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痛

  萬源 蕭懋蓉

  作者簡介

  蕭懋蓉，女，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出生。一九六五年九月初中畢業於重慶第五十中學。同年，九月五日下鄉到四川達縣專區萬源縣草壩區草壩公社星火茶場。一九六八年插隊在草壩公社三大隊一隊。一九七一年調萬源縣文工團。一九七五年調萬源縣幼兒園。一九七九年調重慶光學儀器廠幼兒園任教。一九九二年做水質化驗員直到退休。

  我原是達縣地區萬源縣草壩公社星火茶場的知青，後插隊在草壩公社三大隊一隊。剛下鄉時，我年齡不到十六歲，體重不足八十斤，是我們集體中的大兒童，因此同伴們都叫我「小朋友」「小崽兒」。我是一九六五年「自願」報名下鄉的，但是，在這「自願」的背後卻有許多的無奈與苦澀。

  我的祖父，世居四川資中縣孟塘鄉，是當地小學校的校長，也在家族祠堂里管一些族內事務，當然也有一些土地，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地主。他給他的三個兒子分別取名為蕭伯軒、蕭仲泉、蕭叔環，伯、仲、叔排定了他們之間的大小關係。我的大伯父蕭伯軒是當地小有名氣的中醫，因為他奉行「不能為良相治國，便為良醫濟世」。二伯父蕭仲泉當年在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工作。老三蕭叔環，便是我的父親。

  據說，我的祖父頗有大家風範，頂討厭為富不仁，每逢夏天，他便在大路邊安上一口大瓦缸為過路的鄉民免費提供茶水。祖父出門，許多時候，身上的錢沒有了，穿在身上的衣褲鞋襪也沒有了，他去接濟了需要幫助的人。我的祖父急公好義，在錢財上面向來是比較慷慨的。

  解放后土地改革時，資中縣是四川省土改的試點地區。據某些資料介紹，當時批准殺人的權力被下放到了最基層的村一級政府。在那樣的背景下，我祖父的結局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只是，祖父在臨死時，坦然地承認：「我得罪過一些族人，但是我沒有魚肉鄉民！對於通匪罪名，純屬是誣陷、強加！」

  本章節來源於𝒃𝒂𝒏𝒙𝒊𝒂𝒃𝒂.𝒄𝒐𝒎

  我的父親蕭叔環於一九三九年畢業於原南京中央政治大學，畢業後曾在國民政府的銀行、金庫工作，也曾被政府派往西康少數民族地區工作過。

  解放前夕，我的二伯父相約我父親一起去台灣。我父親思之再三：「儘管我參加了國民黨，但我沒做過半點對不起共產黨、對不起老百姓的事，我不害怕。」他拒絕了他的二哥，坦然地留在了大陸。這樣自然就註定了他下半輩子的命運。

  解放後，經人民政府審查，我父親留在了重慶市民政局工作。父親對工作十分認真敬業，就因為他對工作、世事的過分認真，加上舊知識分子的清高，使他看不起他的頂頭上司，一個沒有文化卻是老革命出身的民政局局長。他們之間肯定沒有什麼個人恩怨和利害關係，至於工作上的不同意見看法，應該是常有的。

  在一九五七年幫黨整風的大鳴大放運動中，父親通過黑板報的方式，批評了這位局長，形容他是今日之「過於執」，一個沒有水平、草菅人命的昏官。當大鳴大放運動演變成反右鬥爭時，父親當然的被劃成了右派分子，隨之又重新翻出了他的歷史身份，並強迫他承認擔任過國民黨的區宣傳部部長。父親的認真、迂直使他不可能承認這莫須有的罪名，為此最終定為右派分子和歷史反革命，於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日逮捕，並判刑七年。

  父親被逮走了，三天之後母親生下了我最小的弟弟。那時我姐十二歲，哥十歲，我不滿八歲，妹妹四歲。由於歷次政治運動，我家的親戚無一例外地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衝擊。父親的不幸遭遇，立即就演變成我們家的生存危機，五個嗷嗷待哺的兒女，讓我的母親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我的母親蔡若卿，同樣家庭出身不好。她身體虛弱多病，加上子女多，很早就放棄了工作，在家相夫教子。面臨著突如其來的巨變，媽媽沒有勇氣活下去，但為了五個孩子，她又不得不活下去。為全家活命，媽媽只好走出家門，白天找體力活干，晚上給別人縫衣、繡花、做鞋。體力活是以天計算的臨時工，母親很早就得出去等著聽候安排，如果某一天，媽媽提著圍腰，失神地提早回家，這就意味著當天沒排上工，沒有工錢，也就沒錢買米下鍋。

  媽媽為了做工，走遍了黃桷埡、沙坪壩、大渡口、九龍坡、茄子溪等許多建築工地。很多時候，她的中飯不是一碗冷飯就是兩個冷紅苕。

  記得在修嘉陵江大橋時，我媽媽也被派去了，我們全家都很高興，因為工程大，時間一定長，我們家的生活相對有保障些。幹了三天之後，突然宣布母親不能再去大橋工地，因為媽媽是反革命、右派家屬，這麼重要的工程，怕媽媽破壞。許多時候，我母親幹著幹著，就叫走人，都是出於同一個原因，可想而知，大家閨秀出身的媽媽，為了孩子的生存，忍受了多麼大的屈辱和苦難。

  不固定的微薄收入對於六口之家的吃穿、幾個孩子的上學無疑是杯水車薪。於是媽媽賣掉了父親的所有藏書，隨後是家裡稍微值錢的東西，甚至是禦寒的棉絮，冬天裡媽媽還穿在身上的棉衣，全都送進了位於響水橋的典當公司。

  記得有一年的開學之際，為了孩子的書學費，我媽一點辦法也沒有了，便悄悄去賣血，但針頭還沒扎進去，媽媽就昏了。媽媽長期營養不良，哪有血抽？

  不久，民政局以給不起房租和家具費用為由，強行更換了我家的住房，全家六口只能擠在一間屋子裡。出於無奈，媽媽曾打算把弟弟抱給人家養，姐姐當時哭著求媽媽：「別送走弟弟，要死，我們一家就死在一起吧！」而我卻天真地說：「送吧！等弟弟長大後，我們再把他領回來。」

  就在這樣的困境下，媽媽堅決不與父親離婚，她相信父親是一介書生，是好人！她還教導我們：「要誠實，即使是餓死，也要清清白白，對得起祖宗！」

  媽媽的身體很弱，在我的記憶中，經常暈倒，但媽媽的精神是堅強的，她扛起了這個苦難沉重的家。我敬重、熱愛我的媽媽，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我盼望快長大！能為媽媽撐一肩！

  我的童年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二重天。一九五七年以前，陽光是那麼的明媚，春天是那麼的美好；我聽到的是老師的讚賞，看到的是老師的微笑；我愛唱歌，我愛跳舞，歡樂總是伴隨著我。每逢「六一」兒童節、或過年、或生日，早上醒來，總能看見媽媽親手縫製的新衣服放在床頭邊，穿上新衣服和家人一塊兒享受節日的歡樂。我心裡好幸福！每到周末的晚上，父親幫我們洗漱完畢，全家圍坐在一塊兒，聽父親用普通話朗誦小說、詩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與舒拉的故事》在我的記憶中尤為深刻。清晨，父親會帶領我們，抬頭挺胸、昂首闊步地練習健康的走路姿勢……

  父親被逮走以後，我們家無異於是天塌了下來。陽光、春天不再屬於我們，歡聲笑語更與我們無緣。媽媽出去幹活，姐、哥要上學，八歲的我半天讀書，半天帶弟弟妹妹。我不懂，為什麼他們要抓走爸爸，為什麼我家的生活一下就變成這樣？我害怕，我害怕有一天媽媽也會被別人抓走，我們幾姊妹將怎麼辦？我心裡的沉重啊，八歲的孩子如何承受得起？

  星期天、寒暑假、節假日，我哥外出為人家擦皮鞋，我和姐姐為人家抬水、洗衣服，為廢品公司拆舊棉紗、舊手套，為建築工地背磚、捶石子，還要去南紀門河邊撿拾人家丟棄的爛菜梆子……

  記得我第一次去背磚，從大溪溝河邊背到李子壩工地。當時我只有九歲多，體重四五十斤，為了多掙幾分錢，我強迫自己背八塊，八塊磚的重量我想與我的體重差不離吧。我一背上肩，如同身上壓了一座大山，眼冒金星，雙腳打閃。同去的大人勸我少背兩塊，我沒有同意，我想多掙幾分錢。從大溪溝河邊到李子壩必須經過人和街爬坡到觀音岩，再到李子壩，光是這路程對一個九歲多的孩子就不輕鬆，何況要負重幾十斤。我想著，心裡也畏難，因為我個子小，腳也無力，但我沒有放棄。我只有一個信念：我要為媽媽減輕負擔，我一定要把這幾毛錢掙到手。於是我在心裡規定自己，每前進一百步，才能抬頭看看前面的路，因為我害怕我沒有勇氣堅持下去。就這樣亦步亦趨，在天黑之前，我非常艱難地把八塊磚送到了目的地，用了一整天掙了五角錢。回到家，我雙手把錢呈給媽媽，媽媽一把拉著我哭著說：「你還這么小，這麼瘦，飯也沒吃飽，手杆細得能折斷，你是怎樣掙回這五角錢的喲！」我沒哭，也許從那時，我開始學會堅強！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家裡的窘況達到了極點。國家分配的布票我們不能享用，全送人家，換回些舊衣服禦寒；糧票送給人家，換一點錢買回極少的糧食充飢。我們不敢奢望穿鞋，夏天，打著赤腳走在馬路上，燙得受不了時，在陰涼處搓搓腳又繼續走；冬天，雙腳凍傷、潰爛、流膿。在這饑寒交迫之中，我從小學升入了初中。

  初一時，學校根據我家的情況，給予我每月七元的助學金，我很感激！因為用這筆錢可以抵消我的書學費，還能解決家裡的一些生活困難。可從一九六四年開始貫徹階級路線，我這個黑五類的子女沒有資格再享受助學金了。我沒有錢交書學費，學校除了沒趕我出校門外，對我一律不聞不問。但我渴望知識，喜歡讀書，我仍然天天來到課堂，空坐在位子上。

  記得有一次剛開學，語文老師突然把我抽起來，要我朗讀預習的課文，我慌忙中拿起同部桌的課本讀了起來，之後老師表揚我預習得好。我心裡難過極了，我沒有預習過，我沒錢買。

  在記憶中，我讀書期間從沒用過一支鋼筆，二分錢買個筆尖綁在一個小木棍上，就權當作筆；二分錢買包墨粉和上一點水，也就是墨水了。父親、姐姐的字寫得十分流利漂亮，我非常羨慕，就用一隻小棍在地上不停地寫、畫、模仿。

  在屈辱、尷尬、無奈之中，我初中畢業了。經歷了那麼多的事，我知道我沒資格再讀書，儘管是那麼渴望。在接到不錄取通知書時，我心如止水，只是深深地感到，我是徹徹底底被這個社會拋棄了，我沒有選擇也無須商量，更談不上憧憬。我獨自去報了名「自願」下鄉。為了媽媽，為了兄弟姐妹，只要不讓他們看見，任憑命運把我帶到天涯海角，哪怕是去迎接死，我都能平靜地去接受。

  報名的時候，不知是萬源縣方面的人，還是重慶方面負責該事務的人看了看我，對我說：「你還不滿十六歲，照規矩是不能去的。」我冷峻地回答：「我要去！」就這樣，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下了戶口，九月五日在兩路口公寓乘坐軍用卡車離開了重慶，沒有眼淚，也沒有留戀。

  記得當天早晨，父親冒著傾盆大雨來送我，我用鄙視的眼光看了他一眼，父親知趣地悄悄離開了。沒想到，這一眼，竟成了我與父親的永訣。父親在「文革」當中，被老家的造反派打死。時隔多年，當媽媽平靜地告訴我此事時，沒有悲傷，沒有眼淚，可它卻成了我心中永遠永遠的痛！我悔恨我當初的幼稚、不懂事，把清清白白的父親當成了敵人。他那麼儒雅、博學、堅毅、剛直，他承受了多麼大的屈辱、壓力和痛苦，卻不能得到自己女兒的理解。

  九月，正是大巴山區的雨季。我們一路顛簸，經過達縣，來到萬源，然後再分配到草壩。聽說是去占領山頭，白手起家，建一個茶場。由於陰雨連綿，去草壩的公路許多地方塌方了，領導要求我們知青步行，行李請當地人背。就這樣，認識的，不認識的，三三兩兩，前前後後，懷著各自的心思行進著。一百多里地我們走了兩天，在這兩天中，我們這群十六七歲甚至像我這樣不滿十六歲的小青年，初涉社會，胸無城府，大家不自覺地談到了學校、落榜、家庭……我這才了解到，哇！這許多的同行者都是與我一樣的「黑五類」子女。我心裡如釋重負。我突然覺得，大巴山是這般美麗，山是那麼青，水是那麼綠，空氣真好啊！我多想大吼一聲：我解放了！我與他人平等了！我不再面對歧視的目光！我好輕鬆！

  到了目的地，我們被安排在一個中農家庭（原是一個大隊小學)。床是用剛砍下來的樹棒和新鮮葛藤捆綁的通鋪，用新鮮竹子做的鋪墊。由於當天行李只到了幾件，我們十幾個女孩就半臥半坐在上面，又潮濕又擁擠。隨著深夜的來臨，寒氣逼人，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左右的姐妹開始嚶嚶地哭泣。我沒有哭，我從小經歷了太多的悲傷。

  剛開始，我們的勞動是白天為生產隊拔黃豆，晚上剝苞谷，然後就是到深山去割茅草、砍樹、燒荒墾荒。勞動是艱苦的，手上打滿了血泡，手背全是血口子，還有許多嵌在肉里的小刺，但我不覺得苦，在這個集體裡，我和大家是平等的。生活的艱苦、身體的勞累，永遠比不上對心靈的凌辱。我知足，我快樂，只是我常常想起媽媽和兄弟姐妹，我要學會壓抑和忍受。

  一個月之後，我們迎來了畢業於重慶四十一中學的三十個高初中生。我們手捧映山紅花和可以充飢的小紅籽，像迎接自己的親哥哥親姐姐一般，在我心裡更像迎來了溫暖、迎來了希望。

  高中生的到來，使我們的勞動生活更步入正軌。場裡成立了團支部，每月還辦一次牆報。我心裡更明了：到農村來是為了建設山區，改變山區的面貌，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對勞動的目的也有了更充分的認識。我嚴格要求自己並積極向星火茶場團支部交了入團申請書，團支部第一批批准了我的入團申請，我好興奮、激動、高興！我是第一次得到團組織的肯定和承認，要知道，我從七歲多就被打入了另冊。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沒夥同大多數知青返城，而是同星火茶場及其他場的同伴一起留在了大巴山，繼續勞動，自給自足，直到一九六九年拆場插隊。

  一九七一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被調到縣文工團。一九七五年轉行調到縣幼兒園當老師。當時一個老師一個班，有三四十個學生，我帶著孩子們唱歌、跳舞、講故事，樂此不疲，經常忘了下課。我特別關照那些孤僻、不苟言笑的孩子，了解他們的內心深處，害怕傷害他們幼小的心靈，讓他們同等地享受陽光與歡樂。孩子們敬畏我的嚴厲，但更願意享受我的慈愛。在這段時間中，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和獨生女兒。一九七九年因照顧關係，我調回到重慶光學儀器廠。

  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十四年，我把我一生當中最美好的青春獻給了大巴山。在這其中，有過苦、有過痛，但是也讓我有幸結識了草壩區的這一批知青朋友。他們才華橫溢、博學多長，有人格、有尊嚴、進取向上，他們對我的影響終生難忘！

  從年幼時期，我就被剝奪了許多權利，當然也包括學習的權利，但我始終渴望讀書。幾十年來，我老是做著同一個夢，那就是考大學，然而在夢中，不是做不來題，就是筆沒有墨水。我的心不甘啊！常常從夢中醒來，淚流滿面！

  在廠里，我仍是做幼兒園老師，由於工作出色，得到去「幼師園長培訓班」學習的機會。儘管我晚去報到半個月，儘管同學們都是從幼師畢業的現任園長（只有我例外），但是我用最短的時間趕上了進度，同時科科成績名列前茅。我創作的兒童故事、兒童詩歌得到了老師的一致好評。

  後來，廠里需要一位鍋爐水處理化驗員，上面要求必須高中畢業以上學歷，但有學歷的又畏懼考試，廠里選中了我，謊報了學歷，把我送進了培訓班。學習當中，涉及許多高中階段的化學知識，我從沒學過，加上年齡也大了，為了攻克那些我不懂、又記不住的難點，我放棄了許多休息時間。「老天不負有心人」，年齡最大，學歷最低的我卻以科科優秀的成績通過了考試，得到了上崗證。在實際工作中，我所處理的水質，經專業部門檢查，是整個北碚區最好的。我的工作，得到了有關部門的表揚。

  我想，我當初如果不被剝奪受教育的權利，能夠得到平等的機會，也許我也會是一個合格的工程師或不錯的教師吧！

  改革開放開始了，有關部門給我爺爺、父親平了反，全部否定了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不實之詞。對此我很感激鄧小平爺爺，感謝當今政府，當今的政策。儘管我們為此蒙受了幾十年的不公正，但是我們仍然感謝公正、平等和實事求是之社會風氣的到來。

  我失去了許多，我把彌補此生遺憾的期望，自覺不自覺地寄托在我女兒的身上。因此，我不同於一般的家長那樣教育孩子。我只是客觀地引導孩子，讓她珍惜平等的受教育的機會，讓她懂得，凡事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要腳踏實地走好每一步，然後才是爭取得到機會。鼓勵她，無論在哪個集體，都應該力爭做到最優秀，特別是在遇到困難和矛盾時，不能逃避，而是要堅強面對，想辦法解決困難、化解矛盾。因此，我決定讓她放棄到附近相對條件較好的子弟校讀書，而是去較遠、各方面物質條件都較差的農村小學就讀。讓她從小就接觸農村、接觸艱苦、接觸弱者，並同情幫助他們。女兒確實沒辜負我們的期望，小學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省重點中學西師附中，同樣以優異的成績進入高中。一九九四年參加高考，以高出文科重點線六十多分、全省文科前二十名的優異成績進入四川大學國際貿易專業。四年後，又考取了川大（世界經濟）研究生。畢業後，應聘到重慶大學教書，一年後又到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攻讀經濟學博士。在重慶大學的一年中，校方評價：教學好、有師德。現在復旦大學邊攻讀博士邊教學，同樣得到領導和導師的肯定。

  現在，儘管我已退休，但我自覺人還不老，我要和我的兒女們，面對新的生活，充滿希望，迎接更加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