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堅守陣地

  星火茶場坐落在「十里坪」的茫茫林海中，四周無人居住，場裡沒有報紙，更談不上電燈和電話了，消息十分閉塞。一九六七年二至三月份，大家無從知道「鎮反」的情況，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裡大家堅守山頭，無人上街。直到油鹽已盡，無米下鍋時，才小心翼翼地派人去草壩街上試探，發現風平浪靜，方知中央早已下令停止鎮反。

  事後有知青在草壩區公安特派員何舉國辦公室柜子里，發現了寫有包括王永楠、曾令德、謝建華和甘銘等知青在內的黑名單和一些空白逮捕證，在甘銘的名字下寫有「年齡不夠，免予逮捕」字樣。當時甘銘不足18歲。

  這場虛驚過後，人心開始浮動，看似風平浪靜的革命大家庭正在裂變。外場的多數知青逐漸離去，「星火」本場的人也零星離場返回重慶。逐漸，離去的人越來越多了，熱鬧非凡的「革命聖地」頓失先前的風光，顯得有些冷清。

  從一開始，星火茶場就時有外場者來來去去，甚或幾進幾出，在大家眼裡，「星火」就似落腳的驛站，因而離開「星火」並不讓人感到格外詫異。誰也沒有勸阻執意離去的人們，大家心裡非常清楚，那只會徒勞無益。多數離場者僅簡單地與同一寢室的夥伴道別後，便毫無張揚地上路了，往往不知不覺就從大家的視線中消失了。很多離去者事後才被知曉。儘管大家曾親如一家，此時，卻既沒有送君千里的難捨，也沒有人去屋空的哀嘆，一切都顯得那麼平靜，那樣自然而然。

  其實，很多來「星火」的知青是因為當時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回城者返回農村；各種新聞媒體展開了強勁的宣傳攻勢；居委會的婆姨們緊鑼密鼓上門催促；各單位對知青的父母施加壓力；重慶各區安置辦公室派專車遣送而被迫返回草壩的。這種添加了娛樂輔料的生活，並沒從根本上脫離「面朝黃土背朝天」的陰影，實際上，只不過是對社辦茶場的改良，與要求徹底砸爛社辦場、殺回老家、索回戶口的目標相去甚遠。當造反未成功，「東山再起」無希望時，唯一可供選擇的，就只有逃離農村這種消極的反抗方式了。「星火」充實的生活讓我相信，我們能用自己的雙手創造美好的生活，所以，看著一天天離去的人們，我無動於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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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桶忠貞不渝地堅持上山下鄉大方向的信念，使來去自由的烏托邦在經歷回流潮洗禮後，沒有全軍覆沒，留下了來自草壩區七個社辦茶場的三十多位「硬骨頭」成員。其中外場者占三分之一，其餘是「星火」本場人。除少數迫於生計留下者外，絕大多數都是頑強地堅持上山下鄉大方向的殉道者。

  殉道者們在「硬骨頭」堅持上山下鄉不動搖的鮮明旗幟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尤其是外場者，有著失群孤雁歸隊之感。共同的目標將大家凝聚在一起，人雖少了，心卻靠近了。多數人在「文革」前是各場幹部，或在學校時當過幹部，大家都表現出高度的自覺性。勞動盡力而為，髒活累活搶著干，唯恐比別人遜色。集體行動總是步調一致，配合默契。每個人身上那種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不甘人後的出色表現，在不經意間彼此感染，互為榜樣，推動上著殉道激情日漸痴迷。大家對返城不屑一顧，我們把回城當逍遙派看作是革命意志衰退，放棄人生追求，浪費青春，懼怕艱苦，逃避現實的懦弱行為，從心底里瞧不起，哪怕是永久回城的機會也不為所動。

  有一件發生在趙蔚琪身上的事，代表了我們當時的思想狀況。有一次，我們在萬源縣城演出期間，跳舞女孩趙蔚琪的哥哥趙蔚新找她來了。這兩兄妹原來都是樂園茶場知青，皆因右派父親影響而中考落榜。哥哥一九六四年下鄉，妹妹一九六五年初中畢業後也來到哥哥所在茶場。兩兄妹都曾跟造反隊伍回了重慶，哥哥留下未返，不甘沉淪的趙蔚琪帶著理想和滿腔的熱血來到了「星火」，繼續為自己譜寫壯麗的青春。這位潑辣幹練、充滿朝氣的姑娘，處處嚴格要求自己，總是主動承擔最艱苦的工作，她的踏實勞動可與憲妹媲美。

  趙蔚琪的哥哥想方設法為自己辦成了假「病殘」，拿到了縣安辦開具的遷移戶口回重慶的手續。此時，哥哥興沖沖拿著握在手中的回城上戶口證明來找妹妹，讓妹妹跟他一道回重慶。哥哥深知妹妹的倔強，未敢擅自給趙蔚琪辦理病殘證明。他將趙蔚琪帶到一個飯店共進午餐，席間攤開了自己的寶貝證明。哥哥告訴妹妹，縣醫院的醫生已很熟悉，只要她願意，馬上可辦理病殘證明；縣安辦也已打通關節，能馬上蓋章放行回重慶。令哥哥萬萬沒想到的是，這一切被趙蔚琪義正詞嚴地當場拒絕。趙蔚琪告訴哥哥，她身體很好，決不辦病殘，那是搞欺騙。她就要在大巴山干一輩子革命。哥哥說：「這革命有啥幹頭嘛？！機不可失，你以後沒機會了，你會後悔的！」一個中午過去了，無論哥哥怎樣勸說，也沒能讓趙蔚琪有絲毫動心。下午要排練節目，哥哥跟妹妹來到排練場地繼續「攻關」。排練馬上開始了，哥哥仍不死心，繼續追著妹妹勸說。「不行！不行！我不走，那不成逃跑了？！」我們幾個跳舞的和在場的人聽見趙蔚琪的吼聲走了過去，才弄明白事情的緣由。我和在場的人都好奇地看了看那張由知青變為城市人的證據。只見趙蔚琪又對哥哥說：「好了，好了，你快走嘛，大家都在這裡干，要我走不可能！」最後，哥哥只好失望地、百思不得其解地走了。那個讓無數知青朝思暮想的、近在咫尺的回城機會，輕易地被趙蔚琪放走了。

  有時因演出急需，我們經常停工排練。沒有節目的朋友陳正憲、陳樹楠、鍾小容、邵世敏、王碧輝、郎世清、徐先玉、周平戎等則自覺上坡勞動。彭明恆一直負責食堂煮飯。當大部分人外出表演時，總會留下不參加演出的一兩位守場，其餘的人則跟隨演出隊伍出去協助後台工作。憲妹和彭明恆經常自告奮勇留守茶場。我們在外演出時，看家的朋友不甘寂寞，盡心地守護著空曠的茶場，主動做好打掃場壩、餵豬、養牛及準備飯菜和熱水等一切能做的事情，滿懷期待地等候大家歸來享用。他們的生活雖缺少了許多色彩，但卻一如既往，無怨無悔。他們中任何人也不曾有過豪言壯語，顯得低調而默默無聞，然而，卻留守意志堅定，是最具犧牲精神的殉道者。

  陳樹楠和王碧輝最愛在勞動休憩時來看我們排練舞蹈，每次總是看一會兒就笑眯眯地起身說：「你們在忙，我們也該去幹活了。」又拿著鋤頭自覺上坡勞動去了。我曾問過陳樹楠：「當初你家裡生活條件也不錯，為何留在『星火』？」答曰：「我認為不應該離開，回重慶是錯誤的。」這個文靜的姑娘曾是重慶四十一中學初六五級的班長，其優異的成績給母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下鄉三十幾年後返校時，當年的校長一眼就認出了她，並不無惋惜地說：「陳樹楠哪是不學習的孩子呀！」這樣的尖子生就因為有一個曾是國民黨軍醫的父親而失學。她那曾經放棄到台灣、毅然留在大陸的父親怎能料到，他的愛國之舉會讓女兒的前程蒙羞。這個從小聽話的乖孩子最能忍辱負重，克己奉公，在大是大非面前總是跟隨著偉大領袖，毫不猶豫。這種根深蒂固的忠君意識也是留在「星火」的「鐵桿」知青的共性。自幼的思想培訓養就了唯命是從的心理特徵，大家總是扮演著順民的角色，將無端強加給自己的不公當作是理所當然而默默接受。

  星火茶場「硬骨頭」在組建時選出的領導成員大部分人離去後，只剩下王永楠、甘銘、曾令德三個。曾令德也是重慶四十一中的高中生，不能上大學自然也是家庭出身「不好」的罪過。他充滿激情，任何時候總是昂首挺胸，頗有幾分英雄氣概，因此大家送他一個雅號叫「英雄」。他口若懸河，極具演講和辯論才幹，主要負責「硬骨頭」的對外事務。他一直從事萬源縣和草壩區造反派之間的聯絡工作，長時間待在縣城裡，他屬堅守陣營類，但很少回「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