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硬骨頭」領軍

  「硬骨頭革命造反團」的創始人王永楠是重慶重點中學巴蜀中學（原四十一中）六五級高中畢業生。在那個「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年代，國民黨師級軍官家庭出生的他不可避免地高考落榜了，於是在一九六五年秋天到星火茶場。王永楠身材高大，長得虎背熊腰，因此大家給他取了個綽號叫「黃桶」，很少有人叫其真名。他的積極表現得到全場認可，成為星火茶場「場管會」為數不多的委員之一。下鄉後不久，激情滿懷的黃桶就與盧曉蓉合寫了那首催人奮進的歌曲《我們是新時代的愚公》的歌詞，以抒發戰天鬥地的勃勃雄心。

  當「文革」的風暴還在萌動之初，敏銳的黃桶便從悄然吹進閉塞山林的微風中，覺察到了天翻地覆的突變風雲。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他與本場的幾個先知先覺者大膽地組織本場的知青給公社和區領導提意見，貼出草壩區第一張大字報，要求改善知青待遇，改變當時知青那種只有繁重勞動，沒有精力過問政治和國家大事的「三飽一倒」生活。大逆不道的造反舉動立即引來了達縣地委工作組的殘酷鎮壓。然而，打成反革命、遭受猛烈批判和監督勞動並沒讓黃桶屈服。當地委工作組剛撤離後不久，百折不撓的黃桶便與本場幾個思想活躍的知青商量，成立了「硬骨頭革命造反團」，此舉立即得到星火茶場大部分知青的積極響應。隨即，「硬骨頭」又派人到草壩各茶場奔走串聯，擴大造反聲勢。所到之處，痛陳社辦茶場「掛羊頭賣狗肉」的實質，響亮地提出「殺回老家鬧革命」的口號，在黃桶帶領下，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率先步行開赴重慶，上訪請願。

  全區社辦茶場裡分思想活躍、有激情、有抱負的知識青年紛紛響應「硬骨頭」的造反行動，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趕回重慶，與星火茶場「硬骨頭」會合。

  在重慶，大家選派代表到北京中央安辦（中央上山下鄉安置領導小組辦公室）上訪請願。同時，王永楠、曾令德等星火茶場「硬骨頭」的上層人物每天去重慶市和市中區安置辦公室上訪請願。然而，上訪一次又一次掃興而歸，沒有結果，不了了之。

  二月初，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抓革命，促生產，打響春耕生產第一炮》的社論，號召廣大回城知青儘快返回農村去，就地鬧革命。帶頭造反的黃桶在中央指示下達後，立即改弦易轍，帶頭回到了農村，那曾經為改變知青命運揭竿而起，不畏強權、敢上九天攬月、敢下五洋捉鱉的豪邁氣魄，此刻已不見了蹤影。也許是長期個人崇拜的思想奴役，左右了這位知青領袖的取捨，黃桶本能地扭轉了越軌的車輪，返回最高指示劃定的人間正道。從此，拉開了「硬骨頭革命造反團」堅守上山下鄉陣地的序幕。

  黃桶有著敏捷的思維和卓越的組織才能。他寫得一手好文章，往往下筆千言、一揮而就；他性格溫和，長於循循善誘，從不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他有著撐船的肚量和極強的凝聚力。我們對他既像大哥哥那樣親熱，又像領袖那樣崇敬，一切大小事情都由他一人定奪，我們都習慣於對他的依從。他的言行牽動著「硬骨頭」的方向，他是「硬骨頭」的頂樑柱和靈魂。

  黃桶認為造反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逃離農村，而在於改變社辦場那些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一些做法，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鄉大方向應毫不動搖地堅持到底，知識青年應立足大巴山，抓革命，促生產，做到革命、生產兩不誤。他身先士卒，率領我們頑強地固守山頭，忠心赤膽地捍衛著毛澤東的上山下鄉大方向。由於黃桶希望更多的知青加入這一隊列中，星火茶場因此對蜂擁而至的外場者表現出極大的寬厚和仁愛。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𝕓𝕒𝕟𝕩𝕚𝕒𝕓𝕒.𝕔𝕠𝕞

  隨著「硬骨頭」領軍人物的思路變化，「硬骨頭」的目標也出現了轉移。此時的「硬骨頭革命造反團」已收斂起造反的鋒芒，沒有了叱吒風雲的革命行動，顯得溫文爾雅。除堅持生產勞動外，它以宣傳毛澤東思想為己任。「硬骨頭」並不「硬」在造反上，而「硬」在了堅守上山下鄉陣地上。

  經歷了上訪受挫和中央明令返鄉後的「硬骨頭」並沒有認真地思考過：我們「三飽一倒」的生活是誰的賜予？上山下鄉大方向究竟意味著什麼？

  黃桶的父親因為歷史問題，解放以來的歷次運動都逃脫不了挨整的厄運，「文革」期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戴高帽、掛黑牌、挨批鬥是家常便飯。我們時常從他口中聽到其父親被揪斗的噩訊，從中看出了這個十分孝順的、父母唯一的孩子內心的難過與痛苦。以至大家都對此有了魯迅筆下祥林嫂般的感受，戲稱他父親是歷次運動的「老運動員」。到後來，他自己接到家信後，也無奈地跟著說「老運動員又去運動了」。

  在階級鬥爭和血統論不懈灌輸的潛移默化下，面對自己家庭的不幸，背負「原罪」心理的黃桶非但沒有產生刻骨的仇恨，反而用他虔誠的信念去捍衛權威。他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勇往直前地率先邁步在專為「黑五類狗崽子」鋪設的、布滿荊棘的道路上。用他的行動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樹立起「脫胎換骨」的榜樣，批駁「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荒誕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