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歧視

  我八歲以前曾生活在一個溫馨、安寧的家庭，父親在重慶第十七中學（原輔仁中學）教書，母親在銀行工作。十七中學位於南岸海棠溪煙雨坡山頂上的那棟有圍牆的教師小院，是我們五兄妹兒時嬉鬧的天堂。院內住的老師們的孩子有十幾個，在大孩子張南生、張岳陽、洪仲萍等的帶領下我們開野餐，分成兩群玩「官兵捉強盜」的遊戲，去小溪里捉魚，傍晚爭搶母親從銀行工會借回來的十本連環畫，無憂無慮地過著短暫而歡樂的童年生活。

  一九五七年一夜之間，復旦大學畢業的父親被打成右派送到南桐礦區鄉下去了。兄妹五個中最大的姐姐十三歲，最小的弟弟才六歲。父親被帶走後，家裡忽然失去了主要的生活來源，母親早出晚歸獨自苦撐。我們被人趕來趕去不斷地搬家，無人照料。最後搬到龍門浩，我也從羅家壩小學轉學到龍門浩小學。讀四年級那年，九歲的我考試得了第一名，當我正沉醉在考了第一的喜悅中時，同學發現，在老師放在講台上的點名冊中，我的名字後面赫然寫著的「右派家屬」四個字。在學校廣播裡「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右派分子跑不了」的歌聲和同學的哄鬧中，九歲兒童因學習成績好而僅有的一點自尊和優越感被撕碎了。我默默地遠離同學，習慣孤獨，從此變得落落寡合。

  一九六〇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一張《死亡右派分子通知書》送到我家，三十九歲的母親煮了十三個紅苕做乾糧，趕往長壽湖收拾父親的遺物。公共汽車到縣城後，母親孤身一人到處打聽，才知道縣城距長壽湖還有近百里山路。母親一邊問一邊趕路，途中遇到一個要經過長壽湖到雲集鄉去的男人，為了路上有個關照和領路，母親拿出珍藏的熟紅苕分了三個給他。荒村野外陌生的一男一女結伴同行，天色越來越晚，夜幕降臨，母親心中充滿了恐懼與不安。前方救星般出現了朦朧的燈光和一排平房（後來才知道是獅子灘水電站鄰封工區的一個什麼單位），母親立即上前去敲門求宿，對方問：「你們是什麼單位的，到什麼地方去，幹什麼？」同行的人坦然地拿出外調的出差證明，母親伸進口袋的手卻凝住了，銀行人事幹部何明珍給媽媽的證明上寫著：「茲證明右派分子家屬戴儒愚前往長壽湖農場辦理死亡右派何泰貴事宜」，這樣的證明在那個年代敢拿出來嗎？幸好對方中間有一個人認出媽媽是上新街銀行的。

  天下著大雨，母親終於被安排在鄰封水電工地那個漏雨的臨時工棚里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第二天到了農場場部所在地獅子灘，場裡幹部說：你丈夫是患心臟病突然死的，勞動的地點在長壽湖深處的同興島，須等島上的交通船出來才能進去。媽媽等了兩天，銀行規定的時間到了，只好主動提出要返回，場裡的幹部馬上拿出一包舊衣物說這就是你丈夫的遺物。媽媽提著這包東西，心中惦念著家中五個未成年的孩子，便悄悄到長壽縣城的黑市里買了幾斤蘿蔔後匆忙往家趕。輪船攏了朝天門碼頭，媽媽手提蘿蔔和爸爸的舊衣物擠出輪船，走上跳板，如鉛的雙腿再也邁不動了。「媽媽！」突然大女兒隆靜、兒子隆光迎了上來，骯髒的小臉上圓睜著企盼的大眼睛，令母親強忍的淚水奪眶而出。

  

  這段經歷媽媽講過多次，也許，這正是二十六年後我自學考試畢業，主動應聘到長壽湖農場子弟中學任教的原因。一九八七年春暖花開的時節，我帶學生到湖中的同興島野營。望著當年右派分子種下的大片大片的廣柑樹林，聞著在春天的陽光下植物噴發出的沁人的花香，聽著學生們追逐著拾蘑菇準備野炊的歡聲笑語，當年的右派分子倖存者，子弟校李長文老師觸景生情地講述起陳年往事。

  長壽湖深處的幾十個荒島上集中安置著全市文教系統上千名右派。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大饑荒，五十歲以上的人當記憶猶新（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載全國城鄉餓死四千萬人以上）。島上情景更甚，父親全身浮腫，心力交癢，夜半三更時，有人聽見他下床後三番五次地拼爭，也爬不上他睡覺的上鋪，「砰」的一聲倒下，驀然去世，享年三十九歲。「幸運啊！六〇年走的人！」長文老師嘆息道：以後的歷次運動更是了得！「文化大革命」中，「黑五類」頭戴高帽子、臉上潑墨汁、身上刷漿糊、掛牌彎腰；被造反派逼迫裝貓裝狗在地上爬，讓大夥圍著吐口痰；往褲子上潑煤油點燃後讓紅衛兵取樂……這樣的折磨，以父親的性格是斷然忍受不了的，他的早歿自然當屬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