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領導策反工作

  文強改調為軍統局北方區長後，對外稱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調查統計室少將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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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統局北方區是當時軍統局外勤單位中最龐大的一個，管轄晉、陝、豫、冀、察、魯六省及平、津兩市。工作重點又是對偽軍進行策反。策反對象中，包括原屬西北軍、東北軍、內蒙古地方保安部隊及一些地方武裝投敵後改編的偽軍，其中尤以西北軍為最多。

  戴笠這次到西安視察時，特別詢問了文強對北方幾省策反工作的部署，並對他說：

  「西歐戰場繼北非戰場而取得勝利，即將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不論日本如何頑抗，失敗的命運是挽救不了的。中國今後的問題不是對外而是對內——與共產黨爭天下的問題。共產黨野心不小，未可小視。好在校長胸有成竹，早有準備，前途是必操勝算的。校長將策反任務交給我。我估計華北、東北的漢奸武裝不會少於一百五十萬，東南、華中約有百萬之譜，華南約二十多萬，共計約三百萬人，戰鬥力雖不強，搖旗吶喊，也不失為一大力量……我手上掌握的近二十萬游擊部隊，受過美式訓練和持有美械輕裝備的，已超過十萬人。打算在將來再從反正的漢奸部隊中挑選精銳二十萬人，練成一支『戚家軍』那樣的精銳隊伍，用來打天下，將是很可觀的力量。」

  戴笠越來越多地關注「與共產黨爭天下」的問題了。

  這並非戴笠一人的個別見解，而代表了當時相當大一批站在政府立場上的國民黨人的憂慮。

  這些國民黨人中，自然也包括曾經是共產黨人的文強在內。

  一天夜裡，已經談到很晚了，戴笠意猶未盡，一時興起，給文強談起了他幾年前與胡宗南在四川江津縣拜訪共產黨的「開山祖」陳獨秀的事。

  原來，中共領袖之一張國燾於1938年4月從延安叛逃投奔國民黨後，蔣介石起初很高興，以為這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致命打擊，便把張國燾交給戴笠安排使用，但幾年下來，才發現張國燾言過其實，未能對破壞共產黨想出什麼有效的辦法，戴笠大失所望，覺得不好向蔣介石交差。

  張國燾也自覺尷尬，便提出一個建議：由國民黨知名人士公開訪問前中共領袖陳獨秀，爭取將陳獨秀的抗戰言論編印成冊，以作為對付延安的宣傳。戴笠與胡宗南及其智囊團商量後，覺得這是張國燾黔驢技窮的表現，但也不妨一試。

  於是，戴笠便請示蔣介石批准後，與胡宗南一起，以私人身份去拜訪了寄居於重慶附近江津縣鄉間的陳獨秀。

  為了刺激陳獨秀這位中共創建人、「老頭子」出面罵共產黨，他們按謀士們的建議，特地帶上了1938年的一份報紙——

  那時，因王明、康生從蘇聯回國後，乘著當時史達林對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所謂「右派與托派同盟」進行殘酷鎮壓之機，在中共刊物《解放》上公開誣衊陳獨秀是「拿日本津貼」的「民族公敵」，蠻橫宣稱「托匪即漢奸」，「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引起國內輿論大嘩，一批著名的國民黨上層人士及文化教育界人士聯名在《大公報》《武漢日報》《掃蕩報》相繼發表了為陳獨秀辯誣的公開信，批駁了「中共」實即王明、康生等人對陳獨秀的誣衊。陳獨秀也在《掃蕩報》上發表《致〈新華日報〉的公開信》作了有力的自辯。此事當時使得中共方面頗為被動。

  不料，戴笠與胡宗南把帶去的那份刊有陳獨秀《公開信》的《掃蕩報》給陳獨秀看後，陳獨秀只表示了感謝，但卻「不願公開發表言論，致引起喋喋不休之爭」，他還要求胡、戴二人「對今日晤談，切勿見之報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表明了他以國事為重，不糾纏個人委屈的嚴正態度。

  戴笠講完這件事後，生怕文強以為他是在吹牛，還翻出當時所記的談話筆記給文強看，但又叮囑：

  「此事校長只許我與胡知道，泄露了就要受嚴厲處分。如與宗南兄相晤，也切記不要談及此事。」

  他還談到，向蔣介石匯報了拜訪陳獨秀情況後，蔣介石嘆息說：「陳的見解深湛，眼光遠大。共產黨內連這樣的人都容不下，難怪張國燾要逃走。」

  文強聞言，不禁引起對自身經歷的感慨。

  這一類事情，自然是不斷加深了他對中國共產黨的隔膜與反感。對這個他曾作為其中一員並為其目標進行過英勇奮鬥的政黨，他從思想上到感情上都離得越來越遠了。

  文強擔任北方區長後，就積極投入到對汪偽頭目策反的緊張工作中。

  他通過潛赴淪陷區各地的情報站、組及通訊員、特派員，搜集情報，掌握動態，逐步與一些偽軍大頭目，如華北各地偽軍大頭目、內蒙古偽政權頭目德王等人，建立起秘密聯繫，為爭取其不再繼續作惡並在適當時機反正，作了大量工作。

  他通過駐安徽臨泉界首鎮（抗日戰爭時期蘇魯豫皖邊區的要地，通往淪陷區的前哨據點）的軍統局東北特別情報站站長陳旭東的原東北軍關係，甚至還與汪偽軍委會參謀總長鮑文樾取得了秘密聯繫。鮑文樾原是張學良在東北軍中的親信部將，曾任參謀本部參謀次長、軍委會辦公廳副主任。據說還曾參加過發動西安事變。

  因為原屬東北軍系統的漢奸軍事頭目較多，後來戴笠曾親到陽明洞去請張學良將軍寫了許多綢子密信，要那些原東北軍將領服從黨國命令，效忠國家民族，積極團結抗日。經陳旭東派出得力人員，將綢子信縫在衣里內，冒險犯難，分送到鮑文樾之類的大漢奸手裡。

  他們甚至還派情報員到過「滿洲國」，去策反偽滿總理大臣張景惠……

  若僅以一個「曲線救國」的說法來抹殺這一策反工作的成績，顯然是不公正的。因為這些偽軍頭目歷史上大多有反蔣和對抗中央政府的歷史，對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從來就不抱信任態度，加上他們普遍慣於見風使舵，腳踏兩隻船，信奉「奶子長便是娘」，因此策反工作風險極大。

  文強派出的策反工作人員及電台發報、譯電人員，被告密出賣或暴露身份遭到捕殺的，前後竟有數百人之多！

  1945年5月初，曾任軍令部次長、陝西省政府主席，已被蔣介石任命為華北宣撫使的熊斌，派了宣撫使署參謀長胡頤齡（又名胡介眉）來到西安。胡頤齡通過冀察戰區總司令高樹勛駐西安的辦事處長傅正舜等人找到文強。

  文強知道熊斌是陸軍大學高材生，曾任西北軍馮玉祥的參謀長，在馮部當過軍官教導團團長兼全軍訓練總監。華北地區的偽軍大頭目，如龐炳勛、吳化文、門致中、孫殿英、張嵐峰、孫良誠等等，幾乎無一不出西北軍之門，這就是蔣介石讓熊斌出任華北宣撫使的重要原因。文強事先已得到戴笠的來電，也向胡宗南面報了必須協助熊斌的道理。因此胡頤齡等人一來，他便說明，已接到戴笠來電，一切聽熊次長指示辦理，並熱心地向他們提供了自己對策反工作的意見。