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軍調部中共代表李立三辯論
2024-10-04 07:02:36
作者： 何蜀
就在文強這次到重慶後，3月27日，山城的春風中傳開了報童、報丁們興奮的吆喝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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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雙方與參加調處的美方代表一起簽訂了東北停戰協定。
但戰事仍在本溪、營口、四平、長春、海城、鞍山等地進行。
北平軍事調停處執行部派出四個小組赴東北執行停戰令。因這時國民黨東北軍政機關已搬到瀋陽，駐瀋陽的二十七小組便成為中心組，中共方面組長饒漱石，政治顧問李敏然，參謀長伍修權。饒漱石工作了一個來月即調去北平軍調部，由李敏然接任組長。
美國和國民黨方面很快就發現，李敏然即當年名噪一時的中共領袖李立三。李立三這時還擔任著東北民主聯軍日僑管理處長。他這次到長春、瀋陽，與國民黨方面談判了拉法、柳河、平泉等地發生衝突的責任和交換俘虜問題；北滿（中共占領的松花江以北地區）境內日僑、日俘遣返歸國問題；小豐滿電站恢復供電問題；國民黨軍從松花江北岸的陶賴昭和江橋以北的一個據點撤到江南並停止修復松花江鐵路大橋以確保雙方脫離接觸不發生衝突等問題。
在談判期間，李立三與國民黨軍新六軍軍長兼東北第四綏靖區司令官廖耀湘拉上了鄉親關係。廖耀湘還熱心地為李立三尋找到了在醴陵老家失去聯繫多年的老母，並給李母送去了600元東北流通券和家信。李立三也向廖耀湘回贈了一些禮物。
談判結束後，熊式輝與杜聿明給了剛從重慶回到東北的文強一個特殊任務：要他借訪問為詞，去同李立三進行一次辯論。
熊式輝要他在辯論中強調：中蘇條約是對中國極不友好、極不平等的條約，與帝俄時代沙皇的侵略政策一樣，蘇軍在東北以勝利者、主人翁自居，完全不把中國國家主權放在眼裡，其種種「老毛子劫收」行為給中國帶來深重災難，有如「前門拒狼，後門進虎」等等，
熊式輝對文強交代：
「李敏然這次來談判的幾條，我們都已答應了。你可代表我方，表現得大方一點。只是要跟他另外指出一點：蘇軍到中國領土上來欺壓中國人，中共成了蘇俄的幫凶。你去收收幫凶的威風，讓李敏然回去後也能多少發揮一點中國人的作用。」
杜聿明則對文強說，與李立三辯論，不必提「幫凶」二字，只是要把蘇聯正在復活沙俄的大俄羅斯主義這一點說得嚴重一些。
於是，文強以東北行營中將督察處長兼東北保安司令部中將督察處長的身份，前往瀋陽中蘇聯誼社大樓七樓上李立三下榻處。
對這個住處，伍修權有這樣一段回憶：
那是一座日本建築，我們的房間裡也是日式的榻榻米。我們駐地周圍布滿了監視我們的軍警憲特，我們開始工作後每天扔棄的廢紙，他們都有專人一一收去檢查尋覓什麼「機密情報」。
文強振振有詞地與李立三辯論了兩三個小時。李立三當然只能說蘇聯紅軍是為了東北解放而來的，是中國人民的盟友。兩人互不相讓，各自都認為對方無理。這樣的辯論自然毫無結果。
在當時情況下，文強的辯論占據著「國家主權」的政治制高點，自然占了上風。最後，文強咄咄逼人地說：
「只要李先生還沒有加入蘇聯籍，那麼我們就都應該以中國人而且是主人的身份來說話。你這次來談判，在這裡雖然是客人，但是談判解決的是我們中國兩黨之間的事，請不要忘了自己的主人身份！」
分手時，文強約李立三次日下午同赴瀋陽市中心區和鐵西工業區巡視，看一看蘇聯軍隊「劫收」走了多少中國財產，還有多少被他們據為己有的中國建築物和機器設備上釘有蘇聯的CCCP標誌牌，插有蘇聯國旗。
但是到了次日晨，杜聿明打電話告訴文強，李立三準備午宴後即起程返回哈爾濱，不再同他去巡視市區了。
在午宴上，文強碰到李立三，李立三向他客氣地表示道歉，說是因有急事需馬上趕回，原定的巡視不能奉陪了。文強料想他是不願去面對蘇聯搶奪中國財產的現實而找的託詞，也就一笑置之。
文強當時並不知道，李立三自有他的苦衷。
十多年前，李立三因對1930年給中共造成重大損失的那次左傾路線錯誤負責，被調到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和接受批判，隨後留在莫斯科工作。
1938年，在史達林鎮壓反對派的「大清洗」中，李立三突然被蘇聯內務部以「日本特務」罪名逮捕。關押了一年零八個月，還受過肉刑折磨。要不是有他的蘇聯妻子李莎不惜犧牲自己的政治前途，交出共青團團證，不顧一切危險給予他支持和關心，李立三很難活著出獄。
在此期間，蘇聯內務部一個同時擔任著共產國際幹部部長的官員馬爾特維諾夫，炮製了一份批判李立三的文件，誣稱李立三參與的八一南昌起義是軍事冒險主義，廣州暴動是反革命陰謀，在蘇聯召開的中共「六大」是人民的敵人布哈林領導的，「六大」決議是機會主義等等，在批李立三的同時對中共歷史進行了攻擊。
李立三對此進行了堅決的反駁。他出獄後，針對馬爾特維諾夫的誣衊，向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提出了控告。1939年11月底，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為此召開了辯論會，當時正在莫斯科治療臂傷的周恩來也參加了最初的幾次會議，並對馬爾特維諾夫的一些誣衊性陳述進行了反駁。
直到1940年3月，共產國際才作出結論，承認對李立三的指控是沒有根據的。但仍然以他在中國犯有錯誤為由，決定對他處以停止黨籍一年的處分。
誰知冤家路窄，李立三回國到東北後，那個馬爾特維諾夫也被蘇聯派到了東北。這時已改名為卡爾洛夫，擔任著中長鐵路局副局長。
1947年春，因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急需一批房屋使用，時任東北軍區對外聯絡部部長的李立三去找卡爾洛夫聯繫，商量將中長鐵路局占據著而又一直空置的一些房產拿出來使用。
誰知，卡爾洛夫竟誣稱民主聯軍擅自啟封占用了他們的房子，搬動他們的家具等等，向李立三提出抗議。
李立三邀蘇方人員一起去察看了「現場」，證實沒有這回事，他便向蘇方提出了反抗議。
卡爾洛夫惱羞成怒，控告李立三挑撥民主聯軍和蘇聯的關係，並代表蘇聯方面宣布以後再不同李立三打交道。迫使中共中央東北局與李立三商量，讓他辭去了對外聯絡部部長職務，專任城市工作部部長。
有趣的是，在此後不久，文強應國民黨東北交通運輸總局局長陳延炯的請求，派東北行營第二處副處長張樹勛率領全副美械武裝的警備大隊，強行接收了被蘇聯人占用的瀋陽鐵路總局鐵路賓館，並將潛伏於內的蘇軍情報局人員扣留，經審查後驅逐出境，並沒收了他們的間諜電台。
也許在這個時候，卡爾洛夫之流才會明白一個道理：
無論國民黨還是中國共產黨，都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