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四十年祭

  通江 苟文級

  

  作者簡介

  苟文級，男，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八日出生，重慶市人。一九六四年重慶一中高中畢業，同年九月上山下鄉到通江新民公社(現涼風埡鄉）。一九七二年十月調縣土產公司任銀耳技術。一九八三年任土司菌種廠廠長，晉升農藝師。一九八五年任土司副經理兼工會主席。一九八七年任縣食用菌研究所副所長（兼職）。一九八九年任縣食用菌研究所所長兼食用菌公司工會主席。一九九一年調往大足糖廠。二〇〇三年退休。

  今年，正是我們重慶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四十周年。四十年來，那段難忘的歲月總叫人魂牽夢繞、難以忘懷。那裡的青山碧水總是叫人記憶如新，那裡淳厚樸實的鄉民總是那麼叫人牽腸掛肚。

  我是一九六四年下鄉的，在此之前一兩年，我就讀於重慶一中高六四級。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的中國，正在逐步恢復生機，人們正在從物資匱乏和飢餓中復甦過來，但面臨的形勢仍十分嚴峻，就業就學都十分艱難。我記得當時滿大街都寫著「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的標語。在學校里，高二高三年級的課外活動時間基本上都是被政治學習、討論占完了，「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是主要題目，沒完沒了的討論，表決心，寫申請令人心煩。學校還請通江縣安置辦公室主任謝德仁作形勢及當地情況的報告會，說通江是紅四軍的根據地，盛產銀耳等等。當時正值「小四清」運動，反動的血統論又在回潮，我們班上有少數同學的家庭也發生了「地震」，有些出身不好的教師也受到了清洗和牽連。在這種政治氛圍中，我已深深感覺到自己的前景不妙，對學習也提不起勁頭來，只是默默地等待著厄運的到來。

  高考發榜後，我們班有九名同學沒考取大學，這九人中無一工農子弟，都是「地、富、反、壞、右」子女！後來，學校的某領導找我談話，說已推薦我去四川省財貿幹校學習，問我是否願意。當時由於對財貿工作也沒什麼認識，就一口拒絕了。「我願和大家一起上山下鄉」，很有與那些社會棄兒生死與共的豪情壯志。其實我對農村是有較深感受的，我的「右派」大哥的一家就在農村，那悽苦的日子叫人心酸，我怎麼不知農村生活的艱辛。但我倔強的性格使我不信玄，我不相信就混不出個人樣來，斷然放棄就學的機會，和六位同窗（兩男四女，其餘二位上了省財校，一位臨行前被其母攔下）奔赴農村。

  與我們同行的高初中應屆畢業生約一百餘人，分乘六輛大卡車，將要去的是通江縣的兩個最邊遠山區——沙溪和平溪，又分別落戶在這兩個區的六個公社（鄉）社辦林場裡。沙溪距縣城七十公里，平溪差不多也是七十公里，當時都是算通江邊遠的、不發達地區，那裡將是我們今後生存發展的地方。通江地處四川東北部，境內為大巴山余脈——米蒼山脈，境內北高南低，面積三千七百平方公里，當時人口為五十萬，農業主產水稻、洋芋，森林植被保持較好，特產銀耳、木耳、油桐、生漆以及核桃、板栗等。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一個初秋的清晨，天色漆黑，六輛卡車打著大燈，悄悄地離開了學校，駛向未知的遠方。同學們悄然無聲，只聽得汽車的馬達轟鳴。汽車開了一個多小時，車廂里才能互相看清同學的面目，一個個露出迷茫、惆悵的目光，不知前面等著我們的將是什麼。帶隊的張莉華老師叫我起音帶大家唱支歌，大家五音不齊地唱了幾支歌后才有了點精神，互相才交談起來。

  我們這輛車上共載有十六人，除張老師外有十五名同學，其中有四名是初中畢業生，都是一中同學。今後的若干年裡，我們將共同生活在一起，所以大家都覺得十分親切，在路途中相互關心，相互照顧，這種純潔、高尚的友誼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柏埡林場因柏啞寺得名。柏埡寺原名寶寧寺，相傳是明朝年間修建，為川陝交界處有名的古剎，香火旺時曾住有百名僧人。解放後作為政府公產，曾辦過手工業社和農具社，現改辦為社辦林場，作為知青的安身之地。柏埡寺是一座長方形、有兩個院落的建築群，有大小房屋三十餘間，整個寺院坐落在一片約三十度傾斜的山坡上，前低後高。院內青石鋪地、房屋門窗保存較完好，有些大廳里還塑著元始天尊、玉皇大帝的泥像。中間有個高三層樓的鐘鼓樓，有些地方立著石碑，放著木魚等佛事用具。山門外小山上是參天茂密的松柏樹，門前的幾棵長得更是粗大神奇。寺右側是懸崖，高約五十餘米，下面淌著一條叫「打磨溪」的小溪；左側是一彎梯田約有二十來畝；寺後是一片坡地和成片的青?林，一直延伸到山頂。蒼松翠柏、懸崖古剎、小橋流水，真像一幅山水畫。當時的林場有三戶當地農民，其中一位杜芝祥原是四大隊幹部，被公社指派來場當指導員（場長），兩戶農民一叫周棟先，一叫周良先（兩兄弟），是安排教我們農活技術的，都才三四十歲。當時公社劃撥給林場的有水田二十六畝、林地幾百畝、土地幾十畝，三頭黃牛、一頭水牛，今後我們就要憑這些自力更生，養活自己。

  才來的頭幾天，由於沒有農具，我們便在四週遊盪。當時的通江農村，生態環境還保持得較好，就像從前看的電影《青山戀》里一樣，到處青山綠水，古木參天，雲環霧繞，鄉民淳樸善良、客客氣氣，大有不虛此行的感覺。

  按當時的政策，我們頭年下鄉每月供應大米四十五斤、豬肉一斤半、油四兩、生活費六元。在當時看來，的確是很不錯了，頭一年我們也就相安無事過去了。第二年五月，又安排重慶知青三十名來林場，這下可熱鬧得多了，這批人大多數只有小學文化，很多人都不是自願來農村的。一九六五年的下鄉政策已帶有強制性了，雖然他們大多出生工人家庭，但他們多數並不願來接受這種再教育，所以說服教育、打通思想、動員出工、調解糾紛就成為場領導忙不完的工作。

  我們成立了副業組，專門搞副業項目掙錢。我們當時的項目有燒?炭、伐木、養豬、煉香樟油、打鋤把扁擔、種銀耳木耳，甚至讓有理髮手藝的尹學高四處為村民理髮搞收入。怎奈當時農副產品價格低廉，運輸困難，原料有限，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收效甚微，每個勞動日值不足三毛錢。至今記得我和盧賢敏在燒炭時，將一根根燒紅的木炭從爐中取出，熱得穿條褲衩，帶去解渴的蘿蔔吃完了，渴得喝那些坑窪里、牛腳印里的髒水。那個年代，那種組織形式，很難得到溫飽。林場伙食團除下鄉的頭一年，很少吃過「精米飯」，大多要摻很多雜糧在其中。特別是紅苕出來時，要先大量「消滅」紅苕，由於沒有足夠的地窖貯藏紅苕，堆在院中像小山一樣，先吃爛的、挖傷的，等這些吃完，好的又開始在爛了，給人的感覺就是永遠有吃不完的爛紅苕，至今想起都叫人哭笑不得。

  我們在通過上述努力的同時，還在盡力擴大經營項目，開荒種地，增加糧食產量。第二年後林場新老場員增加到五十多人，這二十六畝水田及林場四周的土地，已不夠滿足全場人員的口糧問題，於是公社又給我們劃撥了一片荒地，開荒種糧。這塊荒地離場約三十里地，名為鍾家溝，實際上是一條溪溝兩面的荒坡，上面長滿了各色雜木樹，間有少數松、柏。開荒就是在冬閒時將坡地上林木統統砍倒，晾上一個月時間，來年開春時一把火燒盡，把未過火的樹幹樹枝拖到一堆，再燒，在布滿草木灰的坡地上用鋤頭挖一遍，然後點種玉米，其中間種一些紅豆、黃豆之類雜糧。荒地土壤特別硬，加之菸灰飛揚，個個都像唱花臉一樣，這就是刀耕火種。我記得當年點種玉米時，忽然雷電交加下起了冰雹，大如桌球，打得我們四處躲藏，打得耕牛狂叫亂跳。當時我正在用木瓢盛著雜糧撒種，冰雹來臨，忙用木瓢當頭盔，但手指上中了一彈，腫得老高，連瓢都握不住。這種對地力掠奪式的耕作方法，當年若氣候適宜，則可獲得較好收成，以後逐年下降，最多三年就要退耕還林。我們開荒的那塊地，差一點奪去幾條年輕的生命，才換回了五千多斤玉米。

  在社辦林場這個大家庭里，知青們是怎樣工作生活，有些什麼文體活動及思想反映呢？林場設有管理委員會，由五人組成，一個指導員由當地安排，另有兩個知青副場長和兩個委員，知青中還建有團支部。平時每周組織兩次學習，也就是讀讀過了期的《通川報》或上級文件，大多時間晚上是自由活動，沒有星期天和節假日，下雨就停工（補假)。重慶的慰問團曾送過一些樂器、棋類、體育器材、書籍，空閒時間知青們大多以此打發，有不少知青愛唱歌，也和當地小學教師合演過小歌劇，也參加區、縣的文藝會演等等。

  林場上班是每天清晨就開始，幹上二個小時再回來吃早飯，下午要干到天黑才回來，基本跟當地農村一樣。不少知青很快就學會了農業技術，耕田、犁地等農活，樣樣拿得起，有的還學會木匠活、鐵匠活，短短的年把時間，知青們身體素質也有很大提高，上坡如履平地，下坡像在跳舞，再不像剛來時那麼氣喘吁吁了。個個都能背負一二百斤重，連少數女生都能背二百斤重。

  下鄉頭一年裡，知青們情緒相對穩定，第二年第二批知青來後就大不一樣了。大多數人能跟班勞動，少部分人思想情緒極不穩定，哭哭啼啼、吵吵鬧鬧是經常的事，還有偷東摸西、搞惡作劇等。有個下過兩次鄉的老油條，下鄉後就沒出過一天工，整天就是東遊西逛，逛上幾天回來後又搞壞事，把蕁麻放進別人被窩裡，刺得別人亂跳；下雨前把瓦片撬開，讓雨水直衝別人被窩；把別人買回來的肉塗上糞便等等，場裡支部幾次找他談話，他根本就不當回事。有次調戲女生，被公安員教訓了一頓，當晚還想行兇殺人，第二天跑回重慶，幾個月都沒見回來，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才回來「鬧革命」。

  當時大多數知青都處在迷茫困惑之中。自己辛勞了一年卻不能養活自己，而家中還有年老的父母和弟妹，這種靈與肉的改造，何年何月才是個盡頭？他們只能默默地等待著、忍受著、盼望著。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社辦林場脆弱的管理體制和生產模式一夜之間崩潰了，斗「走資派」，返回城市，大串聯，留在林場的則「奪權」「造反」、砸林場的房屋財產、殺生豬、殺耕牛，鬧得一塌糊塗。社辦林場完全失去了控制，只有少數不願意鬧事者仍在堅守崗位，維持著林場生產、生活，但也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柏埡林場堅持到一九六七年夏天，早已是千瘡百孔，連煮飯的大鐵鍋也被砸了人頭大的一個洞。這種吃大鍋飯的體制再也堅持不下去了，恰好縣安置辦公室文件下達——撤場插隊，就是說撤銷社辦林場，按知青的意願安插到生產隊去。這是很多能自立的知青求之不得的事。所以當年大多數知青隨即聯繫了自己喜歡、熟悉的生產隊搬了過去，或情侶或姐妹或同學自成一家，靠在生產隊出工掙工分分糧吃飯，這才是真正考驗你生存能力的時候。我也和一個小名劉兒（劉新華）的知青插隊到了新民公社海拔最高的五大隊五隊落戶。

  這是我木匠師傅所在的生產隊，我已來聯繫過很多次。生產隊分給我們幾大間房子，還有豬牛圈，只是沒有家具。生產隊批准砍伐了幾棵樹，好在我會木匠，不久床、桌、櫃、凳就裝滿了房內，還幫其他知青做了不少。當年還養了一頭豬，冬季出去修房做家具，掙了不少現錢。過年時把豬一殺，炒幾個小菜，燙一壺酒，小日子過得真愜意啊！比林場那清湯寡水的日子強似百倍。偶爾轉回林場，看見幾個「釘子戶」仍不願離開，我勸他們早打算早安排，不要觀望等待了，只能自己救自己。話雖這樣說，我仍盡最大努力幫他（她）們。我在五隊的家就先後接待過五位暫時沒有落腳點的知青，還接待過不少「吃大戶」的知青，年前殺的一頭豬，年沒過完就吃得精光，誰叫他們都是知青呢！

  如果沒有返城風、恢復高考、院校招生等激動人心的消息，我的小日子可能就這麼過下去了，討個壯實能幹的老婆，組建一個家，農忙出工、農閒做手藝，保證日子過得比當地人強。這些好消息的傳來，使長埋心底的升學、參工的願望一下子抬頭，樂天知命安於現狀的平靜心態被打破了。農村雖然能活下去，但付出的卻是太多太多了。一九七二年冬天，我被縣供銷部門招工到了縣土產公司，培訓為推廣銀耳栽培技術的工作人員，徹底告別了八年的農村生活，成為一名國有企業職工，一名靠穩定工資收入吃飯的人。

  在農村呆的這八年時間，許多事情，時隔三十多年，都已漸漸淡漠，但其中有幾件事讓人刻骨銘心，至今不能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