃描大地的過程中，習慣於抽象邏輯的遠程布控，一直到他們撲向更為寬廣的藍色草原——大海。那是另一個故事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