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助熊斌收編偽軍

  日本的投降，使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也使文強的人生道路進入了一個新的轉折時期。

  儘管他自抗日戰爭開始之前就已經脫離中國共產黨而進入國民黨陣營，並且參加了國民黨陣營中最大的特務組織之一軍統局，還成了其中的高級骨幹。但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他實際並未直接參加反共內戰活動。然而，抗日戰爭的勝利，卻把他推上了反共內戰的前線。

  當時中國面臨十分複雜的局勢。蔣介石在處理接受日軍投降、收編偽軍、接收淪陷區等方面採取的公開維護其一黨獨裁的決策，更加激化了國內矛盾，使得國、共兩黨原有矛盾迅速上升。

  

  本來，國民黨軍主力遠在西南、西北及滇緬邊境，要想迅速接收日偽占領區，並非易事。即使以最快速度運送部隊，也要花一些時間。僅以東南地區為例，新六軍空運南京，是在9月5日以後；第四方面軍空運上海，是在9月6日以後；第十集團軍沿漢宜路疾馳武漢，是在9月7日後才陸續到達。華北、東北地區自然就更費時日了。而長期堅持在敵後廣大戰場作戰的中共軍隊，則已對盤踞在大中城市及鐵路交通線、海岸線附近的日偽軍形成了分割、包圍。

  但蔣介石為了鞏固其一黨獨裁統治，卻不願讓名義上是國民革命軍一部分的中共軍隊就近受降，而一面嚴令中共領導的十八集團軍「原地駐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動」。一面又令國民黨領導下的「各戰區將士」「加緊作戰努力」，「積極推進，勿稍鬆懈」；並命令日偽軍只許向國民黨軍投降。他劃分的15個受降區，也一律由國民黨將領擔任受降官，將中共軍隊排除在外。

  對此，中共方面作出了針鋒相對的反應。毛澤東在給新華社撰寫的評論《蔣介石在挑動內戰》中以另一種極端的態度提出：「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抗日軍隊才有接受敵偽軍投降的權利。至於蔣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觀，坐待勝利，實在沒有絲毫權利接受敵偽投降。」

  在這種互不相讓的情況下，就出現了這樣的怪事：急於早日被遣送歸國的廣大日軍官兵，此時卻不能就近向中共軍隊投降——駐北平的一位日軍參謀長高橋渡邊，因向北平西山附近的中共游擊隊接洽投降，竟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而堅持不向中共軍隊投降的日軍指揮官，則被視為服從命令、維持秩序有功。

  國民黨當局的錯誤政策，引發了不應有的混亂。日本軍方在8月20日致電遠東協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稱中國戰場自停火以來，重慶及延安之部隊毫無紀律，擅自開入日軍占領下之地區，並分別要求日軍解除武裝，致局面趨於混亂，認為不得不採適當措置，請盟國統帥部派員調查。

  蔣介石聞訊，氣得立即致電軍令部長徐永昌，要他向麥克阿瑟表示，這是日軍有意破壞中國軍譽與推卸停戰責任，並電何應欽向岡村寧次提出嚴重警告。

  這時廣大偽軍官兵更是無所適從。若就近向中共軍隊投降，則被政府視為違抗命令，從「附逆」變成「通共」，罪上加罪；若拒絕向中共軍隊投降，則又必然在軍心動搖毫無鬥志的情況下遭到中共軍隊的持續攻擊。

  蔣介石的荒謬決策，使已經取得勝利的中國軍民又白白地多打了許多本來可以不再打的仗，多流了許多本來可以不再流的血。

  淪陷區各大城市的漢奸政權，在日本宣布投降後的一兩天中即相繼宣告解散或停止活動。由於國民黨當局的錯誤政策，政府不能儘早實行有序的接收，致使不少地方一時陷入無治安管理機關的「真空」狀態，到處出現打著各種中央黨、政、軍機關招牌，真偽莫辨的「接收代表」，爭相接收，甚至以「漢奸」罪名對淪陷區的企業、商家進行敲詐勒索。

  當時蔣介石的駐滬代表蔣伯誠就報告，上海到處有人自稱中央代表要接收機關工廠敵產，鬧得人心不安。戴笠下令忠義救國軍搶先行進入上海圍繳日偽軍槍械，被蔣介石得知後，發出手令嚴詞斥責。但蔣介石並未認識到他對造成這些混亂局面的責任。

  對於偽軍的處理，國民黨內許多人原來都堅持「漢賊不兩立」，絕不容許收編偽軍，要求將偽軍以漢奸罪論處，一律依法進行審判。時任軍政部長的陳誠也曾堅持要將偽軍就地解散，決不容許收編以致「混淆國軍血液」，並因此與主張就地收編偽軍的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進行過激烈爭論。但後來為了與中共爭奪武裝與地盤，儘快接收淪陷區，許多國民黨人又不得不同意了蔣介石將偽軍就地收編為政府軍的決定。

  於是，駐南京的任援道，駐徐淮的郝鵬舉，駐北平的門致中，駐開封的龐炳勛，駐泰州的孫良誠，駐歸綏的李守信，駐商丘的張嵐峰，駐蚌埠的吳化文，駐新鄉的孫殿英等著名偽軍頭領，均被給予暫編某路或某縱隊先遣軍司令名義，要求其就地維持治安，幫助國軍接管，「嚴防中共破壞」，贖罪立功。

  這樣一來，對漢奸的處理也就形成了雙重標準：無兵權的大漢奸一般都遭到逮捕，受到了審判，而手握重兵的大漢奸即偽軍頭領則大多搖身一變而為國軍將領。有個別偽軍頭領在此時因辭去了軍職，便也遭到了逮捕、審判。

  此舉雖然使國民黨在許多淪陷區的接收上比中共搶了先，但同時卻又給國民黨帶來無窮後患。蔣介石身邊的侍從室第六組（情報組）組長兼軍統局幫辦唐縱就在日記里寫道：

  偽軍察知政府之處境，恬不知恥，向政府要挾需索。（1946年1月14日）

  他還發出了這樣的悲嘆：

  現在許多漢奸又在搖身一變而為政府官吏，抗日的青年窮小子在街上流浪沒有人理會。如果讓這趨勢發展成功，革命的潮流將不屬於我們了！（1945年12月1日）

  針對當時形勢，中共中央也於這年10月6日發出了《關於爭取敵偽軍向我投降的指示》，要求各地迅速加緊敵偽工作，爭取部分日、偽軍向我投降，「並設法擴大日、偽與美、蔣之間的矛盾，使其不能聯合對我。」

  收編偽軍與接收淪陷區，一時竟成了國民黨與共產黨間的爭奪戰。

  8月12日，華北宣撫使熊斌飛到西安。

  此前，熊斌自7月中旬帶著一批高級隨員飛到漢中後，原以為漢中行營主任李宗仁可以協助開展策反工作，但李宗仁這時已內定調任北平行營主任，他與華北偽軍頭目也沒有什麼聯繫，給熊斌幫不上忙。8月11日，熊斌通過國民黨中央黨部留置南鄭的廣播電台發布了對華北偽軍頭目的收編任命，發表龐炳勛、孫良誠、張嵐峰、孫殿英、吳化文、郝鵬舉、葉蓬、門致中、李守信等分別擔任新編第一至第十路軍（為避免與中共軍隊混淆而不設第八路）總指揮，令其即日就職，負責維持地方秩序，保護人民，聽候委員長命令，不得擅自移動，不得受未經委員長許可（實指中共軍隊）之收編等等。

  隨即，熊斌趕緊飛到西安。

  熊斌深知僅靠這些任命並不能迅速解決偽軍問題，因為他與那些偽軍頭目雖有過去的人事關係，但現在並未建立起切實聯繫，那些人不會相信他的空口許願。而胡宗南又有門戶之見，對他著急的事並不熱心幫忙。戴笠向熊斌交代過，如華北地區漢奸部隊反正有何困難時，可找文強協助。於是他便親自來找到文強。

  文強作了多年策反工作，早已派出若干人員深入各偽軍部隊，與許多偽軍大頭目建立起了秘密聯繫，並派有專人駐於偽軍部隊中起聯絡及監督作用，設有聯絡電台。

  文強與熊斌見面後，立即要胡頤齡等擬出計劃，越快越好，因為日本天皇裕仁已經廣播無條件投降，如果不搶先一步，華北地區的漢奸部隊就有可能星散，或投向八路軍一邊，或拖槍為匪。熊斌焦急地說：

  「我在漢中一月，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如今到了千鈞一髮之時，也無妙策。問題是蔣主席的命令難以立刻傳到，漢奸頭頭們看不到真憑實據的電令印信，只靠電台、報紙發表是不會相信的。」

  文強安撫熊斌說，偽軍孫殿英等部已在他掌握之中。文強向熊斌談了已考慮好的如下辦法：

  立即將以宣撫使名義轉奉蔣介石發表華北地區的大軍事漢奸龐炳勛、孫殿英、門致中等十餘人為各路先遣軍總司令的命令，拍發給軍統局派駐新鄉孫殿英部的情報組組長李叔晉，責令孫殿英將原電星夜派員送達各接受命令者手裡；

  同時，文強保薦軍統局少將級高幹龔春浦、陳仙洲、張振武、陳軼珍、譚松艇五人為華北宣撫使署專員，由他們攜帶加蓋關防印信的委任狀，星夜出發，趕到各路先遣軍總部親自傳達命令，面交委任狀，完成任務後返西安復命。

  熊斌聽了，這才放下心來。

  文強當時並未想到，他此時所從事的「策反」，同他在上海「孤島」所從事的策反和抗戰勝利之前從事的策反已經大有不同，在性質上已發生了靜悄悄的變化。

  如果說以前他對偽軍的策反是為了加快民族解放的進程，那麼，這時進行的「策反」，則在相當程度上變成了為「政府」——國民黨蔣介石爭奪地盤、進行反共內戰作準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