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

  性格問題特別複雜，撇開先天因素不說，光是後天環境一條，就是一片暗不見底的深淵，讓探知者望而生畏。很多外科醫生有一種並不自覺的冷靜細緻，很多當政官員有一種並不自覺的頤指氣使，很多舞台藝人有一種並不自覺的表情誇張和聲調誇張。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職業是他們的紅舞鞋，使他們不由自主地跳出了性格之舞。我還曾領教過情報人員：在不同場合，看見不同的寫字者像小學生一樣，在紙頁下塞一塊硬墊板，以防筆觸劃痕透到下一頁，一打聽，他們原來都出身於情報部門，脫不掉這種時時注意保密的職業習慣。

  職業只涉及到後天環境的極少一部分。地域、民族、時代等等大環境，也能孕育出相應的集體性格，在一定的範圍內悄悄傳染。法國學者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曾經用「地理環境決定論」來解析人的性格層次以及變化。我們在這裡不必討論他的核心看法，但透過他形象化的文字，至少可以了解性格——或者說自然秉賦和文化習俗對個人的熔鑄，常常是比觀念、立場、意識形態等等更為穩固的精神層面。他是這樣說的：

  「浮在人的表面上的，是持續三、四年的一些生活習慣和思想感情，這是流行的風氣和短暫的東西。一個人到美洲或中國遊歷回來，發現巴黎與他離開的時候大不相同，他覺得自己變成了外省人，樣樣都茫無頭緒：說笑打趣的方式變了，俱樂部和小戲院裡的詞彙不同了，時髦朋友所講究的不是以前那種做派了，在人前誇耀的是另一批背心和另一批領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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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的一切特徵中，這是最浮淺最不穩固的——下一層是略為堅固一些的特徵，可以持續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大約有半個歷史時期。我們最近正在看見這樣一層的消滅：中心是1830年前後，當令人物見之於大仲馬的《安東尼》，見之於雨果戲劇中的青年主角，也在你們父親伯叔的回憶中出現。那是一個感情強烈、鬱悶而多幻想的人，熱情洶湧，喜歡參加政治，喜歡反抗，又是人道主義者，又是改革家，很容易得肺病，神情老是痛苦不堪，穿著顏色刺激的背心，頭髮的式樣十分觸目……（引用者有刪節）他們的思想感情是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感情，要等那一代過去以後，那些思想感情才會消滅。」

  「現在我們到了第三層，非常廣闊非常深厚的一層。這一層的特點可以存在一個完全的歷史時期，例如中世紀，文藝復興，古典時代。同一精神狀態會統治一百年或者幾百年，雖然不斷受到暗中的磨擦和劇烈的破壞，一次又一次鐮刀和炸藥的襲擊，還是屹然不動。」「文藝復興時期的風雅人物穿的是騎士與空頭英雄式的服裝，到古典時代便換上真正交際場中的衣著，適合客廳與宮廷的需要：假頭髮，長統襪，裙子式的短褲，舒服的衣衫同文雅而有變化的動作剛好配合，料子是繡花的綢緞，嵌著金線，鑲著鏤空的花邊，合乎既要漂亮又要保持身份的公侯口味。經過連續不斷的小變化，這套服式維持到大革命，才由共和黨人的長褲、長統靴、實用而古板的黑衣服取而代之。」「這個時期有一個主要特點，歐洲直到現在還認為是法國人的標識，就是禮貌周到，殷情體貼，應付人的手段很高明，說話很漂亮，多多少少以凡爾賽的侍臣為榜樣，始終保持高雅的氣派，談吐和舉動都守著君主時代的規矩。這個特徵附帶著或引申出一大堆主義和思想感情。宗教，政治，哲學，愛情，家庭，都留著主要特徵的痕跡；而這整個精神狀態所構成的一個大的典型，將要在人類記憶中永遠保存，因為是人類發展的主要形態之一。」

  丹納在這裡所描述的性格，有時候包含觀念，有時則不包含——這需要我們找到恰當的觀察角度，也需要我們對「性格」和「觀念」這兩個概念約定特別的涵義。法國籍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在長篇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描寫了一個情節：1968年，捷克很多自由派人士發起「兩千人上書」的改革行動，採用了一張宣傳畫，標題是：「你還沒有在兩千人上書中簽名嗎？」畫中是一個人直楞楞的瞪著觀眾，嚴厲地向觀眾伸出食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年後蘇聯紅軍入侵捷克，嚴厲清查和迫害自由派人士，同樣是採用了這張宣傳畫，滿街都張貼著直楞楞的眼光和逼向觀眾的嚴厲手指，連標題也差不多：「你在兩千人上書中籤過名嗎？」

  在這裡，我們可以說，兩張宣傳畫代表不同的政治觀念，卻表現出同樣的性格特徵，表現出一種超政治的普遍性體態暴力，足以引起作者的震驚。這個情節還沒有完，當小說的主人公遇到兒子的時候，兒子帶著同伴來動員他一同參加抗議簽名，就是在這同一張宣傳畫下，表現出同樣咄咄逼人的威迫。主人公猶豫之餘，拒絕在新的抗議書上簽名。他並不是反對抗議，而且他已經被入侵當局砸掉了飯碗，已經屢遭迫害，再沒有什麼可以丟掉的了。但他不能接受一種強制，不能接受來自宣傳畫裡的目光和手指。

  在昆德拉看來，反專制的觀念里可能透出專制的性格。那麼這到底是專制還是反專制？

  性格與觀念兩相剝離的時候，性格常常表現為一種身體語言，表現為「怎麼做」而不是「做什麼」，或者說是通過「怎麼做」來隱秘地「做什麼」。可惜的是，人們並不都是昆德拉，在這種隱秘的「做什麼」面前常常是一個瞎子。很多理論教科書和歷史教科書，只告訴我們誰是專制的而誰是民主的，但不告訴我們此人是「怎樣」專制或「怎樣」民主的；只告訴我們誰是立憲黨而誰是保皇黨，不告訴我們他們是「怎樣」的立憲黨或「怎樣」的保皇黨——比如說他們是不是有一根修長的手指，經常咄咄逼人地指向人們的眉心。在這些理論家和史學家看來，一根手指是人生小節，無關宏旨，不值一提。這正暴露了他們與昆德拉的區別，與文學的區別。

  文學總是喜歡注意小節，注意生活中瑣屑的具象，就像一個虛擬的在場者，注意現場中一切可看、可聽、可嗅、可嘗、可觸的事物，因此與其說文學在關切人們在「做什麼」，不如說更關切人們在「怎麼做」，即「做什麼」之下隱秘地還在「做什麼」。在文學家的眼光里，蘇聯的《夏伯陽》和美國的《巴頓將軍》差不多是同一部電影。兩部片子裡的主人公都是將軍，代表兩種完全對立的社會制度和政治觀念，但這一區別幾乎可以忽略，事實上也總是被觀眾忽略。兩位將軍共有的勇敢無畏、豪爽灑脫、剛毅果決，還有偶爾出格的粗暴和隨心所欲，才是更重要的東西。他們性格的共同，較之於他們觀念的差異，在文學尺度下更具有本質意義：我們如果沒有接受他們「做什麼」的觀念，並不意味著我們沒有接受他們的性格——即隱秘地還在「做什麼」。

  不必誤會的是，文學家也會注意言說，包括言說所傳達的觀念。區別可能在於，文學家會更注意這些觀念的語境，注意各種具象可感的相關條件和過程，不避羅嗦饒舌地詳加述說，以求觀念得到生活語境的周全註解；而不像某些三流理論家和史學家們那樣，只習慣於尋章摘句和斷章取義，把生活語境當作提取觀念以後的廢料。正是因為這一點，《悲慘世界》（雨果著）里有保皇主義的言論，但並不是一部保皇主義的小說。《紅樓夢》（曹雪芹著）里有虛無主義的思想，但並不是一部虛無主義的小說。

  優秀的文學總是以其生活的豐富性，在歷史中尋找人而不僅僅是人的觀念，使歷史跳動著活魂而不是徒具死骸——比如一堆觀念的標籤。

  觀念是很重要的，卻常常是易變的，輕浮的，甚至是虛假的：碰巧讀到了一篇時文，一個專制者也可以有民主的學舌；碰巧考進了某個專業，一個流氓也可以用法學來謀食。一個良民在政治高壓之下也可能寫效忠信，一個詩人在生計所迫之下也可能大寫商業GG。一旦寫下來，這些言不由衷的文詞就可能作為證詞，被人們考據並加以採用，編入教科書、國家檔案以及各種歷史資料彙編——如果需要這樣做的話。但誰能保證那些白紙黑字不是一些假相？不是掩蓋了當事人更真實的處境和更真實的內心？一旦缺失了細心和通達的知人論世，某些歷史文獻是否更可能把我們引入追述的歧途？這些觀念的解讀也常常成為問題。蘇聯著名革命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一段男主人公在朋友墓前的獨白，曾經是理想主義的經典格言：「……當我死去的時候，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不會因為內心空虛而煩惱。我可以自豪地說，我把畢生獻給了人類最高尚的事業。」就是這段獨白，出現在一本革命小說里，後來便被很多人視為社會主義、甚至是史達林主義的紅色專利，一旦革命出現退潮，鄙薄和聲討之聲不絕。但這些批評家也許不知道，蘇聯士兵說出的這段豪言壯語，其實是抄自美國人富蘭克林的《自傳》，屬於一個美國早期政治家、作家以及資本家。德國思想家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特別分析到富蘭克林的人生觀，指出這種「放棄世俗享受以全心全意投入事業」的宗教情懷，代表了當時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文化，而「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完全可以理解為理性主義整體發展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富蘭克林人生觀一開始並不是什麼社會主義觀念，是正統的資本主義觀念。

  我在這裡想說的是：實際上，它甚至也不是什麼資本主義觀念，而是人類一切求道者的共有精神留影，是人類社會中某種集體性格。難道在富蘭克林之前，世界上就沒有這種以身殉道的執著？就不可能有對高尚事業的渴求？為什麼我們這些後世的讀書人一定要固守自己的文字癖和觀念癖，一定要給這段格言註冊上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專利？

  如果說一個蘇聯紅軍士兵與一個美國政要富商出現了精神疊影，與更多的人出現了精神疊影，那麼是不是剛好證明了文學可以有更為廣闊的視野，可以在超越政治觀念的同時築建更為基礎和更為恆久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