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覺小傳

  王離離

  一

  1921年8月14日，王覺（原名：王大勣）出生在重慶巴縣一個富裕的家庭里。其父王岳生（字正鍾）曾追隨孫中山先生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後，王岳生走上仕途。先後擔任四川軍政府統計局書記官；四川造幣廠廠長；全省警務處處長兼省會警察廳廳長（1923年）；四川省財政廳廳長等眾多重要職務。國民革命後棄官從商，致力於社會事業。1928年初創《民治日報》，繼而成立重慶電療醫院。在實業界又先後任過鹽業公會主席、川鹽銀行董事（1936年）等職。1937年，與重慶社會名流、實業家劉子如、胡汝航，共同出資創辦「三才」「三多」兩家磚瓦廠，專聘技師精製中西各式磚瓦，這是當時四川和重慶最早開辦的機制磚瓦廠。同年為慈善事業重慶私立孤兒院（任董事會副主席）捐資，據史料記載，在渣滓洞犧牲的革命烈士江竹筠和重慶市原副市長余躍澤，就是在該孤兒院受啟蒙教育而成長起來的。

  父親在鄉下擁有田地，城裡置有房產，家裡有用人、小轎車、網球場，王覺的生活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父親王岳生是讀書人，知書達禮為人謙和，他做官還鄉時極不願在鄉鄰面前顯擺，總是離王家大院老遠就要下轎，徒步田坎進家。由於父親的進步思想，辛亥革命的幹將熊克武、但懋辛、劉伯承都是王家的常客。可以說，王覺在很小的時候便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以至後來他從重慶巴人中心校畢業，進入巴縣中學念初中就開始接受共產党進步思潮影響，並熟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各種革命書籍。1936年暑假，王覺參加中共外圍組織「重慶救國會」，並加入學校秘密團體「學聯」開展的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6月，川東地下黨利用學校作先導，在重慶一些學校發展黨員，王覺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從而，他成為一名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地下戰士。1939年秋，經中共巴縣工作委員會批准成立巴縣中學黨支部，王覺時任支部書記。

  20世紀40年代初期，王覺就職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創辦的育才學校（位於合川草街），在該校文學組任教。之後相繼在巴蜀中學、鄒容中學做過國文教師。在巴蜀中學任教時，著名表演藝術家王曉棠曾是他的學生。在學校教書期間他用進步思想影響學生，使許多進步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王覺遺文中述：「1947年秋，《新華日報》等黨在重慶的公開單位擬返延安，形勢緊張，根據地下黨上級組織指示，我離開『文協』（即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重慶分會）到鄒容中學任教。當時我的組織關係在重慶地下黨職教區。鄒容中學是國民黨四川元老辦的一所學校，既不進步也不反動，政治空氣比較平靜。我擔任高中二年級語文課教學，學生年齡較大，大都不過問政治時局。我在鄒容中學教書本屬隱蔽，無意在校內開展工作，但通過講授不免宣傳一些進步思想，一般反映不強，只兩三位同學似有所悟，課餘來接近我，流露不滿現實的情緒，鄭禎榮即是其中一位。經過多次與鄭交談，看出鄭有進步要求，我便與他談論時局，介紹他讀進步書籍，對他進行培養。寒假期間上級組織對我的工作有了新的決定，叫我辭去鄒容教職，經上級同意於春季開學時請病假，介紹郭祚發同志（又名郭雲剛，見我在『文協』時發展並由我聯繫的黨員）到鄒容中學代課。」

  

  1944年，王覺賣掉父親遺留的田產，出資在重慶臨江門一小巷內創辦新地出版社，積極地為進步文藝事業作貢獻。其間，為沙汀出版了書

  籍《還鄉記》。1946年，協助何其芳編輯《抗戰文藝》《七月》《希望》《萌芽聯合特刊》等文學刊物，因此與何其芳先生結下深厚友情。「文化大革命」後，王覺常去北京開會，每次他都會專程去看望何其芳。在學校任教期間，王覺還兼職全國文協重慶分會的工作，撰寫發表過許多文學評論，如《〈財主底兒女們〉——第一部讀後感》《談〈馬凡陀的山歌〉》《讀豐饒的原野》《承繼偉大的文學遺產——寫在魯迅先生逝世十一周年》《文藝節斷想》等文章。

  1948年4月，由於川東地下黨組織遭受叛徒破壞，王覺奉命撤離重慶赴華北解放區，與川東、川西地下黨的同志在天津匯集，參加第四野戰軍南下幹部的入城學習，時任天津軍管會文藝處秘書。之後，「在中南局組織部錢瑛部長的帶領下，隨四野乘一列悶罐車南下去武漢。火車上，王覺熱心為大家服務，打開水、買食物，照顧一些體弱的女同志，受到眾人的稱讚」。（黃友凡回憶中述）

  王覺遺文自述：「1948年4月川東地下黨組織遭受大破壞，5月初與李思源同志離渝赴華北解放區，後參加天津接管工作，與由上海局派往香港的馬識途、鄧照明等四川地下黨同志接上頭，一同南下參加武漢接管，由華中局組織部專辦王英同志（原上海局負責人之一）決定於1949年8月赴南京參加西南服務團。」「隨四川地下黨馬識途、蕭澤寬、鄧照明等二三十人由總團決定編入總團政策研究室，在行軍途中整理四川、重慶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資料。研究室主任蕭澤寬。」

  1949年，王覺去武漢中南軍政委員會的文管會學習接管經驗，時任軍管會文藝處組長。「他負責電影審查，一天要跑好幾家電影院，因為他在天津也做過電影審查工作，因此對政治反動、淫穢黃色的影片嚴格把關，很有經驗。那時，王覺與川東地下黨同志黃友凡(後任重慶市委宣傳部部長)常在一起暢談理想、展望未來，他們一致認為：為革命，犧牲了那麼多的好同志，作為倖存者，將來一定要為黨努力工作。」（黃友凡回憶中述）後來，王覺和李思源（後任重慶市計委副主任）又奉錢瑛大姐的秘令，專程入川，傳達黨中央關於四川地下黨如何迎接解放的指示。

  再一次深入敵占區，這是一項既艱巨又危險的任務，然而，王覺同李思源不顧個人安危，機智勇敢，喬裝打扮與國民黨特務周旋，為革命以身犯險。

  1949年 8月，王覺奉命到了南京，在二野參加學習準備進軍西南。在南京期間，當時二野的鄧小平接見了川東、川西的地下黨黨員，大家備受鼓舞。緊接著，王覺隨部隊急行軍經武漢、長沙到達常德待命。在常德期間，組織上安排大家收集有關重慶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資料，為重慶解放的接管工作做準備，因王覺對重慶情況熟悉，便積極工作為上級提供了許多重要資料。隨後，他與西南服務團戰友們乘坐一輛大型軍車，途經湘西山區進入川東酉、秀、黔、彭，於 12月 4日抵達剛解放的重慶。到達重慶後，王覺作為軍管會第一批軍代表，順利接管了重慶文教系統。

  二

  新中國成立初期，王覺在重慶市委宣傳部文藝處任處長。「重慶第一屆文代會的工作報告，便是由他執筆、起草並修改完成。文藝界的各項政治思想運動，以及各項文學藝術活動，他都要參與領導。」（溫田豐回憶中述）這期間，王覺經常到基層扶植區縣文化，組織文化幹部開展群眾文藝創作。同時他還親自審查戲劇作者創作的川劇、歌劇、話劇劇本，並尤為關注重慶地方劇種川戲藝術發展。1961年，時任重慶市委書記的任白戈（「左聯」作家）親自掛帥，組織重慶市川劇院決定選送《繡襦記》《金釵記》《荷珠配》《紅梅記》四部傳統折子戲進京演出。戲劇排練期間，王覺具體負責指導審查工作。在繁忙中，他幾乎每天都會親臨排練現場，對劇本及表演、服裝、舞美、燈光等，提出修改意見並嚴格要求，甚至連每一個細節都不肯放過。當時，重慶著名川劇表演藝術家袁玉堃、李文韻、許倩雲、劉卯釗都參加了此次進京匯報演出。這次成功演出轟動了京城，隨後受朱德、陳毅等中央領導邀請進中南海懷仁堂專場演出。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作協重慶分會移去成都，王覺調任重慶市文聯作秘書長，協助主席鄧均吾工作。為長篇小說《紅岩》早期寫作，四川省文聯主席沙汀與王覺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並對小說創作反覆提出修改意見、進行細緻指導。當時，重慶方面負責《紅岩》創作的具體工作，主要由王覺親自在抓，還將三位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和劉德彬以專業創作員身份調進了文聯。這期間，時任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的馬識途，也對《紅岩》寫作給予了極大的關心、支持和幫助。那時，王覺在我們的印象里是白天忙碌的身影，晚上夜以繼日地在燈下讀書、寫文章、審查各類劇本、修改各種報告。王覺為人從不以領導自居，他家的房門隨時都敞開著，有登門談工作的、談創作的、匯報思想的，甚至有因訴說冤案而來的，來者不拒，都可以在他家吃飯、留宿。他的幾個孩子，經常是在睡得舒舒服服的熱被窩裡，半夜被父母叫醒把床讓給客人，家人在地板上打地鋪睡。

  1964年，由西南局書記李井泉親自批示，組織文藝慰問團赴南江地區大巴山，對革命老區的群眾和知識青年進行慰問。重慶市委當即安排組建一個文化工作隊，決定由王覺率隊，帶領重慶市歌舞團演出隊及劇本、音樂創作的作者李康生、沙子銓、楊世元等人，一同前往大巴山南江林場慰問演出。大巴山地處偏遠高山，當地嚮導帶領一隊人翻山越嶺極為艱辛。到達目的地，文化工作隊受到當地村民和知青的熱烈歡迎。以後，他們回到重慶作了匯報演出。隊員們通過在山區體驗生活，還創作了一出話劇——《新家嶺》，這齣由王覺親手抓的話劇因「文化大革命」爆發而未能公演。

  三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各項工作開始全面復甦。1977年，王覺迴文聯官復原職。那時他正值壯年熱情高漲，終日為重慶文藝工作四處奔走，文聯下屬八個協會的活動他都要參與。王覺無論為人、辦事、作文都非常認真，第一屆全國單列城市文聯工作會在重慶召開，他囑辦公室起草一篇紀要，總共不到兩千字的文稿，王覺字斟句酌費了大半宿工夫修改。王覺工作作風十分簡樸。有一年，他與羅良德、凌承緯去哈爾濱開會，途經北京已是深夜，為找住宿大家跟著他步行從東長安街到西長安街，一輛輛計程車擦身而過，他就是不開口叫車，直到午夜一點才坐上了一輛沒有遮攔的平板車。當天晚上，他們住在北京市文化局下屬單位的招待所，睡在木板床上，枕著油黑髮亮的糠殼枕頭，王覺卻一點不在乎。按當時出差規定，王覺可以乘坐飛機或享受火車軟臥，但他為了機關節省經費，經常是放棄乘飛機而坐火車硬臥，他從來不把待遇放在第一位。那時王覺肩負的擔子十分繁重，他除了負責文聯機關的行政事務工作之外，還得把更多精力放在如何發展重慶的文學創作上。《紅岩》雜誌是文聯主辦的文學期刊，王覺兼任主編。為辦好刊物，他在時任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和著名作家沙汀（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的激勵和幫助下，嘔心瀝血地努力工作。

  隨著全國改革開放的推進，形勢一派大好。70年代末，重慶文藝創作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群眾文學創作激情也空前高漲。王覺為把握這一大好時機，對創作人才的發現和培養十分重視，對好的文學作品也倍加關注。那時《紅岩》雜誌每期刊發的稿件，他在付梓前幾乎都要親自過目。遇到重要作品，他要與作者交換意見並認真提出修改，甚至為其撰寫評論。當時，《紅岩》雜誌在全國產生影響的作品問世，都離不開他的關心和幫助，並為之付出了許多心血。1979年，在《紅岩》季刊一期發表的長篇小說《一雙繡花鞋》，王覺就費心不少。他與作者況浩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為打磨小說中的細節，他們經常在一起長談切磋。這部小說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由長春電影製片廠改編成電影劇本——《在茫茫的夜色後面》，後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拍，「文化大革命」之後才拍成電影，將其更名為《霧都茫茫》。電影劇本也曾在王覺手上輾轉往返不知有多少次，每一次他都通宵達旦地閱讀和修改。

  作家周克芹創作的長篇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獲首屆茅盾文學獎），曾得到著名作家沙汀的高度關注，沙汀在與王覺的多次通信中提及這是難得的好作品。在小說創作期間，王覺專程去四川簡陽與作者見面，並邀請周克芹到重慶文聯住下寫作。1979年，《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在《紅岩》雜誌首發。小說發表後，王覺為這部作品撰寫了長達近萬字的評論，先後刊發在《四川文學》和《紅岩》雜誌上。後經刪節又在《重慶日報》發表。同年，在《紅岩》刊發的上海知青作家葉辛創作的長篇小說《風凜冽》也被王覺看好，在這部小說發表之前，王覺也曾多次與作者通信交流並親自修改。後來，葉辛與他的通信一直保存在王覺家中。那些年，許多優秀文學作品問世於《紅岩》，使被列為全國大型文學期刊的《紅岩》在國內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

  20世紀 80年代，王覺對重慶文藝界工作的參與和支持是多方面的，他不僅重視文學創作，而且對戲劇、歌舞、音樂、曲藝等劇目的創作和演出都十分關心。重慶市歌舞團自創編導，反映自衛反擊戰的舞蹈《生命不息衝鋒不止》進京參賽前，經過反覆排練，王覺有空就去排練場觀看並給予演員鼓勁。後來這個舞蹈在全國獲獎，回渝匯報演出也受到廣大觀眾喜愛。1985年，由夏祖生、陳飛、白路平創作的話劇《陪都新聞》，也是在王覺的啟發、提議和關心下產生的。當時，討論劇本和排練都存在非常大的爭議，但在王覺的鼎力支持下，市話劇團著名導演趙鏘成功地將該劇搬上了舞台。這部反映國共合作時期周恩來實事求是對待「李少石事件」的重頭劇，在重慶「霧季藝術節」首演，得到了重慶市委原書記任白戈的肯定，並受到了著名戲劇作家曹禺的讚揚。該劇的前身

  電影劇本《李少石事件》也曾得到過文化部原副部長陳荒煤的肯定。1987年，話劇《陪都新聞》在市委宣傳部的支持下，改編為三集同名電視劇，由上海電影製片廠著名導演黃祖模執導。在電視劇拍攝期間，王覺與導演黃祖模促膝交談，對拍攝工作予以諸多幫助。電視劇拍成後，王覺出席了在大坪紅樓舉行的首映式，還連夜親自主持召開了座談會。隨後，《重慶日報》用整版篇幅報導了這部優秀劇作。當年5月1日，中央電視台一套節目連續播放了該劇。為此，導演黃祖模非常感激，特意精心製作一本劇照集送給王覺留作紀念。

  峨眉電影製片廠青年編劇王冀邢每次創作了小說、劇本，都會送給王覺審閱並請他提出意見。王覺也非常欣賞這位年輕人的才氣，在許多場合都會提起他。幾年後，王冀邢編導的電視劇《布爾什維克兄弟》在重慶拍攝，內景主要選在文聯小院，他提出要借用王覺的住房作拍攝現場（此時王覺已去世），當提起這個劇本王覺生前都看過時，王覺家人欣然同意，無條件地給攝製組提供了許多方便。

  王覺一直對重慶的音樂、美術、書法、故事演講，及其作品創作都非常重視。1984年，為重慶綦江農民版畫進京展出，王覺與四川美協主席牛文多次去綦江審查精選參展作品，此後在中國美術館展出的版畫作品就是他和牛文拍板通過的。那些年，四川美術學院歷屆畢業生舉辦的畫展，都會邀請王覺前去觀摩，他與川美的幾屆院領導都是朋友。王覺對少兒美術、書法、兒歌朗誦比賽也很關注，重慶市少年宮舉辦的少兒文藝活動也常邀請他參加，他都不會缺席。

  20世紀80年代成渝兩地文學界非常活躍，兩地作家協會的關係十分密切，王覺經常帶重慶的中青年作家、編輯去成都。《紅岩》雜誌社編輯李耀國、趙曉玲曾與王覺一同去成都，與四川許多作家都是朋友。四川省文聯黨組書記陳之光與王覺友情甚篤，以兄弟相稱。成都的許多老作家都跟著他叫王覺王大哥，而成都的青年作家則跟著重慶的青年作家親切地叫他覺伯伯。1994年，重慶作者趙曉玲、劉凱娟和王離離應《四川文學》之邀，赴九龍溝參加小說創作筆會。那次會，聚集了四川許多

  有才華的中青年作家，阿來、裘山山都在其中。筆會上好幾個人都向王離離提到，當年王覺去世（1991年10月28日）的消息傳到成都時，那天正趕上四川省作協開會，大家不由站立起來集體為王覺默哀，一些與王覺感情深厚的老作家都流下了眼淚。

  王覺在重慶文藝界擔任領導時一貫愛才惜才，與各類文藝家廣交朋友。他對人一片公心，唯才是舉，起用了不少人才。他曾經舉薦許多中青年作家、詩人、演員和書畫家，盡力給他們提供機會和予以幫助。在文聯，王覺對老一輩作家、編輯不但重情重義，而且還時常關懷照顧他們。文聯辦公室老主任向曉、作家楊甦生病住院期間，他經常獨自去醫院看望。同時，還關心更小一輩的青年，當時先後來到文聯工作的陸大獻、鄧毅、盧德龍、劉陽等，他們的成長都得到王覺無微不至的關心和愛護。王覺離世後，重慶文學界人士將他多年在文聯的工作稱之為「王覺時代」，以示對他的懷念。

  王覺一生操勞，臨到70歲去世前都沒放下工作，沒放下工作中的繁雜、工作中的糾結、工作中的牽掛、工作中的樂趣。王覺曾毀家革命一輩子，對黨忠誠、正派廉潔、兩袖清風、一生勤謹，為黨的事業和重慶文藝事業竭盡全力。王覺去世時，一副輓聯掛在他曾辛勤工作過的文聯機關大禮堂：

  獻身文壇從未絲毫懈怠鞠躬盡瘁君為表率 揮汗藝苑不敢半點偷閒死而後已你是楷模

  備註：

  王離離（1954—2015）系王覺之么女。重慶市作家協會會員，曾就職重慶市少年先鋒報社，擔任編輯部主任。

  王覺（1978年攝於重慶枇杷山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