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其他類型> 無聲的群落> 不能忘卻的紀念

不能忘卻的紀念

2024-10-04 07:55:14 作者: 鄧鵬 主編

  大竹 彭照

  作者簡介

  彭照,女,生於一九四八年,一九六四年畢業於重慶市第二十九中學,同年上山下鄉到大竹縣石子區吉星公社林場。一九七〇年招入縣文藝宣傳隊,後安排在大竹縣大冶鐵廠工作。一九七四年調入鄰水縣城關一小、師範附小任音樂教師。一九八四年調回重慶石棉廠子弟校任教,直至退休。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𝓫𝓪𝓷𝔁𝓲𝓪𝓫𝓪.𝓬𝓸𝓶

  翻開我的影集,其中有一張彩色照片,一看見那記錄下的瞬間,就會讓人浮想聯翩。一個好人和四十年前的許多往事一下凸現眼前,總想找個知心人傾訴,心裡才會暢快些。

  照片上,一座墳墓,一塊墓碑,兩排老知青列隊在碑兩旁。那是一九九四年八月七日我們大竹縣吉星公社林場老知青下鄉三十周年返鄉探故時拍攝的。青石條砌成的高大的墓壁正面鑲嵌著墓碑,正中「亡父吳公祥祿之墓」幾個大字鐫刻得端正遒勁,右列其生平簡介的短文,左邊是落款。他沒有兒子,只有兩個女兒,立碑人是其女兒國玉和青玉,還有兩個女婿。墓前石欄圍著一小塊平地,雜草叢生。石墓坐落在靠山腳的自留地邊,墓頂上爬滿了青藤,長滿野花野草。落日餘暉中,石墓襯映在色彩斑駁的雜樹林裡,好生孤獨,好生淒楚。

  一九六四年九月,我們下鄉來到大竹縣吉星公社林場時,吳祥祿是我們公社的社長。在長達八年的知青生活中,他對我和我們林場的老知青猶如慈父般的關心和愛護,我們是沒齒難忘的。那次回鄉,我們原本打算先去看望我們的老社長,當剛踏上那魂牽夢縈而又非常熟悉的小街的石板路時,從蜂擁而至的老鄉親那裡,才知道老社長已乘鶴西去幾年了。肅立風中,不能再見其面,只能跪拜其墓。我們十個老知青的心如壓磐石,欲哭無淚,欲呼無聲。我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除去墓前的雜草,清掃墓碑、石欄上的塵污,讓我們和故去的老社長有個促膝談心的淨地。

  老社長分管我們林場,經常上山到林場來。那時他才四十出頭,皮膚黝黑,顴骨凸出,一雙鼓眼,瘦削的臉頰顯得蒼老且有幾分醜陋,讓人想起《巴黎聖母院》中敲鐘人的樣子。他愛穿一雙解放鞋,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中山裝,風塵僕僕地來到我們中間,二話沒說,脫掉外衫,拿起農具就和我們一起勞動。一邊勞動一邊和我們擺龍門陣。他話語平實,聲氣平和,從不大聲呵斥任何人。

  那段時間林場缺菜,種的蔬菜蹲在地里老不長,蘿蔔還是苗苗,頭頭都還沒有。我們圍著他叫苦:「社長,我們都吃幾天米湯泡飯了!」「社長,我們好久都沒聞到肉味了呃!」初到林場時,每個大隊排隊給林場送菜,那又能維持多久呢?公社街上,就是拿錢買也買不來三十幾個場員天天要吃的菜。

  他聽得很認真,不隨便打斷別人講話。聽罷,老社長緊蹙雙眉,只聽他輕聲說道:「好,這事得想法解決。」後來,又有不少生產隊也給林場送過菜來,林場又買回來兩個好大的泡菜罈,泡了兩大壇紅皮皮白心心蘿蔔。他為這事跑了不少路。

  我們這些城裡娃剛下鄉一日三餐光吃米湯泡飯哪裡受得了。家境好一點的知青趁趕場天便下山到公社街上小食店,花一角錢吃一碗帶點豬雜碎的面。有時,我們下山到公社去擔米,只要社長看見我們,總要給我們買碗面吃。有一次我們好多知青一起去公社趕場,他把我們叫到家裡,還買來一大燒箕白糕,硬要我們吃。連他自己比我們小五六歲的兩個女兒都吃不到一口。那天掃墓時,談起此事,在場的國玉還不無感慨地說:「那時我們還小,好想吃喲!爸爸總是對我們說,他們這些娃娃這麼點大就離開父母到這兒來,怪可憐的,你們總比他們好嘛!」聽她這麼一說,我心一熱,眼淚差點掉下來。

  老社長的家就在公社場口邊,那一座清貧的小石屋留給我們老知青一輩子溫暖的記憶。他和大娘如父似母般的愛,伴隨我們度過了那段艱辛的歲月。那石屋似我們自己的家,上街我們總在那兒落腳。喝過多少水,吃過多少飯,還有放了糖的荷包蛋……社長每月才二十四元錢工資,我們花過他多少錢也說不清。三十年後我們返鄉十個知青也還是住在他們家,當然而今的家,絕非僅有那溫存的小石屋了。見到滿臉皺紋的大娘時,我們相擁而泣,讓離別三十年的愁緒得到釋懷。我們紛紛解囊,表示我們對老社長的崇敬與追念,但願九泉之下的社長,能得到一點安慰。我們深深知道,在那個苦難的年代,我們和社長真摯誠懇的感情,是無價的,是人間最可寶貴的。

  我們林場二十九個老知青,有應屆高中畢業生、初中畢業生和小學畢業生,只有兩個所謂的「社青」,還有一個成分好的十三歲的文盲小妹妹。高、初中畢業生中多是「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子女。(表面上填寫職員成分的彭小蓉,在公社檔案里卻查到「偽軍官」成分。)林場唯一的高中畢業生蔡鐵昌,在學校高二讀書時身為班長,品學兼優,又有組織能力,不幸出生在一個「罪惡的家庭」。他父親早年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留學生,任過瀘州行署教育局局長,祖父是該地的大地主。因牽扯土匪問題,解放後其父被槍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因這一歷史問題而受牽連,其母亦被打成歷史反革命。而我父親是「內控右派」,其姐、姐夫在台灣,社會關係複雜,成分算「黑五類」中最黑的。

  黃南湘在校讀書時擔任班幹部,而我當過少先隊大隊長、區「三好」學生,《紅領巾》雜誌還介紹過我的事跡。但是我們這樣的好學生無論怎樣努力,在校時都加入不了共青團。階級路線在學校一年比一年執行得嚴酷。在重慶二十九中學讀初二時,我還當大隊長,但到初三時,我多次申請入團(其時我已是超齡少先隊員),總是批不准。後來我的入團介紹人——團總支書記兼校少先隊總輔導員找我談話說:「我是很了解你的,你各方面都不錯,但對你姑媽姑爹的台灣關係要深刻認識,要經受組織的長期考驗。他們在台灣可能是好老百姓,也可能是特務。」當時我想,我一九四八年才出生,聽媽媽說,姑媽他們一九四七年就去了台灣,莫說我未見過他們,他們也從未見過我,我又怎麼去做深刻認識呢!我只從相片上看到過他們,從「災荒年」他們「曲線」寄來的錢和豬油、花生中意識到他們的存在。團總支書記的話深深地刺傷了我極強的自尊心,從此我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放棄了加入共青團的希望。

  一九六四年中考落榜,讓我落進了萬丈深淵。政治上的寒冬讓我幼小的心在凜冽的雪風中瑟瑟發抖,我感受到了嚴重的政治歧視。我傷心到了極點,灰心到了極點,絕望到了極點。似乎雙眼看到的儘是歧視,兩耳聽到的儘是鄙薄,我真猶如從天堂掉到了地獄。待在家中如坐針氈,像熱鍋上的螞蟻,我不願再見老師和同學,便躲到農村,真想一了百了。

  到了林場,我們老知青都「同病相憐」,都有過相同的感受。我們都處在多愁善感的歲月,對人總有戒備心,哪怕是一個眼神,或者一句不經意的話,都十分敏感。然而,和社長的相處中,我們不僅沒有感受到歧視,反而倍感溫暖與愛護。

  一九六五年底,社長又來到林場。還是那一身打扮,脫去外套,見裡面穿的泥色統絨衣雙袖已打了補丁。知青們正在挖過冬乾田,我早已累得滿頭大汗。他來到我身旁,一邊挖泥一邊聊天,我們談到了「入團」問題。他關切地說:「你們有幾個知青還沒有入團,啷個又不寫申請呢?」我看了他一眼,不像隨便說的樣子。他的話勾起了我痛苦的回憶,我臉上頓失先前的笑容,連汗水也收斂了。社長卻對我說:「你們雖然家庭有些歷史問題,但那是家庭的事。我看你們都表現得不錯嘛!能離開家庭到農村來這一步就很了不起!」

  下鄉一年多,林場團支部也沒人對我提起過這事。他這麼一說,真讓我很感動。社長接著說,「下鄉要過三關,你們都過來了,我看你們就夠團員的標準了。」他如此的真誠與信任,讓我熱流暖心。後來,他又到廚房找到當炊事員的黃南湘,一邊幫她抬甑子,一邊動員她入團。黃南湘與我一樣感同身受。還有我們林場的大隊長蔡鐵昌,也是在社長的鼓勵下寫的入團申請書。一九六六年初,我從達縣地區文藝會演結束回到林場,便得知我們三人的入團申請已批准,我一直興奮了好多天。不是為了榮譽,而是為了人格與自尊。

  「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上訪的知青回鄉抓革命促生產時,不少林場的老知青由於沒有了生活費,拆房的拆房,賣牛的賣牛,把林場毀了個精光。樹倒猢猻散,有家的回家,無家的去流浪,去武鬥,去打砸搶。社長見狀真是心急如焚,他急奔重慶,走家串戶,了解情況。我們老知青排著「輪子」把他接到每一家,拿出僅有的好飯好菜招待他。黃南湘家兄弟姐妹多,當時只能靠父親拉板板車掙點錢,母親當教師亦受管制只發三十元生活費,養一個上有老母、下有六個兒女的家,日子過得之艱難,不言而喻。他們也用一頓鹹菜飯表達了對社長的感激之情。像這樣的家庭,我們林場還有好多個。

  看著各家各戶窘迫的狀況,社長又同情,又嘆息。他不願看到這批娃娃毀在那個地方。他對我們這些知青的父母表示,既然子女到了那個地方,他就有責任保護這些娃娃。通過他不懈地努力,公社最後決定把林場附近的公社煤廠一號煤窯交給林場管理,配給十個工人和廠長,會計出納由老知青擔任,管帳管錢。每月八百元的純收入,用作老知青的生活費。並通過林場場管會發布規定:回場堅持抓革命促生產的,生活費人人有份,並且可以帶自己的兄弟姐妹來林場,來者也給生活費。黃南湘的三個妹妹和弟弟,蔣維茹的兩個弟弟兩個妹妹,費克康的弟弟,傅國慶的妹妹,楊開鳳的妹妹,還有我的小弟,都陸續來到我們林場。一時間林場熱鬧起來,從早到晚歌聲笑聲不絕於耳。

  社長時不時還上林場來看我們和弟弟妹妹們,他那和藹可親的樣子給弟妹們也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是他保護了我們,也保護了林場,讓我們在那段艱難的歲月有了棲身之地,生活有了保障。我們老知青絕大部分堅守在那塊讓人心酸的陣地上,沒有去參加武鬥,沒有去搞「打砸搶」,一直堅持到撤場插隊。這在達縣地區的社辦林場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說句實話,我不是農村勞動的料,在林場是出了名的「瘟」,知青們送我一個雅號「瘟彭照」,真有點孔夫子說的「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那種味道。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走起路來像水上漂,天生一副柔弱之軀。特別是每年夏天,一沾草氣,雙腿長瘡流膿,周身發熱發燒。大熱天,在玉米地里鋤草,那滋味至死也不會忘記。天上太陽明晃晃,曬得汗流滿面。玉米林中熱氣熏蒸,人就像籠中的饅頭。腿流膿,眼噙淚,再加之雙眼近視,分不清是苗是草,只好亂鋤一氣。渾身痛癢難當,汗往滿身流,淚往肚裡咽。心在哭泣,心在滴血。即使如此,我也只能默默承受,咬牙硬撐。

  社長從未責怪過我,大娘看見滿腿的瘡疤又同情又心疼。公社衛生院院長說,打青黴素也沒用,不適合農村生活,勸我回城去。我哪裡敢回城去,哪裡能回城去!何況長瘡流膿的知青又不止我一個,只不過我的狀況比其他人更嚴重。下鄉兩年後回城探親時,母親看見我滿是瘡疤的雙腿,眼裡淚水直打轉轉,一聲「怎麼會這樣呀!」心痛得再也說不出話來。

  縣裡為林場培訓衛生員,社長推薦我去,大家都同意。得到這樣一個學習機會,我十分珍惜。到了衛生培訓班,像回到那熟悉的學校生活。我奮發努力,刻苦訓練,考試獲得了好成績。學習結束後縣衛生局還專門打電話通知公社,說我學得好,成績優秀。社長得知後,人前人後常誇我聰明,說得連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撤場插隊時,老知青們心裡有幾多無奈與惆悵。回城的幻想破滅了,只能面對落戶農村當一輩子農民的現實。知青們都忙著各自找生產隊,弱不禁風的我心中空蕩蕩不知所措。老社長見到我,語重心長地說:「彭照啊,我看你這個樣子下隊怎麼辦?別說種田種地,恐怕你連飯也弄不到吃。」他比我自己還著急似的,「你挑不能挑,抬不能抬,挑穀子打米啷個辦?我看你就下到街上這個隊好,生活會方便點。」聽了他的話,我與另外三個女知青一起插到了街上那個隊。

  我和老社長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張家公社的大路上,那是一九七二年,當時我已離開了公社好長時間了。他看見我好高興啊,告訴我說他已調去張家公社。話語神色間,不知為什麼覺出他有幾分沮喪。後來才聽說,他對我們老知青太好,不執行階級路線成了一大錯誤。像他這樣解放初期領導「土改「的鄉農會主席,一個天下難找的大好人,也遭此厄運,真是天理難容,真是世道不公啊!

  墓碑的兩旁鐫刻著墓聯。上聯是「為人所急風範長存」,下聯為「忠誠老實流芳百世」,橫批「光照萬代」。在後人撰寫的碑文上,可見「解放後任鄉農會主席、領導鄉土地改革運動、曾任公社社長、公社黨委書記、率眾建高洞電站、為民殘左臂、為官清廉、六旬退休、晚年沉疴病故、享年七十歲」字樣。蓋棺論定,我們的老社長是一個好人,一個小小的清官,真當流芳百世,光照千秋。

  合攏影集,我會珍藏那些寶貴的照片和沉重的記憶。講完我四十年前的故事,意猶未盡。回首往事,我會心疼不已,我會淚流滿面。讀書時聽老師說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了,社會主義的祖國前程似錦,我曾經對自己的未來充滿美好的憧憬。哪曉得我這一生,會讓天生的「家庭成分」給毀了,讓「上山下鄉」給蹉跎了。老知青的命運皆如斯乎?這不僅是我心之痛,亦是我們民族之悲哀,國家之損失。從小立志學新聞當記者的理想,只有投胎轉世再去實現了。不過,儘管已經退到社會的邊緣,我們這批老知青還得昂首挺胸,直面未盡的人生之路。


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